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精英不合作与基层风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3 次 更新时间:2015-09-15 17: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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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  

    

   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个话语范畴,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的内涵是这个社会的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这三个“化”的背后,都在表达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制度范式,程序正义等来关照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等。反过来说,因为人的原因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就很容易会导致类如历史上的革命发生。这是制度保障所存在的重要性,也是人们需要遵照制度行事的重要性。

   但是,关心建构制度和实践的主要人群并非是种地的,工厂里的底层百姓,他们一则没有这样的研究视野,二则对知识的把控,没有专家那么多。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一方面,这些精英,智库对国家建构和发展的出谋划策,在知识即话语权(福柯)的背景下,左右着社会的发展,带着底层百姓一起走向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状态中。另外一方面,如果国家在运用智库专家们的意见上,有分歧,而无仔细的论证,那么就会导致“拍脑袋”做决定之后的错误发生。对于这一点,我们国家的策略依然还是1978年以后所采取的新权威主义的一种方式,即试错机制。先搞一个试验区,如成功则推广,如不成功,则悄无声息的,不张扬的冷静处理之。

   进一步说,在对待国家公平发展这个核心议题上,用制度去保障公平性这个问题上,有的专家出谋划策的可谓是“啼笑皆非”。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到底是哪些人来进行“国家发展”和“制度—公平”的建构?同理,在基层社会,到底是哪些人在管理基层?这些都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精英不与体制合作,特别是不和基层合作。

   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法弄到一个完整的国家公务员数据,包括他们的学历背景,训练实践,能力判断等可以指标性的观察数据。但是这群人,对于底层的公平性建设,非常重要,且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公平问题。且历来如此,比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表达。

   虽然没有大数据,但并不是说我们身边就没有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从身边的经验去观察基层公务员群体的流动现象。比如说,A(二本本科毕业)因为找不到好的工作,而有关系,随后考取县的公务员,成为一名审计员。这在说明什么问题?同理,类如这样的现象,在基层社会当中不是少数。关系户,能力差,进入一些可能还是核心部门的人,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去管理社会?反而,B(985本科毕业),随后进入一家企业,拿着高薪。这也是一个现实的例子。比较后可以得知,工资收入在左右精英的选择。(假如985的比二本学校毕业的学生要更为精英)我们是否又发觉到了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因为B没有背景,所以去企业选择就业,而没有进入体制。第二,体制内进行选拔,不可能选择B,而是A,比如说,做县委书记的可能性,A要大于B很多很多。这就构成了一个疑问,A来管理基层社会时,“能人治理”又能有多少?反过来说,如果其是能人,还需要依靠关系这个社会资本吗?还会找不到好工作吗,在这个“开放的社会”。

   要明白的是,类如B这样的选择,是比较多的。最关键是,如今的一些精英,直接不与体制合作。行政吸纳精英的能力在衰退,这也就意味着行政采取更好的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在下降,进而就会对公平进行伤害。比如,一个乡镇,精英是不愿意去这种地方的,逐步的就导致一个死团,一群流氓治理一个个村庄。即便采取所谓的“村官”嵌入,也无济于事。据我调查,他们有的在村内,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还会遭受排挤。所以,精英的不合作,不被合作,是社会治理需要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

   同时,精英的自我边缘化也在社会中蔓延。一方面,不愿意进入体制内谋事,做事。这是道德所支持的一种抉择,还是社会观念在变迁,或许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是更多的是,“不相信”这样一种力量在作用精英的这种选择。他们似乎到了历史上的“曲水流觞”的地步。因为各种原因(包括不合理的惩罚、管理机制等),选择不合作,也不参与到一些社会的良心部门(如媒体对社会不公的监督就是良心的体现)当中作用社会建设。这种风气的蔓延会导致政治能力的衰退,社会不公在增加,暴力抗争在增多。而精英的自我边缘化,最大的受害者,不是精英,而是社会,国家和政府。且,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机制决定了政府需要精英来治理,而不是抛弃这部分人,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例如一个乡镇,村庄,都是如此,没有一个能力强,办事公平,为民服务的好村长,那么这个村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

   其实,很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判断,冷静的思考,才可以下出更多的结论,但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是否有所注意,是否有所思考,是否有所警惕。

   如果精英抛弃了国家,社会,乃至国家抛弃了公平,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比如说,最近,一个农民因为抗击拆迁,而采取自制的火箭筒对准挖掘机开炮,这就是国家制度保障失灵的一种后果。采取暴力抗争,且还有具备杀伤力的武器。但是,我们的社会治理,往往提的比较多,目标非常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也非常清晰,但是,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实践,需要过程,但是时间上也需要抓紧。因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来以后,发生的不是公平的保障,法治的保障,制度的保障,利益表达的保障,社会治理的优化,而是强拆,而是采取了具备杀伤力的武器在抗争。

   我认为,这恰好是精英不合作,底层缺乏某些东西的一种反应。

   201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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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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