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通过网络上正在流传的一段视频，李世默先生进入了我的关注视野。这位通常被冠名于风险投资家和政治学学者的知名人士，以其鲜明的政治观点和超群的演说能力获得了很多朋友的青睐；我近期看到的那段视频正是他于2013年6月份在TED环球大会上所做的全英文演讲。在这段仅20分钟的演讲中，李先生完成了对一个极其重大话题的分析，最终的结论大概可以这样表述：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作为某种“制度理想”的它们都不具备“普世性”价值，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都是一厢情愿的话语建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所走过的政治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该坦然地宣布“元叙事的终结”，而热烈地迎接一个多元政治模式并存的时代。
李世默先生的演讲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了王绍光、张维为等学者的政治观点。尽管他们在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和一些细节素材的展示方法上存在差异，但最终无不“殊途同归”般地落脚为对自由主义的质疑和对“中国道路”的认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先生肯定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关于该话题，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汗牛充栋”，而且不同的观点都有各自的事实依据，我们很难做出完整的裁判。我认为，绝大多数的思想争论都可以区分为事实和逻辑两个层面，李先生的观点也同样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关于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我们很难从细节上进行分析鉴别；但是他通过批判“元叙事”来推论出对中国道路的赞同，这种思维方式和内在理论逻辑很值得继续认真揣度。
首先，李世默先生在演讲中分别否定了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元叙事”的合理性，却得出了“泛多元主义”的结论，实际上就等于回避了政治哲学必须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何为“政治上的善”？很显然，脱离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笼统意义上的多元主义很容易沦为“存在即合理”的陈词滥调，从而变得没有任何思想价值，正如有的网友深刻地提出，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会沦为某种“不可知论”。常识告诉我们，逻辑需要事实来验证，但是事实本身却不能代替逻辑，因此，以某种事实的存在来逃避对某种逻辑话题的回答，注定是难以成功的。人类的政治历史显示，当特定的政治实体难以对外输出自己“政治价值观”而又想极力抵制外部政治观念的入侵时，泛多元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政治话语就水到渠成地被制造出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套话语注定是没有持久生命力的。
其次，李世默先生在演讲中明确指出，以“选举”为标志的现代民主制度不具有普世性价值，而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对“中国成就”的分析间接地提出，社会秩序的良好整合以及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被视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透过以上两个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李先生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它完全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政治信条；但是其中的问题就在于：实践的“合理时间段”如何确定？假如以三十年为周期计，苏联的政治制度就完全可以被视为成功模式；假如以十年为周期，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政治制度同样也具有“合法性”。将这种观点推而广之，我们似乎还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任何政权都能够从“现状还可以维系”这个事实来论证自身的“合法性”所在；但是很显然，这绝非正常的思想论辩，而仅仅是一种依托“自我想象”而做出的武断陈述。
再次，李世默先生在演讲中提到，与中国取得的杰出成就相对照，已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战乱和经济停滞等问题，由此可以证明这种制度没有普世性，这种观点与张维为先生的论述如出一撤。我在《张维为先生的几个理论缺陷》一文中曾说到：它们的很多社会“问题”都是历史形成的，而与政治制度的“西方化”并无直接关联，比如刚果的族群冲突、伊拉克的宗教派系斗争、乌克兰的民族矛盾等......很多国家在“出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它们在这之前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又如何能与“学习西方”挂上关系？或者换个角度说，如果这些“出问题”的国家在进入现代人类历史时期之前就已经长期“落后于”中国，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据证明：这种发展水平的差距源于“中国坚守了自己的特色，而它们不恰当地学习了民主制度”呢？
最后，在我看来，李世默先生的演讲所存在的最根本问题应该在于，他不恰当地将两种所谓的“元叙事”并置阐述，却忽略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共产主义强调“必然性”，最终推论出了以“强制和统一”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制度设计；而自由主义强调“趋势性”，最终推导出了以“多元和底线”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制度设计。也因此，两种政治理想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了大不相同的面貌：共产主义与普遍的极权政治相伴而生，自由主义却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主样式”，比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典型的现代民主国家在政党、议会、司法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设计上都存在诸多的差异。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多元主义”，但又是一种坚守共同“底线”（即核心政治原则，比如自由、平等、人道等）的多元主义，而不是“泛多元主义”，这种元叙事不应被“僵化式”理解。
总而言之，由于未能深刻理解“自由主义”思想的精髓，李世默先生盲目地将其作为与共产主义并列的“元叙事”加以审视和批判，最终陷入了“泛多元主义”和“庸俗现实主义”的陷阱。假如我们可以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范勇鹏研究员的观点：“能力和正义，都是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很显然，能力只能作为某种“临时性”的标准，而只有正义才能被视为“永恒性”的标准，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应该就在于，他们不仅需要维持基本的生存，更需要捍卫和不断发展生存的尊严。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有现成和详尽的的规划方案，但是同时又离不开对于“大致方向”的探讨；而关于这种问题的任何表达都难免具有“元叙事”的特征；因此，尽管我们需要去防范一些元叙事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但元叙事本身是难以终结的！李世默先生在演讲中说到，“历史是最好的裁判”，我对这句话持“完全认可”的态度，但又想补充说，这里所说的历史不应该太短暂。李先生能够跑到西方国家做这番演讲，并收获了热烈的掌声，而在一些非民主化国家，这种场景的出现就很难想象，仅此一点，其实就足以证明了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制度的信心和活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