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治理与适应:比较的视野》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3 次 更新时间:2015-09-13 23: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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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海贝勒   安晓波  
这就使得政策的核心是为农业投资者提供支持。这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成本,同时,赋予地方干部“因地制宜”执行政策的灵活性。然而,这也可能导致选择性执行问题并倾向于放慢改革的步伐。

   本书的前两部分主要聚焦于党和国家为政权稳定性与合法性所作的努力,在第三部分,作者们转向了社会视角。本书的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国公民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观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它探讨了社会管理以及吸纳(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的新模式。最后,作者们还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改善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变迁与政治发展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何增科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导致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出现了新的行动集团。知识界在吸收国际学术前沿成果并反映这些行动集团的利益诉求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在成为学术界主流话语体系的同时逐步为官方政策语言有选择地吸收和接纳。他以“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话语变迁为例,论述了话语体系变迁与政策变迁的紧密关系。他既考察了“治理”、“善治”、“社会治理”等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的讨论情况,也考察了执政党和政府逐渐接受这些新概念并融入政策制定的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说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很好的适应性,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适度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维护能力,在吸收借鉴外部成果的同时,坚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坚守自己的改革底线。

   一般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主要在国家层面发生作用,特别是对中央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但戴长征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符号空间》一文却提供了另一幅图景,他在文章中力图证明,意识形态根植于当代中国政治系统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上,从中央层面一直深入到基层。他论证说,作为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符号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呈现出崇高性与功能化两种面向。意识形态话语结构的功能化主要表现在它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调控政治生活、节约政治成本和“吓阻”异端等方面。作为对应于政治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在空间上表现出层级性和网络化的特点,从而构成当代中国基层政治生活的“场域”。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制约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人们无时不在策略地利用这样的“场域”进行着利益诉求和权力争夺。意识形态话语结构是一种标签和符号体系,构成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倡扬—贬拟”机制,这一机制推动并改变基层政治格局,将当代中国基层政治面貌塑造得异常生动和复杂。

   维护社会稳定既是中共执政压倒一切的目标,也是中国的社会治理在目前最重要的职能。制度分析无疑是现行各种分析框架中压倒性的方法论途径,然而近年来其他的分析框架也开始出现。曾明和詹晶试图将资源与社会稳定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在《社会稳定中的“资源诅咒”破解——基于利益分享框架的个案研究》一文中,他们指出,资源丰裕地区更容易发生社会冲突,如群体性事件,这一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而引发的社会稳定事件可以称为社会稳定中的资源诅咒。通过对内蒙W矿区的实地调研,他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资源丰裕地区都存在类似的资源诅咒,W矿区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雄厚的地方财力、利润优厚的大型国企以及政府的维稳考核压力,使得它可以通过利益的分享机制,让矿区居民也充分享受到资源丰裕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收益,破解了此类资源诅咒。他们最后得出了一个适用于整个中国改革的结论: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

   在《政权合法性来源与中国模式争论》一文中,朱云汉提出了标题中的问题。基于最近在中国进行的亚洲晴雨表调查,他分别分析了影响弥散性政权支持(diffuse regime support)以及影响(民众)信任政权制度的因素——这二者均是整体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发现,在维持弥散性政权支持的水平方面,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理念中的那些价值与信念,而非政策绩效或(被公民感知的)治理质量。另一方面,对政权制度的信任受到政策绩效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它受到受访者对一个问题的态度的强烈影响,即如何看待落实法治以及提供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受访者中间,对于政府回应性的认知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至于有关中国政权合法性的大讨论,朱教授提醒人们,不要作出过于悲观或乐观的预测:正如他的数据和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既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机(这是西方政治学文献经常作出的判断),也不是说现政权不面临问题和挑战。但是,在朱云汉看来,其合法性的不同组成部分得以被塑造的多样化方式,有助于现政权应对诸如政策绩效危机这样的突然震荡。

   在《中国城市中的社会地位变化与政治价值观》一文中,安晓波(Bj?rn Alpermann)、蔡楚柯(Baris Selcuk)和杨梅妍(Katja Yang)探寻了相似的问题,只不过他们利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的定性方法首先要探究受访者的社会流动状况,因为按照某种常见的理论说法,新社会阶层的成长将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政治价值。他们确定了五种不同的社会流动(或曰社会地位变化)轨迹以及相应的政治价值模式。尤其是,他们重点关注受访者与权力的关系、受访者的政治效能感以及对于政治参与的向往。当他们阐释每一种政治思维模式的内在逻辑时,一个明显的发现就是,不同的政治思维方式最终都会导致他们所说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现象,后者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即更棘手的政治问题被漠视,注意力反而被集中于那些不太棘手的问题上。在上一篇文章中,朱云汉发现了对于中国现政权深层的文化层面的支持,本文则对朱云汉的发现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即它探究了这种深层的文化层面的支持是如何产生并如何对个体发挥作用的。

   中国政治体系的回应性遭到严峻考验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就是,它如何应对自下而上的公民组织,尤其是那些劳工组织。在《非政府组织和分包服务:一种新的社会福利还是社会绥靖政策?》一文中,郝秋笛(Jude Howell)利用她收集的丰富的访谈资料,对这个领域的新近改革进行了分析。2012年之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深圳、广东和北京的地方政府在非政府组织注册以及代表政府提供服务方面,实施了更为开放性的政策。郝秋笛指出,这些改革是更为宏观的策略的组成部分——后者致力于重新确定国家与工人(更一般意义上“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最终的目标是为了维持和稳定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近期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对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干预,就是这种重新调整国家—社会关系路径的一部分内容。文章的最后分析了政党—国家体系对待劳工非政府组织的态度。作者指出,对于劳工非政府组织而言,这既带来机遇又带来风险。对于政党—国家而言,这仅仅能够略微改善体力劳动者严酷的条件。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无法替代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后者仍旧处于构建之中。

   总之,本书的第三部分剖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理,并探究了前者如何试图影响后者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这种影响发生在从政治价值到具体政策等诸多层面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三部分得以与本书的前两部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政党—国家如何“呈现”自己具有最高的重要性——具体的方式包括本书第一部分讨论的那些内容,比如通过党的意识形态以及党的合法化叙事努力。另一方面,正如本书第二部分讨论的那样,只有在地方层面,政策才被具体化并直接影响公民及其对现政权的态度。只有将这些相互联系的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完全把握韧性威权主义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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