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建敏:孔子思想的法哲学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 次 更新时间:2015-09-10 22: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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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敏  

   【摘要】孔子的仁学思想折射了实践理性的基本特质,它构成了中华法系的理性基础,这使得中华法系表现出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审美合理性的总体特征。孔子的中庸理念是中华法系思维方式的思想基础,中庸作为一种实践之知对混合法之法律样式、中华法系的道德化和情理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有效地抵制了中华法系向绝对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孔子思想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的特质,才可能对孔子的思想进行实践法哲学的当代阐释,而这种阐释构成了理解中华法系的崭新视角。

   【关键字】孔子;实践理性;中华法系

  

   孔子的思想中论述法律问题的内容很少,即便是这些少量的话语表述,也成为了日后中国思想理论和政治法律运行的前提基础,但这些直接关乎法律问题的话语,其实并不是研究孔子法哲学的全部文献。孔子的思想是整体性的,他的法哲学应该建立在孔子自身的整体性思想基础之上,离开了对于孔子思想的整体性理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孔子思想中所包含的法哲学意蕴,也就不可能理解孔子思想在整个中华法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也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古典社会乃至今日法律运行的基本特质。孔子思想的法哲学意蕴是异常深刻的,它是整个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石,也是现代中国复兴中华法系的思想前提,更是建构当代中国法哲学的文化渊源。

  

   一、孔子与中华法系的理性基础

   任何一个法系都有自身的理性基础,但是理性却有着不同的类型,西方人所讲的理性具有强烈的绝对主义色彩,而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性则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特质。学界在谈论西方法系的时候总是将欧陆法系看作是理性主义的,而将英美法系看作是经验主义的,这在大体上并没有错误,因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分别是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最为明显的特征。但是,这毕竟是一种二分法,在思维方式上也可以说是两极思维,其实任何法系中都不可能仅仅是理性的,或者仅仅是经验的,而必然是融合的,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而中华法系则不然,中华法系本身就是融合性的,用一般的理性主义或者经验主义[1]都很难对中华法系的理性基础作出一个恰当的概括,因为中华法系的理性基础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一种经验理性,是一种实用理性。

   孔子的思想在总体上是实践理性的思想体系。无论是他的仁学结构,还是其政治哲学的基本架构都是实践理性。“孔子的仁学思想似乎恰恰是这样一种整体模式。它由四个方面或因素组成,诸因素相互依存、渗透或制约。从而具有自我调节、相互转换和相对稳定的适应功能。正因为如此,它就经常能够或消化掉或排斥掉外来的侵犯干扰,而长期自我保持延续下来,构成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在塑造汉民族性格上留下了重要痕迹。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四因素分别是:(1)血缘基础;(2)心理原则;(3)人道主义;(4)个体人格。其整体特征则是(5)实践理性。”{1}李泽厚先生将孔子的仁学在整体上看做是实践理性,[2]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即便今天也可以承受学界的拷问。孔子思想的血缘主义、心理主义、人道主义以及人格主义的理论判断的支撑点在孔子的论述中可以找到许多表述,这里不再一一叙述,无论是孔子对仁本身的论述,还是对孝悌的创造性解释,抑或君子风范的论证,都可以看到孔子思想中所包含的实践理性倾向。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要理解和把握孔子思想是否可以从整体上被阐释为实践理性。关于实践理性,黑格尔有过这样的一个论述:“实践理性设定善这个普遍规定不仅是内在的东西,而且实践理性之所以成为真正的实践的理性,是由于它首先要求真正地实践上的善必须在世界中有实际存在,有其外在的客观性,换言之,它要求思想必须不仅仅是主观的,而且须有普遍的客观性。” {2}黑格尔的实践理性首先要求行动之善,[3]这在孔子思想中有着诸多地道的论述,孔子“仁”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善,而“仁”则有“事亲”开其端,至于以“仁”为基础不断向外扩展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更具有强烈的善的目的论,这应该是孔子思想以及整个儒学思想的根本指向。将孔学概括为实践理性与黑格尔关于实践理性论述的首要之点相当契合。孔学被称之为道德之学,道德学说即为善之普遍学说。于是,孔子以此为前提谈及治国方略问题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谈到了“为政以德”和“为政以刑”的区别。这一点对中华法系的影响至深,《唐律疏议》所阐释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可以说是孔子实践理性的目的论在法典中的恰当表达。同时,黑格尔所主张的实践理性不是一种单纯的主观性,主观性若是没有了客观性的基础,就是没有意义的。客观的存在恰恰是主观的依托,主客观的统一是实践理性的重要特质。孔子的仁学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论,这种目的论当然地具有主观性,因为它包含了从内心向外发出的一种渴望。但这种由内向外的目的论追求必须具有客观性的基础方可实现,这种客观性在传统中国就是血缘纽带,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就是以心理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结构。无论是纽带还是结构,都具有强烈的客观性,这些因素同时又是孔学具有主客观统一的实践理性的客观性基础。

   当然,对于实践理性还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在理解实践理性的时候,一般将其从三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是合规律性,二是合目的性,三是审美合理性。因此,当笔者把孔子的思想理解为实践理性的时候,必须使得孔子的思想学说满足这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首先,合规律性,这就是孔学所具有的现实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关于这个问题自然可以从文化心理结构、血缘纽带和社会结构的客观性获得清晰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孔学控御中国社会之流动两千多年的事实获得引证。其次,合目的性,这在阐释“仁”的问题时已经说得很清楚。最后就是审美合理性,实践理性当然要包括一种审美的意向,这种审美是和谐之美,是人格之美,其中可以获得良好的审美陶醉。孔子学说正是这三个方面的思想表达,因此笔者把孔子的学说整体性地理解为实践理性或实践合理性,这种学说不仅在理论上自然具有很强的合理性,而且在现实性上对中国后世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强大的型塑力,其中自然包括对中华法系的塑造。

   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乃是实践理性,实践理性虽有周公开其端,却有孔子将其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制度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中华法系不仅仅包含一系列稳定的制度,同时也自然地包含了它特有的行为方式,无论是从静态的制度,还是从动态的法律运行,中华法系无疑具有实践理性的基本特质。实践理性的合规律性,在中华法系中表现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礼制传统基础、血缘基础和社会结构基础。礼首先并不是一种主观的存在,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当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标志着孔子道出了礼的普遍客观性特质。整个的礼制系统虽然经过了圣人的精心打造,但它的客观性才是最根本的属性。血缘基础和社会结构更是一种客观性,从中国古典法律制度中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相关规定均以血缘和社会结构为基础。合目的性自然可以从古代法律制度的道德化中明确地感受,同时也可以从古代法官道德化的判决中获得清晰的理解,这种目的性构成了人们理解中华法系最为根本的特质。至于审美合理性,当然可以从法律制度的礼制之美、和谐之美、情感之美中加以理解。理解中华法系不能单纯地将其理解为一系列静态的规则,而必须深入挖掘法系背后所依托的理论基础,以及法系在运行上的根本特性,一旦深入理解了中华法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运行的特征,就不会把中华法系仅仅看作历史的存在,而分明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二、孔子与中华法系的思维方式

   中华法系不是单纯的法律思想的塑造,而必然是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塑造。中华法系的思维方式不能单纯地从法律制度和法律运行中寻找原因,而必须从思想文化中把握它的存在合理性。中华法系的思维方式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运行等不同的方面都表现为“不求两极,唯求中道”的特质,力图在普遍性和具体性之间寻求良好的结合点,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情境主义的色彩,[4]但情境中又不能离开“道”的支撑,否则,中华法系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对中华法系的思维方式的概括,如果寻找一个合适的词汇,恐怕再没有比“中庸主义”或者“中道主义”更适合的词汇了。中华法系的思维方式的理论基础在儒学,在孔子。

   中庸的概念或许并不是孔子的独创,但在孔子的思想中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加上后世诸儒的注疏,中庸思想日益普及化、日常化、心理化。关于孔子谈及中庸思想的言论,张岱年先生曾经做过总结。在《论语·尧曰》中谈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雍也》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子路》中谈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同时,《史记》记载子思做“中庸”,亦述孔子之言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言,孔子如是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5]对于孔子的这些思想言论,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不求极端,唯求中道”的思想意向。这是精英文化的思想论证,而在中国漫长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这种思想也早已转化为人们的心理观念,成为了社会民众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与中道的思想接近的另外一种思想传统就是“经权变通”的文化观念,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系统中有着鲜明的表现,并且也转化为民众的观念,当然也是中华法系运行的一个基本特征。《论语·子罕》中谈到:“可与其学,未可与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所说的就是“权者道之变”,即道与权的变通。[6]《孝经》中曾经记载了关于孔子的相关言论,曾子问孔子:“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回答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而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而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而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争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而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其中,经可以理解为绝对性、原则性、普遍性,权可以理解为相对性、具体性、情境性。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在普遍性和具体性之间寻求恰当的结合点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华法系的思维方式具有根本性的塑造价值。

   孔子的思想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正是一种中道的思维,在两极之间寻求中道,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的契合点,这种情境主义的思维特质,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中国人解决具体问题的思想模式。中华法系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时空之中,而在这个时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就是孔子的思想以及整个儒家的思想,因此,孔子思想对中华法系自然就构成了一个不可逃离的根本前提。孔子的中道思维对中华法系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就表现在使得中华法系也具有了明显的中庸主义色彩。

首先,中庸主义的思维与中华法系之混合法样式。[7]混合法的法律样式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特征,混合法不仅从静态上表现为成文法与判例法的现实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运行的动态过程中表现出相互补充的特质。中华法系的特征必须从它的动态运行方面去加以概括,而混合法样式恰恰具有鲜明的动态特征,它表现出中华法系之具体运行的重要特质。混合法即是中庸主义的思维方式之表现,中国文化没有一种绝对性的理念。一个固定的程式之外总可以为自身确立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式,当然,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所以,混合法的法律样式作为中华法系中庸主义思维方式的表现,有一种“问题主义”的倾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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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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