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盛洪:合法性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当前意识形态争论之评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51 次 更新时间:2015-09-12 23: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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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进入专栏)   盛洪 (进入专栏)  

   盛洪:

   今天是天则所第522期双周学术论坛,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于建嵘研究员,我就不用太多介绍了,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他非常著名,关心中国的弱势群体,关心土地问题,关心社会冲突,关心中国的政治走向。上次我记得大概是好多年以前了,大概是2006年,现在都九年了,八年抗战都过去了,我们只能说他来的太少。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他这次到天则双周论坛来演讲。今天的题目是“政治合法性与中国政治发展”,这是非常好的题目,中国社会可能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不能小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公权力机构能够有充分的政治合法性,中国的政治制度能有个更好的发展,让中国在政治制度这能走在世界前列,当然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我就不再多介绍了,我们就有请于建嵘教授给我们做演讲,时间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于建嵘: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合法性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实际上这个题目很敏感,我本来也没有打算出来讲这个题目,因为张曙光老师给我来了几个短 信,说让我讲一讲。但是张老师没有给我定题目,实际上这个题目是我每天都在讲的题目,我每天给党政干部讲课都在讲这个题目。今天上午我就在党校讲课,也在讲这个题目,但是因为今天这个地方大家是比较公众的地方,我还是提醒一下,假如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争论,但是不要举报我。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争论,因为是 学术演讲,因为说心里话,张老师的面子我不敢驳的,必须讲。为什么党政干部没有举报我?因为党政干部举报我,他自己有麻烦,所以他一般不会举报我。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比较敏感,但是我只是一个学术观点。

   对于中国社会政治怎么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大家知道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2012年3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在外面搞社会调查,有一个部门通知我回来开一个会,关于政治改革的研讨会,当时我没有回来开会,我写了一个发言提纲,我把这个发言提纲寄回了北京,他们把它上网了。在网上流传很广的所谓于建嵘政治改革路线图时间表,这个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引起很大反响,也引起很大争议,南方时报、时代周报大版大版的报道,改革内参也摘了这个。在武汉我根据这个稿子做了一个高层报告,在这个高层报告里面我讲两个含义,第一,未来十年当中中国一定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第二,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改革,认识好改革方向,掌握好改革节奏,中国完全可以平稳的实现社会转型。如果我们不改革,掌握不好方向,控制不好改革节奏,中国有可能发生血雨腥风的动荡。

   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我是根据政治合法性进行论证的。大家知道政治合法性简而言之就是凭什么执政,全人类解决这个问题有四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革命,就是丛林法则,打天下、坐天下,天下是我打的,所以我要坐天下。第二种方法,权力来源于上天,权力由上帝或者上天赋予,所以叫做天子。第三个方法,就是家族天下,就是血缘。第四种方法就是民主与法治。共产党是怎么获得合法性的?是怎么逐渐丧失合法性的?在重建合法性中遇到什么困难?将来会怎么办?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四个问题。

   我们首先探讨一下共产党如何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实际上共产党获得政治合法性与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相关,就是所谓革命。20世纪的中国工农运动是在知识精英,以革命的正当性动员性发生的社会运动。当时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的革命党人追求的目标是建立民主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工农得到的政治承诺是解放。近代社会而言,中国社会的工农运动与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标志性的问题我认为是工业化的问题,后发国家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是在外力压迫下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经济运动。财富与资本的结合是最基本的形式,而面对逐渐分割的世界,后发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只能走内援式发展之路,而实现这种转化基本条件是建立对劳动和资源的剥夺。资源性剥夺主要是在农村,对劳动剥夺更多表现在雇佣工人方面,社会矛盾因此激化,其后果是破产的农民和产业工人的反抗。

   我认为近代以来动员工人革命的有两个团体,资本作用以后是知识界的边缘化。所以20世纪的工人运动标志是知识精英的革命运动动员是最基本的标志。大家知道一个人,这个人把革命最早变成合法性的语言,使革命在当时社会具有最高弘扬性。我们看看邹容的《革命军》,他把所有问题都可以用革命话语表达出来,革命在20世 纪初的中国取得最高的政治合法性的合法性。知识分子的革命动员,知识分子是革命与阶级动员的中介,知识分子做的社会动员有两个,我认为在中国出现了两个动 员的基本知识分子团体。走向革命是以政党为标志的,我认为在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两个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从本质上说这两个政党都是革命党,但是两者 技术革命动员方式并不一样,国民党主张是向社会中层以上动员,动员对象是社会精英动员,国民党是社会精英动员的代表,但社会精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整 合,最终也无法建立一个完整民族国家。共产党核心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动员的对象是工农即顶层动员,利用工农对体制反抗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

   共产党开始建立了目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等。因此共产党宣言人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我 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当时共产党动员主要是工农动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曾经花很长时间到安源煤矿研究共产党怎么进行动员,我在安源煤矿待了四年,最终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但是这本书在国内没法出版,几次印刷,几次封了。我当时查了相关历史资料,看当年共产党的动员和工人对这个动员的认识。当年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以后,全国总工会买了一些书,给总工会领导看,领导说此书不宜在大众传播,所以在国内出版不了。

   我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共产党对产业工人的动员实际上是具有一定革命性的动员。当时李立三做了一个回忆,他说毛泽东对他说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工人动员我在安源调查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他到底想给工人什么?当时安源煤矿工人的时候,实际上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安源煤矿是最初李立三进去的,李立三在安源大罢工之前刘少奇去了,刘少奇和李立三的要求不一致,因为罢工之后工人获得利益了,但他们认为还要罢工,这时候李立三和刘少奇发生争论,刘少奇认为不能再罢工,再罢工安源煤矿就要垮台了,他说工人要吃饭,所以不能再罢工了。大家看安源煤矿的工人不停的罢工,他们获得了权利,但是这个时候产生了偏差,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李维汉认为工人运动是要获得政治权利,所以当时不停工人革命,这时候产生了偏差。大家注意刘少奇的回忆 录,我查很多历史档案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刘少奇和当时的李维汉和李立三与毛泽东的思想有差异,刘少奇认为不应该这样再罢工下去。当时毛泽东说不让工人罢 工,不把工厂搞垮,他怎么会跟我们搞革命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刘少奇的抱怨,刘少奇说长期厂区,工厂垮了,工人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工人骂他,打他, 他已经被气哭了。什么意思?就是最初共产党人进行工人动员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有分歧意见的,像刘少奇这些人是认为要通过争议,通过抗争让工人改变生活环 境。我告诉各位安源煤矿曾经发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时地下党的党支部说东边放火,西边抢劫,冒充资本家把工人住的房子全部烧了。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最初的工人动员是完全和我们想象中间的维护工人权利是不完全一致的,共产党人内部也有一些分歧意见,这个分歧意见就决定了工人运动最后 获得的政权,他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有差异。安源煤矿工人运动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人运动。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更为重要,为了研究湖南农民运动,我曾经在湖南省 农民运动的地方,特别是毛泽东工作的地方,我做了一个详细的考察,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岳村政治》,这本书讲的是共产党怎么进行农民动员的。大家知道共产党 最初对农民运动没有太重视,一大、二大、三大都没有重视,真正共产党重视农民运动的时候应该是1925年10月10号的《告农民书》,当时所有农民运动我认为都不如毛泽东认识得那么深刻。因为当时许多人搞农民运动的时候没有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我发现毛泽东最后把他最简单化的一个问题,把所有农民运动变成了打土豪分田地,这是最简单的口号。

   所以,我们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的革命从对工人的动员来说,他希望给工人政权,而给农民土地。这两种动员当然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就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使共产党获得了政权,形成了他的力量,最后打败了日本鬼子,同时获得了所谓的全中国,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之后,也就是工农对他进行 的用枪杆子的选择。当然我们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但是我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获得政权,当然还有一些历史上的条件,但是他当时对工人和农民的动员,工人和农民用抢杆子对他进行选择是密切相关的。

   问题就来了,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毛泽东当然就是大英雄。在毛泽东时代的到来,通过获得政权之后,毛泽东作为开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获得了大英雄的称 号,如同太阳。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他当时的革命承诺应该会怎么样呢?我们大家知道我前面已经讲了,共产党的承诺就是解放工人,让工人获得政权。我们从安 源煤矿中间可以看出来,当年领导安源煤矿进行工人运动的这帮人,他们很多人成了当时的开国元勋。共产党又是如何对待工人的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一个 可能需要考察的问题,我研究安源煤矿的时候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1949年3月中共七大的时候,刘少奇说了这么一段话,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而言还有问题,我们党过去同工人很有联系,但后来被迫转入乡村。国民党在工人中活动了这么多年,散布了影响,工人内部也复杂起来了。就是说1927年 之后共产党主要力量是农民,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对工人本身也并不认为是可以依靠的。意识形态的制约是共产党需要把工人神圣化,需要这个合法性,虽然工人对共 产党革命性有许多怀疑,但是共产党清楚认识到合法性基础所在就是工人,因此开始了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化过程,政党的合法性赋予了工人阶级的神圣性。所以当一 个工人与一个国家发展产生了新的冲突。就是解放以后50年代关于工人的问题。工人是得到解放了,工人和国家政权关系得到改变,通过阶级成分划分确定不同阶级身份,工人阶级是政治统治阶级,对合法性进行解释。在经济上通过废除旧的劳资关系,建立新的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领导地位加强了。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工人可能得到加强,但是工人虽然成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但是在基础上是有差异性的,这个差异性就在于我们对于工人本身的理解。实际上共产党获得政权最核心力量是农民,他许诺农民土地,共产党要完成他的承诺,所以获得政权之后,怎么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一直是共产党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他首先进行土地改革,但是土地改革在全国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共产党对农民的承诺。对于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为什么认同?

   我认为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认同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对国民党政权失望。第二个方面,是对国家与民族和平强盛的期盼。第三,共产党对民主和自由的承诺。简而言之,共产党对工人许诺政权,对农民许诺土地,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这是我认为共产党在最初革命动员时候的一些承诺,这些承诺使他获得了政权,也使他获得了正当性。

共产党的政权流失是在逐渐进行的,首先是农村土地,农村土地通过土地改革之后获得了土地,但是很快的共产党与共产党的邻居,所谓革命的目标发生了冲突,所以1955年合作化道路开始升级,农民很快失去土地,大跃进等等带来一系列民生问题。我认为共产党最初的冲突不是农民冲突,农民搞合作化是农民很美丽的梦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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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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