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从陈独秀到顾准、李慎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49 次 更新时间:2003-07-07 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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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进入专栏)  

  但这是无法抗拒和有利人类长远发展的历史潮流。与他发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等宏文的同时,在给我的手教中写道:

  “人类虽是同源而文化(或曰文明)确实是多元的。这个局面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有根本的变化。如果说五百年前的历史是分的历史,则五百年来的历史却是合的历史,要说全球化在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开始了。不过人类意识到这一点而开始有全球化的自觉,则始于冷战结束以后,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这虽然又是一个转折点,然而以五百年来的历史与当今的现实推断,要出现真正的全球化价值标准,即使再过五百年也不算长……而要达到这一点,我担心还是要经过多次的冲突甚至杀戮……从目前世界各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来看,我对长期的乐观掩盖不了对近期的悲观。”(1995年9月13日来信)

  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在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是要有真正懂得中国的弱点与缺点而又真正向外国学习的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老老实实,学他几十年,中国是会有希望的,仅仅是自以为是地逞英雄充好汉,只能给给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再添苦难。”(1995年5月31日来信)(www.yypl.net)

  这些话绝非无的放矢。他写道:“现在学术界刮起一股东方主义,反后殖民主义之风。其维护中国文化之志可敬可佩,但是奇怪的是:一,这些爱国志士对中国文化的知识之贫乏,令人吃惊。像我这样七十几岁的老人完全可以认为他们还比不上六十年前的中学生。二,他们用的‘话语’完全是西方‘后现代化’的话语,为我这样的人难以了解。这样他们在思想以至语言上都已首先‘自我殖民地化’了,却还要义愤填膺地反殖民化,这是当今学术界最为奇妙的景观之一。”(同上)

  与此同时,李先生严肃指出:“东亚文化(姑且以中国的儒教文化为代表)、南亚文化(姑且以印度的印度教文化为代表)、西亚-中亚-北非文化(姑且以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为代表)。三者大不相同,其差别实不亚于中国与西方的差别。” 侈谈亚洲价值不啻自欺欺人。

  他是在90年代中顶着逆流说这些话的。后来,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浪,连提倡亚洲价值最力的李光耀的认识也有所改变,足见李先生远见卓识的可贵。

  第二,适时地在中国大地公开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

  按照国际学术界主流的共识,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即已经写入包括我国宪法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下,冲破禁锢,把80年代以来已经广泛传播的自由主义从思想潜流变为公开合法的公众话语,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李先生适应历史潮流,把这面大旗举了起来。

  他说:“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企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因此,近年来他一再大声疾呼,要认真研究顾准,要重新启蒙,要进行公民教育。对有志率先实现现代化而只忙于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士说来,李先生的这些睿见,至今仍不失为警世箴言。

  第三.揭露历史真相,清算专制主义。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政治舆论一向、并将永远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紧密相关。” 因此,揭露历史真相,粉碎专制统治者及其爪牙刻意制造的历史神话成了中国回归现代主流文化的重要一环。要是说顾准是在中西历史的对比中清算中国专制主义的老根,80年代以后,人们直接从反右、“大跃进”、文革三大灾难的控诉开始,揭露专制统治的罪恶,为回归主流文化奠定思想基础。在这一影响深远的揭穿谎言、披露真相的刨根活动中,李慎之先生的《一段公案的由来》和《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引蛇出洞的?》,以其翔实的史料和入木三分的分析有其特殊意义。(www.yypl.net)

  

  顾准、李慎之的同异说明什么?

  

  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恰好是顾准和李慎之先后共产党内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窃以为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一是两人都生性鲠直。须知他们都是由于多次对权势说不而铸造了自己的苦难和辉煌。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素: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内受过自由、民主洗礼的知识分子党员,并且有机会继续接触外来先进思想。(www.yypl.net)

  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共产党内,文化程度较高特别是受过系统新式教育的党员所占比重很小,但他们一般都是领导干部,影响较大。他们大都是满腔热血,志在救国救民的理想主义者,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对外软弱而参加共产党。经过重重挫折后发现自己参与缔造的竟然也是一个专制体系,理想破灭后的苦痛催促他们奋起。不过,光是受苦还不足于造就一个思想家,还要有新鲜的思想养料,而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李慎之恰恰站在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上。顾准1955、56年间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其后的岁月里,在接受思想灌输的同时,居然从缝隙中找到了外来先进思想的养料。20世纪80年代以降,一批年轻知识分子得以茁壮成长,同样得益于从外部世界系统地吸取新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同时发现和继承了甲午战败后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传统。

  毕竟28年过去了,时移势迁,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处境已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解放是以文革和六四两大历史事件为契机的。他们分别成了两个阶段的重要标记。

   1975年顾准是在凄风苦雨中孤独地告别人世的,连儿女都不愿或不敢和他见最后一面;其主要著作是在逝世20年后才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广泛传播的。这体现了在文革期间“全面专政”的恐怖气氛和思想钳制下,知识阶层在奴役状态下的奴隶心态。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基本口号的,在此之前的张志新等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奋起反抗的。当时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屈指可数,顾准是冰雪世界中屹立的孤峰。

  而经过28年许多有识之士不息耕耘,六四后中国的思潮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一大批出生入死的老革命的思想已经攀上一个新台阶,不愿再受僵死的教条束缚;李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在80年代后走出海内外大学校门的知识人,已经在急剧分化。在落后的教育体制培植下,当然还有不少头脑偏狭、知识浅陋之辈。但不少不甘自我禁锢的人们,其知识结构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整个学科(如法学、经济学)领域都大体上已与国际接轨。如果以保障个人自由、实行市场经济、议会民主和法治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为自由主义的标志,公开或私下认同这些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可以说是所在皆有。李先生晚年挥笔写下《风雨苍黄五十年》,立即传遍海内外,千百万中国人在反复默默吟诵。从李先生病危一直到逝世以后,许多人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悲痛和敬意。李慎之是层岚叠翠中的高山,是号召人们不屈不挠追寻真正的现代化的号角和旗帜。高山仰止!安息吧,李先生!再过二十年,当您百年冥寿到来时,回望神州,必然看到满眼都是挺直了腰杆的现代自由公民!(www.yypl.net)

  

  2003年5月6日星期二于广州中山大学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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