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极度贫困与人权:从道德关怀到经济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11 次 更新时间:2005-12-20 18: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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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围绕着极度贫困违反人权问题,在国际上产生了一些热烈而有价值的讨论。其中主要发生在联合国组织、世界银行和一些宗教团体的人士之间。这类问题上的争论,也引起了包括一些大学和国际组织中的学术界的密切关注。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如阿马蒂亚·森和戴维·兰德斯)探讨贫困的根源并为解除贫困而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的同时,一些哲学家、政治学家(如 Thomas Pogge)和宗教界人士却提出,极度贫困有违人权;另一方面,在来自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贸易代表在WTO的谈判桌上为削减关税和解除贸易壁垒忙而激烈讨价还价的同时,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也或多或少启动了自己的扶贫方案。因此,现在看来有必要在世界范围中开展学术界、尤其是在经济学家、哲学家之间的对话,也有必要在学术界与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之间展开对话。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将从道德哲学和经济学两个方面来探讨极度贫困违反人权这个问题。 一、极度贫困违反人权:从道德判断到经济分析

  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的围绕着极度贫困地人权问题的的激烈讨论,联合国的一些组织和国际人权机构中的人士目前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主要共识可以简单总结如下:一、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关怀度可以衡量任何社会人权实施的程度。二、贫困违反人权,践踏人的尊严,是对各种人权宣言和人权公约的公然嘲讽。三、国际社会的可信承诺需要通过切实可行的扶贫措施来证明。四、消除贫困就实现了基本人权,人权的申扬和实现与消除贫困是密不可分的。五、近年来,联合国和人权组织已经多次重申,要保护并促进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制定相应的人权原则和策略来实现这些权利,但要真正确保人权的实施,仍任重而道远。六、政府有义务通过采取扶贫措施和实施扶贫计划来保障穷人的人权。国家的政策必须与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保持一致。任何维持贫困或者导致贫困的国家政策都应被视为违反人权,并应受到谴责。七、必须敦促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的有关机构和组织以及富裕国家的政府创建对消除贫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施进行监督的机制,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s)应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极度贫困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某些极度贫困地区的扶贫项目。

  就目前来看,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会接受以上几点共识,从《世界人权宣言》的第25条中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种共识。第25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足以维持他及其家人健康和福祗的生活标准,包括衣、食、住、医。”但是,由于贫困的标准是相对的,而且会随着一定历史背景中世界和某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所以对极度贫困违反人权的观点,必须给出进一步和更合理的理论解释。近些年来,哲学家们和政治学家们,尤其是Thomas Pogge2在这方面的讨论中已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在讨论贫困问题和人权的问题时,在理论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需要在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之间开展对话。

  通过对国际上现存相关文献的一个大致的回顾,我们发现,“极度贫困违反人权”这一命题是建立在道德推理或者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然而,即使“极度贫困违反人权的问题”属于是道德哲学家或政治哲学家研究的领域,经济分析——尤其是其中的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也可以对这个问题讨论提供某些洞识。

  首先,在鲁滨逊·克鲁索的一人世界里,无论他的处境是如何“幸福”或者如何“悲惨”,即使他宣称他拥有整个世界(他居住的岛屿)或者他一天只能摘两只苹果或者捕三条鱼,对他而言,富裕或者贫困的区分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同时存在其他人时,才能判断谁穷谁富。由是观之,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贫困问题或者极度贫困违反人权的问题,只是一个人们的相互关系问题。换言之,不论某人是不是处在“贫困”中,不论多么“贫困”,也不论贫困是不是违反了人权,只有与其他人地处境相对而言,“贫困”一词才有意义。

  其次,如果说贫困度是一个在历史发展背景中与别人的生活水平相较而言的一个概念,那么,贫困与人权问题更应该被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比较中方能理解。目前,与发达国家中的人们的消费水平相比,按照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即“PPP”——换算)的国际贫困线标准,我们可以说,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今天还生活在贫困中。如果我们接受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并承认极度贫困违反了人权,那么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目前在世界上有将近一半人口的人权遭到了践踏。那么谁是世界一半人口人权的践踏者呢?谁违犯了谁的人权?践踏者们怎么违反了极度贫困人口的人权?我们怎样来判何人为权践踏者并将“践踏者”的行为归诸为违反了其他人的人权?

  沿着这个理路,我们可以得出三种如下的情形:(1)如果一个主体的行为直接导致其他人的贫困——譬如一个残忍的君主或者独裁者为了增加预算而增开新税,或要求农民将半数的收成上缴国家而导致了农民的贫困——,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前者侵犯了后者的人权。(2)即使由于某些原因,一个主体的行为使另外一个主体陷入了困境,有时并不能认为前者侵犯了后者的人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虽然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垮台前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明显曾导致了该国许多儿童的营养不良,甚至导致了成千上万儿童的死亡,但我们显然不能说是联合国通过其某些经济制裁而侵犯了伊拉克人民的人权。我们只能说,只是由于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和政策,联合国的这些制裁才对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了某些影响。但在这种情形下,是谁违反了伊拉克人民的人权呢?是联合国(由于它的制裁直接导致了伊拉克人们营养不良)?还是萨达姆·侯赛因(由于他的政权和政策导致了联合国的制裁)?这个例子多少说明了,极度贫困违反人权的观点实际上不可避免会涉及价值判断和因果分析,且有时候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3)某些主体相对其他主体而言处于极度贫困、但后者并没有损害前者福利且没有对前者加以援助的情形下,我们能够说后者违反了前者的人权吗?进言之,如果其他主体确实做了某些善举,但仍未帮助那些极度贫困的人摆扶贫境,那么这些人能够逃脱违反人权的指责吗?这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到Pogge关于违反人权问题上的“消极义务”(negative duties)和“积极义务”(positive duties)的二分法。前者指的是,某个主体积极地不履行人权;而后者指的是救援和帮助的义务。违背人权的积极义务的论断明显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的道德分析之上的,反过来这又造成了“作为”(acts)和“疏忽罪”(omission)的区分。让我们看一下Pogge的如下例子:

  “假设鲍伯落在远离海岸水中,正有被淹死之虞。吉尔泛舟就在附近。她看见鲍伯在水中挣扎,但没有给予援救,而是却划舟远去了。对这种情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吉尔没有采取行动去拯救鲍伯,因此她的行为构成了疏忽罪。另一种说法是,吉尔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主动地划船远离鲍伯,使得他难以靠近。认为第一种说法具有重要道德意义的人会说,吉尔并没有对鲍伯造成伤害,因为即便吉尔不在场,他也会淹死的。认为第二种说法具有重要道德意义的人会说,吉尔伤害了鲍伯,因为假如她不荡舟远去的话,他就不会被淹死。从而,吉尔的行为导致了鲍伯的死亡”3。

  在吉尔看到鲍伯在水中垂危挣扎却荡舟远去的情形中,即使我们不能指责吉尔侵犯了鲍伯的人权,我们至少可以指责她不道德或者缺少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我们起码可以能做到这一推论。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Pogge的这个例子,假设吉尔的船只能乘坐一个人, 鲍伯爬上她的船,两个人都要被淹死,或者假设当吉尔看到鲍伯在水中挣扎时,她认为鲍伯可能是一个海盗,这时我们还能指责吉尔侵犯了人权或者不道德吗?

  沿着这个理路,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讨论极度贫困违反了人权时,我们必须注意剔除积极义务这一论辩理路,因为它有时候言之无物,容易陷于逻辑谬误。毫无疑义,认定“富人”在场看到别人陷于极度贫困而袖手旁观有违人权可能会说使富国的政府或者人们更加关注今天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从而也可能会敦促他们有所作为,但这种说法对各国或者国际扶贫计划却没有多少助益。因此,即使我们接受极度贫困有违人权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仅仅将其建立在人道同情心的道德推断之上。相反,我们应该对一个国家或者世界范围内的极度贫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经济分析,以避免在讨论极度贫困有违人权的问题时误入歧途。

  第三,当我们排除了极度贫困有违人权的“积极义务”论辩理路,我们自然会将我们的分析仅仅限于“消极义务”分析。沿着后一种论辩理路,我们发现,当一个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别的主体的贫困,他/她实际上侵犯了后者的人权,这样一来,她/他就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后者增进其福利。如果她/他没有这样做,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她/他进一步地侵犯了其他人的人权。这种“消极义务”的论辩理路也意味着,前者对后者的帮助不是出于施舍,而实际上是某种补偿。这种论述看来是有说服力的。这里,让我们不妨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著名的社会成本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

  假设吉姆的造纸厂的污水污染了艾迪捕鱼为生的河流,按照经济学的术语,我们称该污染有某种负的外部性,或者造成了某种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形下,问题通常不是污染是否有效率,即吉姆造纸的利润是否超过吉姆的污染对艾迪造成的损失,以及如何解决这个争端这类科斯式的经济分析,而是归结为合法权利应该归谁:吉姆有没有权利来污染河流?或者艾迪有没有权利来保障河流免受污染?其实,对这种情形的理解不仅涉及经济分析、法律分析,也涉及道德分析,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时间因素:谁是先来的,谁是后到的?如果艾迪在这条河上捕鱼已经很久了,而吉姆后来才建立了他的纸厂,那么从法律方面来说,吉姆应该补偿艾迪的损失;也就是说,吉姆没有污染河流的权利。相反,如果吉姆的纸厂已经运营多年,而艾迪初来乍到,想在这些被污染的河流上捕鱼,那么吉姆就无须补偿艾迪,即艾迪没有保障河流免于污染的权利。

  上面的分析对世界上的极度贫困问题仅仅具有某些隐喻的意义。为了进一步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问题,假设吉姆和艾迪都已沿河居住、捕鱼多年,吉姆突然发现一个能够造纸赚大钱的商机,于是建立了一家造纸厂并污染了河流。这时我们可以认为,吉姆没有污染河流的权利。如果他想经营造纸业务,他就必须全额补偿污染对艾迪造成的损失。否则,吉姆就难逃侵犯了艾迪人权的指责。前面我们早已指出过,这种情形下吉姆付给艾迪的任何补偿在性质上不是慈善行为,而是在履行他的消极义务。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他确有侵犯了艾迪的人权,那么吉姆应该对艾迪补偿多少?

  假设吉姆和艾迪已经在这条河上捕鱼多年,并且每人通常从中得到5美元的收入。建立纸厂后,吉姆可以赚取100美元的利润,而由于吉姆的污染,艾迪在捕鱼方面会损失2美元。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吉姆没有向艾迪支付2美元来补偿她的损失,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吉姆向艾迪只支付2美元就够了吗?现在我们清楚的是,在吉姆开始他的造纸业务之前,他和艾迪生活在相同的状态中,无所谓贫或者富。但在开始他的造纸业务之后,即使吉姆由于污染补偿了艾迪 2美元,艾迪也变得相对贫穷了。那么,是不是吉姆向艾迪支付的补偿应该超过2美元——比如,给艾迪足够的钱来购买机动捕鱼船和设备使她摆脱相对贫困?显然,从法律推理或者道德推理的角度,对保障人类摆脱极度贫困权利的这种解释对别人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因此,仅仅基于道德与法律推理来试图为济贫计划探寻理论基础的作法多国际扶贫项目的实施并没有多少助益。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找出这些扶贫计划的理性基础。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吉姆能够帮助艾迪提高她的福利,那么双方都会收益,因为吉姆和艾迪可以进行纸和鱼的交易。换言之,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角度看,我们不仅让富国的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帮助极度贫困的人们解困的消极义务,还让他们了解到解困方案归根结底对富国和穷国都是有好处的。

  富国对穷国的援助和反贫困措施反过来会使得它们自己受益的逻辑类似下面的故事:假设某日一个小镇的蛋糕师发现,由于某种暂时的原因,他的所有邻居(顾客)因缺乏食品而饿得奄奄一息,那么他免费分给每人一些蛋糕对他是有好处的。这倒不是出于他的人类的道德同情,而是出自他作为商人的经济推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的所有的客户都饿饿死光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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