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强:刘少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2 次 更新时间:2015-09-02 23: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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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强  
处理了一些关键问题。

   第一,主持制定镇反“条例”,首倡制定相关专项法规。

   镇反运动展开后,由于据以判处反革命案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下称“条例”)迟迟没有公布,各地审判权限不一、量刑标准不一、执行程序不一的现象比较突出。为了给干部和群众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法律武器,为提供审判反革命罪犯量刑标准,为克服或防止右的偏向和“左”的偏向,各地普遍要求迅速颁布“条例”。

   1950年10月,刘少奇在修改“双十指示”稿时,在“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之后,加写了“应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这是最早明确以“条例”为法律依据惩处反革命分子的规定。

   而“条例”的制定工作,则是在镇反运动发起之后才开始的。11月9日,彭真主持政务院政法分党组第八次干事会,讨论起草事宜[28]。11月15日,彭真主持政法委第八次委员会议,决定由公安部及法制委员会指定专人起草[29]。关于主持起草者,代表中央负责的是刘少奇,具体起草工作由彭真、罗瑞卿负责。

   1950年12月29日,罗瑞卿在给刘少奇的报告中请示:“为了统一量刑标准和改进判决程序,政法委员会已经起草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和人民革命法庭组织条例,须尽速审定公布。”1951年1月6日,刘少奇在罗瑞卿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个报告。”[30]1月15日,政法委分党组干事会第十次会议讨论“条例”(修正草案),贯彻刘少奇和周恩来关于“条例”的指示,暂“不列入关于处理战犯,及对非以反革命为目的之投机犯和一般不法分子的内容”[31]。1月28日,刘少奇将“条例”(修正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并在附信中建议:可不组织人民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以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32],并在修正草案上增写了第二十条:“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各地军区司令部、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剿匪指挥机关所组织之军事法庭审判之。”对此毛泽东批示:“在军管时期应当如此”[33],并在第二十条“由各地军区司令部”一句前加写了“在军事管制时期内”八个字[34]。2月9日,政务院第71次政务会议通过“条例”,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

   1951年2月2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批准“条例”。21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施行。“条例”共21条,规定了反革命罪的性质情节罪名、量刑标准和适用刑罚、判处主体和程序[35],使镇反运动有了统一的法律根据。

   在镇反运动中,如何判处反革命分子财产的问题,涉及面较广,但因“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犯本条例之罪者,得剥夺其政治权利,并得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比较原则,各地在执行中很不统一。1951年5月9日,华东局向中央转报苏北区党委所拟关于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没收和处理办法(初稿)。5月12日,刘少奇在报告上批示:“彭真同志:关于没收反革命分子财产问题应有一个办法,你们应即研究,最好能在最近发布一个办法。”[36]根据刘少奇指示,6月18日,政法委举行第12次委员会议,通过修正的《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草案)》。6月22日,政务院第90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施。“规定”共6项,对依法判刑的反革命罪犯按罪行轻重等情况,处以没收财产的全部、一部等处罚[37]。

   “条例”和“规定”成为镇反运动及其后判处反革命案件的主要法律根据,虽不完备,却是必要的、适时的、适用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为了肃清残余的敌人,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破坏反动的秩序,建立革命的秩序,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那些纲领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38]

   第二,贯彻谨慎收缩方针,指导清理中层、内层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各地基本克服了右的偏向,杀、关、管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但随着运动渐入高潮,开始出现量刑不准、错杀错捕等不同程度的“左”的偏向,已显示出不大好控制的苗头。因此,从1951年5月起,毛泽东和中央果断决定,采取谨慎收缩方针。一是收回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从6月1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39]。二是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40]。

   为落实毛泽东和中央关于谨慎收缩镇反运动的方针,1951年5月10日至16日,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公安部紧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总结“双十指示”以来镇反运动的情况,根据收缩方针部署镇反任务。5月11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强调现在应该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刘少奇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把它收一下,要逐渐收紧”,否则,“就可能杀多杀错,就要犯错误。”他解释了谨慎收缩方针的具体措施:一是严格限定捕杀范围,“除非最严重的危害国家利益的应该杀,其他那些没有血债的、又不是最严重的危害国家利益的,虽是反革命,就应该不杀”;二是采取死刑缓期执行政策,“应当杀的要判处死刑,但判处死刑以后可以不杀,缓刑两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三是收回捕杀批准权,“杀人的批准权要提到省,逮捕权要收到专署。”四是集中力量清理积案,“除非现行犯,不逮捕不得了的还要逮捕之外,一般就不逮捕了。”刘少奇强调说:“这是谨慎的政策,保持了原则性、严肃性,也保持了灵活性。”[41]

   1951年5月15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并于5月16日批发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决议强调: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介于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介于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对于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42]。这些收缩措施,防止和纠正了镇反高潮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也使许多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获得了宽赦[43]。

   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第四项“镇压反革命”中,提出运动要分外、中、内三层进行。“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也要“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44]。但当时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外层”(社会上、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对“中层”、“内层”的清理,是运动收缩后才开始的。

   5月21日,毛泽东起草中央通知,发出经刘少奇两次修改的《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45]。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清理范围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打击对象主要是各种反革命分子。清理步骤首先是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然后是一般机关,最后是所有部门的干部和勤杂人员。清理方法采取整风方式,号召有问题的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自愿坦白出隐藏的问题。为避免逼供信,“尽量采用小会坦白,书面坦白,或向主管部门、向直接领导的首长坦白的方式”,“均应采取自愿原则,不得强迫”[46]。

   针对清理中层内层运动由外而内、由浅入深地打击我中之敌的特点,刘少奇强调,应当采取越来越慎重的方针:“外层反革命很明显,不大会杀错。对中层,现在各地要开始审查,我们要慎重一点。内层,党内也有反革命分子,那要更加慎重处理。”[47]他指出:“我们这一回要小心谨慎,不要随便把特务帽子往人家头上戴,不仅特务帽子,就是其他的政治帽子也不要随便戴。要掌握这一条原则。”[48]

   为什么刘少奇特别指出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中层、内层呢?原因有二。首先,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整党运动。刘少奇认为,整党运动与镇反运动的目的性质、内容对象、方式方法、政策措施均有根本区别,绝对不应混淆。其次,刘少奇对延安时期审干运动的扩大化和“逼供信”等左的错误一直保持警惕。他讲:“我是当时中央总学委的负责人,因此,对于当时的这种错误,我也要负一份相当的责任。”“应该说,接受延安审干中所犯过的这种错误的教训,对于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审查干部、清理中层内层、进行忠诚老实和坦白运动,规定不追不逼,避免再犯这种错误,是有极重要的作用的。”[49]

   因此,针对清理中层、内层运动中共产党员隐瞒历史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8月25日,刘少奇修改并批发了中央关于在清理中层、内层运动中对共产党员隐瞒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处理办法(草案)。办法规定,对有隐瞒问题的党员应“区别问题的性质与是非轻重,及本人对党的忠诚坦白程度与一贯的表现”,分别给予开除党籍等处分,或免予处分[50]。

   经过运动,在参加清理的机关、企业、学校108万人中,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逮捕惩办一批,并且给一大批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卸掉了包袱,从而纯洁了组织,团结了内部,巩固了统一战线。

   第三,正确处理镇反运动与土改运动的关系。

   朝鲜战争爆发后,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了地主、富农对抗土改的反攻行为。在华北,已经蔓延到平原省32个县、河北省24个县、察哈尔省19个县[51]。对此,刘少奇要求各地“不要放过一件,……组织群众斗争,配合政府法庭审判,严厉予以镇压。”[52]但是,在镇压反革命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混淆和控制不严的毛病。

   为了避免混淆土改与镇反两大运动,并使之互相结合地顺利进行,刘少奇区别了土改案件与反革命案件的判处主体、对象和权限。这主要体现在他主持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中。一方面,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土地改革法》、《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等,确定了土改案件的判处主体和权限,即:组织人民法庭处理土改案件,“运用司法程序,惩治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阴谋暴乱、破坏社会治安的恶霸、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及违抗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顺利地完成土地改革。” [53]另一方面,刘少奇主持制定《惩治反革命条例》时,增写的第二十条规定,在军管时期,由各地组织军事法庭判处反革命案件。另外,1951年2月7日,刘少奇起草中央关于镇反问题给西北局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军管地区镇反和土改地区反霸的判处主体、权限、程序,即:在军区、军分区及各城市军管会与剿匪司令部下组织军事法庭,在减租土改地区组织人民法庭。凡土匪、特务、反革命案犯,在军管时期,经军事法庭判决执行,在内部经省委或地委批准后,即可执行,不必经过省政府或专署批准。在土改中的恶霸及反动地主则经人民法庭判决,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54]。

   第四,为水上镇反和全面取缔会道门,预作组织准备和原则指导。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55]。这标志着镇反运动第一阶段基本结束。11月,中央发起“三反”运动。1952年3月,毛泽东要求刘少奇协助领导“三反”、“五反”运动。至此,刘少奇协助领导镇反运动告一段落。但他已对后期镇反运动中的水上镇反和全面取缔反动会道门,作了组织准备和前瞻指导,这也是1952年10月12~18日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确定的镇反运动第三阶段的两项重点内容[56]。

水上镇反是与水上民主改革结合进行的。1951年8月1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刘少奇送审海员工会关于民船工作的报告和建议。刘少奇批示,要求彭真找有关部门协商,提出切实解决办法,同时建立全国性的统一领导机构[57]。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彭真召集会议,讨论起草了《关于开展内河木船工作的指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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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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