野夫:90年代我的北漂岁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79 次 更新时间:2015-09-17 14: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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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 (进入专栏)  

  

   1995年夏天我出狱后,就把母亲从山里接到武汉来养老。那时一个刚坐过牢出来的人,只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变,整个国家都进入商业狂潮时代。我也想着赶快注册一家公司,赶快挣钱养家。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借了2万块钱注册了一个小公司。

   在我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时候,开始做了第一本书。我的老师易中天为了帮助我,好心好意地把他已经签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本书,抽出来说你拿出去做吧,应该能挣钱,你要挣了钱就给我一点稿费,你要赔了就算了。

   结果因为我的本钱太少,在海南出版社买了一个书号,又找到一个很烂的印刷厂来印这本书。等到我去印厂看这批书的时候,简直气坏了——没有一本书是一模一样的,一摞书中封面颜色从深到浅,全是残书。但是已经交了定金,不要这些书损失就更大,我只好把这些残书拿来到广州去参加书会,这些比盗版还烂的书,根本就没有人订,公司很快倒闭。其间母亲也自杀了,武汉,就这样成为我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一个伤心之地。

   就在我心中最困苦的时候,在北京任职的武大师兄、也是中国著名的作家王梓夫,他劝告我:“你要离开武汉,你在武汉没办法活了。武汉一大帮兄弟每天来看你,还天天要喝酒,这样下去你的整个生活都被毁掉了。你要想重新站起来,就必须离开武汉。”他说:“你到北京来”。他甚至给了我一个美好的梦:“你到北京来,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让你来了就有家,然后她也会帮你找工作。”

   我当时是想要换一个城市,但是并没有像他设想得这么好。他确实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跟我同姓,我们彼此也不了解,我与这个时代隔绝已经很久,这位女子在北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也不了解。但是这位女性非常善良,她说你来北京吧,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一份工作。

   于是,就像我的散文里面写到的这段历史:我决定回山里去,用母亲留下的最后一点点钱,把外婆的坟敲开,把骨头捡起来,因为没法带回家,就在殡仪馆把骨头烧成灰。那正是腊月27左右,我从殡仪馆把父亲寄存在那的骨灰取出来。带着两盒骨灰,回家。

   《1980年代的爱情》里面写的那个细节也是真的:我拎着两盒骨灰,碰到了我的那群老同学,他们又把我挽留下来两天。我在腊月二十九,拎着两盒骨灰,什么行李都没有。腊月二十九,机场里全都是从外面回来过年的人,所有回来过年的人,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回家,都是外面成功的人士,才会坐飞机回山沟里面。只有我过安检的时候,两个方方正正的盒子,外面用纸盒子套着。我被安检的警察拦下,说你这两盒是什么?是骨灰吗,他们觉得很奇怪,里面是粉末状的东西,所以专门拿了下来。我说确实是骨灰,他们打开一看是骨灰盒,这才让我上的飞机。就在那一刻,他们看着我一脸悲伤,看着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拎着两盒骨灰上飞机,我从他们的眼神看到了连他们都心痛的感觉。我把母亲的衣服烧了,买了两块墓地,就算是把整个上辈埋葬了。

   我决定到北京来。

   来北京之前,我心里没底,临行之前我给王梓夫打电话,我说尽管你介绍的朋友说要给我一份工作,而且说已经帮我找到了,但是我毕竟对她不了解,见面也可能还会有另外的一些可能,所以你必须给我一个保证,我才会来。他问我什么保证?

   王梓夫是通州人,在通州有很高的地位,通州的区委书记、区长都跟他称兄道弟。我说你必须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保证我在通州能有个单位看门,我只需要做一个看门人就可以了。因为看门我有时间看书,看门的人有一个小房子可以住宿,那点工资足够我吃喝了。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只要有一个地方能安身、能读书、能有饭吃就行了。我不认为这个生活是下贱的。王梓夫一听哈哈大笑,说:“我跟你保证,绝对可以保证你在通州看门,你就来吧,不要再犹豫了”。我说你还得在我来之初,给我找一个小房子,因为不管这个女人多么好,我不可能一去就搬到人家里去住,这样不妥。他说我已经帮你借了一个小房子了。

   告别武汉,一大群朋友饯行之后,正月十二送我上火车站的是李斯和另外一个朋友,这正是中国的民工潮开始出门打工的时候。过完年要赶紧出去找活干,尤其是在九十年代,民工潮涌动的武汉火车站南站门口,民工们排着蛇一样的队伍,火车站广场上直的队伍已经排不下了,必须蜿蜒曲折的排队,保安不断地用脚踢着那些排得不整齐的民工,而民工身上都背着被子。

   我没有带被子,我只带了换洗衣服,结果另外一个朋友,给我提来一口锅。他非要我带到北京去,他充满友情地说,你去了也要自己做饭吃,你也要买锅,这是一口新锅,有口锅总是方便一些。站台上这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说:“我要背着这口锅到北京的话,我一生都抬不起头来了。古人说破釜沉舟,你要强行让我带这口锅,我现在就把这口锅在铁轨上砸了。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是你这口锅一定要带回去,我不相信我一生要背着锅出门,我不信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我的锅,找不到我的碗”。我就带着这样一种心情上了火车。

   正月十三早晨来到陌生的北京,此前我只来过一次。一下火车梓夫就把我带到了朝内小街南拐棒胡同。他给我找的房子是大杂院里的一个斜瓦的窄小偏房,只有3、4平方米。里面只有一个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除此之外放不下别的东西,没有暖气也没有取暖的煤火。

   我曾经跟我的朋友们说的一句话,最好的哥们儿,男人之间的照顾都是粗心的,哪怕是你最铁的哥们儿,你永远不要相信你最铁的哥们儿,是一个会像女人那样照顾你的人。梓夫跟我大胆地保证过,你就不要带被子来了,我都给你备好了。这天他请我吃完饭就走了,到了晚上我上床才发现,是一床夏天的被子,垫子也是夏天的,又没有任何取暖设施,那是真正的冷啊!

   我体会到北京冬天的寒冷,就是在北漂的第一个夜晚。冻的根本无法入睡,我只好起来把我所有的行李打开,像盖瓦片一样,大的衣服、小的衣服、短裤、袜子,一点点拼起来,然后再小心翼翼地钻进去,勉强增加一点温度。

   身上有没有钱呢?有,李斯给了我2000来块钱,2000来块钱买一床被子显然是买得起,但是人除非到了落荒而逃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舍不得花这个钱,因为你接下来要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路费你是必须要花的,车钱你是必须要花的,吃饭必须要花,每天买速冻饺子,买方便面你也要花的,你不愿花钱去买一床被子,一床被子至少一两百块钱,那你只能忍受这种冷。

   第二天我跟那个女士打电话,她说马上出来请我吃饭,其实关于这个女人的故事是另外一个传奇,因为事关别人的隐私,我不愿意在这儿讲,我要讲出来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新闻。事关中国很伟大的一些人,这个女人见了面也很坦诚,说我对你已经了解了,因为通过你的朋友;你对我一无所知,那我现在告诉你我是谁……一番故事讲完,把我请在顺风吃海鲜,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海鲜了,对我非常有礼有节,非常善良,吃的是最好的海鲜,不断地给我夹菜,然后讲她的故事,我一生很感激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也至今还是我的哥们儿。

   她确实给我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她也确实介绍清楚了她自己,高知、高干,还有家庭的,很好的职业等等。唯一不好的是,当我听完之后,非常诚恳的跟她说,我感谢你,我们素昧平生,初次见面你便把你如此的隐私讲给了我,这个世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只有我知道,我会为你一生保存这个秘密,但是这个工作我不能要了。而我们之间呢,梓夫这些人出于好心介绍我们做男女朋友,我也觉得我们适合做兄弟。对天发誓,这个女人听到愣了,她没想到我会做出这种选择;因为对于一个走投无路的人来说,我其实是抱着来了就上班的心态来的,我自己一下把自己的后路断了,这个女人非常震惊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她同时也非常高看我了,她说我理解你的选择。我出来就给梓夫打了一个电话,我说这个工作我不能要,我要了就坏了我的江湖规则,坏了我的为人处世。

   突然一下,由有备而来的有工作,变成没工作了,那时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于是就开始找工作了,开始看《北京晚报》报缝了。那个时候好像就有《精品购物指南》这一类的报纸,上面会有各种招聘信息,去应试了。其实很多这样的招工广告,他们要的要么是简单的劳务人员,要么是技术人员,对于一个学中文的人来说,实际上是不太好求职的。那一年我34岁不到,33岁多,就这样像没头苍蝇一样地找工作。因为我跟梓夫说了,只有在我最后的时候,你让我到通州去看门,我眼前还没到这一步,我还有2000来块钱,我还想挣扎。

   就在找工作找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那会儿就是真正地挤公共汽车、坐地铁,而且穿的很破烂,舍不得给自己换新衣服,穿的衣服是坐牢前、被捕前买的那些衣服,出来后因为家里一直都是灾难,没有钱换好衣服;我记得,发生了一件至今想起来还令我辛酸的事。我坐在地铁上面,有两个北京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看年纪大约是初中生,他们站在我的背后,我感觉到他们在我背上按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在那嘻嘻笑,两个男生恶作剧地笑,我回头看了一下他们,他们就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从小也是喜欢搞恶作剧的孩子,我当然知道他们搞了什么小诡计。以我的暴烈,我完全可以揭穿他们,一人抽两耳光,但是那会儿我想,(他们是)孩子,算了。我也不想当着他们面揭穿他们,等他们在我面前下车了,我把衣服脱下来,看到他们把口香糖贴在我的衣服上。我就是这样一个外乡人,一个穷困潦倒,破衣烂衫的人,是被这些孩子所歧视的。

   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快要弹尽粮绝了。那一年,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首富牟其中》,责任编辑人是作家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候秀芬。候姐非常欣赏我,是老大姐,候姐说野夫你还没找到工作,我来帮你介绍到南德集团去,我说好啊,于是候姐就跟南德集团人事部长写了一封信,然后我就拿着这个介绍信,到了五棵松那边的南德集团总部。那个时候南德集团在中国如日中天,刚到南德集团的第一个场面就把我震住了,楼下整整齐齐排列着,接近100辆一个颜色的桑塔纳,那个时候桑塔纳是很牛的豪车了,在就是在显示集团的实力,全部配备清一色的桑塔纳。

   我进去找到人事部长,人事部长看到我这个介绍信很给面子,那个时候无数下海的人直奔南德集团而去,南德集团成立了一个专家考核小组,多数人的档案看都不看,对值得留下的人,由专家小组进行统一考核、评估,跟我一起参加评估的另外还有两个人,我们三个人进入候选,其中一个是中南海下海去的,就是从中南海辞职直奔南德集团。最后他们两个留下没有我记不得了,我留下来,给了我一个最后的鉴定报告。

   这份鉴定报告我留了很多年,但是在后来频繁的搬家、离家、回家的过程中找不到了,其实我很想找到这份报告,它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档案,那是当年中国最牛的一个民营企业,给我的一个专家小组的评估,其中最后一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秘书人才,建议做总裁秘书。就这样我到了当年的中国首富牟其中身边。

   南德大厅贴着牟其中的名言:“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样的名言给我们这样一些外乡人,也提供了我们的北京梦、中国梦。

   牟其中的故乡和我的故乡一衣带水,隔着长江,他是万州人,我是恩施人,早在他还在万州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他是万州的名人,他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是万州的名人,著名的反革命案首犯。这样一个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都仰慕的名人,现在我成了他的秘书,这种最初的惊艳和得意,我终于找到工作了,而且给我的待遇不低,而且是在如此牛的集团里,我应该是认为人生找到了起点。

但是我很快发现,我伺候不了这个主子。牟其中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他的成功也有他的这种决断能力,脾气很坏,他一生崇拜毛泽东,就连行为做派都愿意模仿毛泽东,他虽然是坐反革命牢的人,但是毛泽东是他的精神领袖。我理解那一代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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