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抗日战争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0 次 更新时间:2015-09-14 19: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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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  

  

   日本误判了中国人的忍耐限度

  

   蒋保信:我最近看了一个学者的文章,他说侵略中国是日本当时的基本国策。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签了国共合作协议,日本为了不让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增强实力,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黄道炫: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虽然也关注,但不是我的研究重点,也许中日关系的研究者会谈得更加深入。对于抗日战争,我们的视角不宜仅仅停留在中日两个国家之间,如果这样,很多问题恐怕就会被放大。当时,中日国力不对等,中国人觉得日本很重要,但日本未必会觉得中国有那么重要。就像1930年代,共产党觉得蒋介石的国民党很重要,但蒋介石未必会觉得共产党有那么重要。考察中日关系时,我们通常会觉得日本也把中国看得很重要,否则它为什么要侵略我们呢?实际上,日本未必真的把中国当做一个首要对手。从1880年代以来,俄国是他们的首要敌人,英国和美国也是日本很重要的假想敌,中国和印度只能排在第三层次,是日本所谓需要去改变的对象。这种地位的排序,直接就体现在日本的国策和国防计划里。

   1930年代中期尤其是西安事变后,随着中国政治统一的加强,以及蒋介石备战举措的展开,日本很可能会对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走向统一、实力壮大的趋势保持警惕,但这种警惕会不会导致日本改变他们的战略计划,很难做明确的判断,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我看得不是很多。但就对相关研究的了解而言,我觉得在下这个判断时,还是要有所保留。日本确实是中日战争的挑起者,它想不断地从中国获取利益和资源,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中国的退让,日本的野心会膨胀得越来越大,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日本有没有一个计划,从"七七事变"开始,对中国发起全面的侵略战争?就我看到的材料而言,还不一定能坐实这样的判断。

   蒋保信:在我们中学的历史书上,都是把"七七事变"当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

   黄道炫:这是中日两国互动的结果。为什么呢?日本误判了中国人的忍耐限度,以及蒋介石的抵抗情绪,它以为还能通过压迫的方式在中国获取利益。"西安事变"这一个突发性事件,造成了国共关系的解冻,在某种程度上给蒋介石施加了一种承诺上的压力。诸多因素使得中国在"七七事变"的时候,已经难以忍让了。其实,蒋介石当时仍然有想退的意思,但日本误判了局势,没给他退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只好跟日本开战。

   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双方不断磨合,有时甚至是误打误撞的结果,战争因为是双盲的互动,尤其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中日战争应该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蒋保信:假如日本侵略的动作不那么大,再给蒋介石一些空间,他可能还是会继续打压共产党。

   黄道炫:他很可能还会退让。但退让后,采取什么手段对待共产党,倒很难说。从"九一八事件"以后,我对蒋介石的概括是,"一以贯之的抵抗和一以贯之的妥协的相反相成"。至于到底选择抵抗还是妥协,要看日本侵华的强度。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选择权不在蒋介石手里。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全方位落后于日本

   蒋保信:我们现在一提到抗战,就都认为它指的是1937-1945这8年,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但另一说,认为抗战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的。

   黄道炫:我不太愿意去讨论这样的话题。因为分期的事很难说清,常常是自然形成的。在使用抗战这个名词时,我想95%的中国人所想到的开端,大概都是1937年。70年来,我们的历史教育就是这样,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

   有一点很重要,我们既然用战争去界定一个时期,那战争在这个时期当然应该是压倒性的主导事件。在1931-37年之间,主导性的事件是国共的内战,并非抗日战争,所以我们一般把它界定为十年内战时期。当然,即使说十年内战也未必准确,但是起码比抗日战争准确。

   对于历史分期,我觉得还是应该由历史学科来界定,不应过于强调其他的考虑。我们不能为了现实的要求,就把历史的基本判断给抛弃掉,如果这样的话,要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干吗?

   蒋保信:抗战初期,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实力分别是怎样的?

   黄道炫:中国全方位落后于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层面,我们都不如日本。就拿钢产量来说,日本有一百多万吨,而中国只有几万吨。在20世纪前半期,流行的词是船坚炮利,而造这些东西靠的是钢铁。钢产量是衡量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中日的差距至少是十几倍的。其他方面的差距,也都一样。

   从社会层面来说,明治以后,日本的社会组织就比中国的社会组织要更加严密,一旦政治需要,它随时可以发挥作用。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组织是松散的。从民国开始,虽然做了一些权力下探的工作,逐渐完善基层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架构,但很多构想都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也很难付诸实施。当时中国的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确实跟孙中山说的那样,一盘散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征兵都没办法征。国民政府想把募兵制变成义务兵制,准备了十年,从1928年提议要搞,1930年代开始做,但做到1937年以后,效果都很有限。户籍制度就没法建立起来,乡村的控制基本上要靠代理人,国家权力没能直接掌控。如果这个乡村代理人有道德感、为人也清正,这个乡村的秩序可能就比较好。如果那个乡村的代理人是一个贪婪的人,那个乡村可能就很糟糕。这对于建立一个应付现代战争的组织,会带来很大的难题。

   另外,从军人受的训练来说,中国也远远不如日本。日本经历了长期的对外战争,经过对俄战争、对清战争、武力征服台湾等战事的历练,战斗力非常高。在这方面,中国是没办法跟日本比拟的,国民政府也就通过黄埔军校几个月的训练,培养了一些将领。士兵很多是临时招募的,他们多是为军饷而来,年龄也不受限制,中国的军队里经常有一些三、四十岁的老兵。

   蒋保信: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华的兵力是多少?

   黄道炫:常备兵是36万人。但日本有个强大的征召制度,有大批的后备役,这些后备役也分几等,第一等的后备役随时可以集合,变成常备兵。你可以看看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征兵的宣传画。它的兵都是以地域单位征召的,很快就可以集合,开赴前线。

   蒋保信:但无论如何,中国的兵力要比日本高很多。

   黄道炫:的确如此。但是,日本的那套体系非常有效率,这种效率不光来自于它的组织,也来自于日本人服从的国民性。换在中国,即使有这样的组织,也未必能像日本人做得那么好。在谈中日两国差距时,这话是很伤人的,但你又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纪律严明,日本军人的服从精神和奋斗献身精神,在战场上确实能体现出来。

   蒋保信:假如抗战时期,中国有像曾国藩的湘军那样的部队,战斗力应该也不差。

   黄道炫: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并不能说湘军有多厉害,它对抗太平军还可以,因为太平军是乌合之众。即便如此,其实湘军一开始是打不过太平军的,只是后来慢慢经过历练,实力才壮大起来。并且,太平军后来也未必完全是湘军击败的,而是它自己垮掉的。

   必须得承认,日本人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人学习,到现在为止仍然如此。如果我们不看到这样的差距,而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民族悲情或者民族自大上面,对我们国家不是好事。

   蒋保信:特别是中国现在国力看起来很强大了,表现得很自信了。

   黄道炫:但自信应该来自于对自身清醒的认识,不能盲目自信。

  

   能跟日本打成持久战,是最好的结果

  

   蒋保信:抗战初期,国民党作为正面战场主力军,屡战屡败。国军为何如此不堪一击?

   黄道炫:其实整个战争也没有赢过。至于原因,我想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中日之间有全方位的差距。过去我们谈鸦片战争时,总是给中国找一些失败的理由,什么战术使用不当等等。后来茅海建那本《天朝的崩溃》出来,用翔实的资料告诉我们,不管清朝怎么打,注定是要失败的。找那么多失败的理由,没有意义。中日战争也是这样的,中国面对日本在战场上注定很难取胜,怎么打都是败。我们当然也可以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国民党自身有问题,但这只是隔靴搔痒,并不是问题的核心。

   蒋保信:所以,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如果中国不能持久抵抗,那可能就是亡国了。

   黄道炫:中国跟日本打,能打成持久战,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们现在认为持久战这个战略很高明,各种各样的人还在争持久战的发明权。其实那个时候,大家能够想到持久战,一点都不稀奇,这是最乐观的想法,也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思维。所以,所谓持久战的发明权,并不是一个要害问题,关键在于怎么去打持久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方针,这才是他的厉害之处。

   蒋保信:这么说起来,由于中日实力悬殊,假如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介入抗日,中国很可能会被日本灭了。

   黄道炫:这个我倒还真不这么认为。必须得说,由于蒋介石坚韧而持久的抵抗,以及毛泽东敌后战场的开辟,确实给日本人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使得日本想要在中国迅速结束战争的目标无法实现。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也不可能只停留在全力以赴地消灭中国,因为中国战场只是他们的一个战略方向而已。假如没有太平洋战争,美国不会那么早地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怎么吊诡地延续下去,确实也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但是最后的结果,肯定还会是日本战败。因为德国最后一定会完蛋,而德国完蛋以后,即使日本不去打美国,美国也会加入到对日战争中来。美国只要能在欧洲战场中腾出手来,它一定会对日本开战。20世纪太平洋的对峙中,日本是美国的一个持久的敌人。我曾经在一次讲演当中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真是疯了。但现在回头一想,日本不疯也没办法,他们大概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个结果,与其等着最后被打,不如破釜沉舟先发制人。当然,现在看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仍然是很愚蠢的,如果不这样,也许还有其他可能性。但历史很难假设,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在历史长河中,国民党做了他们那一段可以做的事情

  

   蒋保信: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学界讲中国抗战时,都有一种所谓的"史迪威悲情":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中国的帮助也付诸东流。您怎么评价这种"史迪威悲情"?

   黄道炫:我觉得美国政府很明智,它从来没奢望中国在战场上对日本上形成太大的威胁,这不现实。中国能够拖住日本,就已经是很不简单的贡献了。史迪威是个军人,他的判断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判断,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判断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观感。

史迪威的这个判断肯定是有问题的,尽管他对国民政府的批评,比如说腐败,比如说有些该做的事情没做到,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并不会优先考虑为国际战争做什么事情。如果把当时的国际战争比作一盘棋局,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枚棋子,中国做了它这枚棋子可以做和应该做的事,就已经尽了它的职责和努力,不能给它太多的批评和苛责。史迪威的使命感很强,他看到国民党政府有很多不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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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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