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历史认识的交锋与相互理解——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研究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3 次 更新时间:2015-09-02 22: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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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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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开始,中日两国学者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历史共同研究,并于2010年1月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这是中日两国第一次根据政府间协议进行的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报告公布后,中日双方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两国也分别有一些分析与评论。作为共同历史研究的参加者何中方首席委员,我希望通过本文对这一次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说明,同时对研究报告进行学术角度的分析。

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缘起

   中国与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两个重要的国家。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就已开始,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证明了两国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各自具有特色的发展。在两千余年的东亚历史发展中,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亚洲大陆文明,为日本文化的发生与提升提供了足够的滋养材料,并内化为具有海洋文明特色的日本文化发展的动力,从而共同创造了东亚古代丰富多彩的文明。当然,接纳了来自中国大陆文明的影响,海岛国家日本也形成了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特点,在睦邻友好的环境中,包容性与独自性均得到发展,古代日本文化的独自性得到了体现,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及营造东亚文明圈做出了贡献。

   进入近代以来,同样遭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中日两国开始面临同样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任务。在中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开始了近代以摆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争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历程。而日本社会的这一进程,则以美国海军佩里的“黑船”来到日本为标志。但是,在近代东亚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进程中,各国的进程则发生了巨大的差异。以明治维新为转折点,日本的近代化迅速取得了成功,而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不仅逐渐拉开了与中国的距离,而国内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更发展为军国主义,发生了20世纪前半期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包括强制吞并朝鲜实施殖民统治及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在这一战争道路上越走越远,发展到与德国、意大利结盟,与欧美对抗,终于陷入战争泥潭。而中国加入反法西斯同盟,结局则是人所共知的日本的战败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与前近代中日间尽管有过冲突但和平交往毕竟是主流的二千年历史相比,近代以来中日战争的数十年的历史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瞬间。但是,战争对当代中日关系的深刻影响则持续到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

   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在当时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从而结束了两国间不正常状态。在那以后的一个时期,人们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处于东亚地区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对结束了战争状态的中日关系给予相当大的期待。在那之后,中日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出现了巨大的飞跃,互相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还发表了著名的谈话,表示:“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重犯错误,我就虚心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深痛的哀悼。”

   但是,战后日本社会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此起彼伏。特别是从上一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为背景,一些日本政治家强调日本的国际贡献而否认日本近代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和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甚至纵容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掩盖侵略历史事实,以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伤害战争被害国民众的感情,导致中日两国关系波折不断。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近代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始终是日本领先的两国关系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保守派政治家强调来自中国的威胁和压力,鼓动日本社会的焦虑感,导致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倾向,使历史问题逐渐突出。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6年参拜靖国神社。虽然他在每次参拜后又都表示坚持“村山谈话”的原则,但还是使两国间关系急剧变冷。而小泉在2006年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关系出现了“冰冻期”。这些情况证明:发生在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那一场战争和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6年10月,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作为首相个人将遵循两个谈话的精神,即明确承认日本殖民统治及侵略的1995年“村山谈话”、以及承认日军强制妇女充当“慰安妇”的1993年河野洋平官房长官的谈话,向中国发出了和解的信号。接着, 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而访华,他在上任不久即实现了访华,而且在与中国政府首脑就“年内启动中日学术界共同历史研究”达成了协议。

   2006年11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正在越南河内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18届部长级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16日会见了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问题达成了如下一致:

   一、中日两国外长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有关共识,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实施框架交换了意见。

   二、双方一致认为,应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及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三、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两国学者对中日2000多年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战后60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的共同研究,加深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增进相互理解。

   四、双方一致同意,各自成立由10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设置“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由中日双方轮流主办会议。双方确认,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

   五、双方一致同意,年内举行第一次会议,争取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的2008年内发表研究成果。

   根据两国外长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达成的框架协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分别建立了事务局开始了筹备工作,而两国分别选择的10位学者也组成了共同研究委员会。2006年12月26日,第一次共同研究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经过三年的努力,在两国共举行了4次全体会议和数十次分组会议,共同研究的报告于2010年1月向国际社会公布。2014年10月,共同研究报告书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

二、中日历史问题的复杂性

   为推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表示:“相信历史学家会对历史问题给予准确的叙述”。政治家这样的表态可以理解为有两个涵义,一是认为产生历史问题的原因是历史学家尚未给予准确的论述;二是表明一旦历史学家对历史过程加以准确的论述,政治家将严格遵循历史学家的判断。

   但是,事实上,战后包括中日两国的学者,都已经对中日历史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尽管尚存在诸多学术方面的分歧,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政治判断方面,还是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如果政治家真的尊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按照历史学家的“准确的叙述”进行政治判断,历史问题不可能成为障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因素。问题是包括安倍首相在内,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并没有真正尊重历史学家的判断,他们往往对历史问题进行不负责的表态。

   这种情况让人们意识到,解决历史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历史学者的责任。因为中日历史问题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

   政治层面的问题,表现在政治家是否对近代发生在东亚的战争性质有明确的态度,对于是侵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是殖民主义统治还是促进经济腾飞这样的根本性的问题的判断上能否有清醒的认识。解决这一层面的问题,需要的是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原则性判断的智慧。以“村山谈话”为代表的日本政治家的态度表明了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思考、反省与正确的判断,但是保守与右派政治家的言论则表明其态度完全相反。所以,同日本社会的和平力量一起,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的政治判断,是中日历史问题在政治层面始终需要面对的任务。政治家当然应当尊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但不能否认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所谓“将历史问题完全交由历史学家处理”,其实是一些政治家回避自己责任的遁词。

   民众感情层面的问题,表现在由于历史体验的不同,不同国家民众历史记忆存在的明显差异。一般来说,民众基于自身在战争中的被害而建立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如中国民众关于“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和“三光作战”的历史记忆,如韩国民众关于“从军慰安妇”、“殖民地支配”和“创氏改名”的历史记忆,如日本民众关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和“冲绳作战”的历史记忆。但在中国、韩国的民众历史记忆中,日本又是作为“加害者”出现的,如果加害国的民众强调自身的战争受害而“加害”意识缺失,就会产生与被害国民众对话困难的障碍。而政治家不断发出错误的历史判断,媒体不断煽风点火,则使民众层面的不同历史认识带上明显的感情因素。由于日本民众加害意识的薄弱与其对历史上的加害历史事实的了解不够有关,而对和平的期待与对战争危险的担心毕竟是各国民众共同的心愿,所以通过民众间不断深化的交流与对话是可以达成相互的理解与谅解。创造民众间就各自的历史记忆进行冷静对话的条件,民众感情层面的历史问题也是可能解决的。

   表现在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与上述政治与民众层面的问题有所不同。历史学者重视的是历史史料与历史事实,这是历史学的学术原则使然。但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由于学术环境不同,学术经历各异,学术背景也有相当差别,首先是对历史资料的掌握与把握方面存在差异,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史料,是否需要辨误,用什么样的方式分析,表现在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差别。所以,学术研究层面存在差异和分歧是绝对的,一致性则是相对的。中日两国学者之所以能够对话和进行共同研究,前提是能够就谴责导致两国间对立和造成民众灾难的侵略战争达成一致认识。而在这一一致的前提下,对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则是学术研究层面极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中日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对影响两国关系的各事件之间是否存连续性,是否有因果关系,完全可能会因观察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论,甚至在同一国家的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认识。学术层面的差异、分歧甚至争议并不等同于政治判断的不同,也不应加剧感情的对立。学术认识的差异,应当在共同研究和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的过程中逐步缩小,所以应当提倡历史认识的跨越国境。

   上述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所以构成了中日两国间对话的困难与复杂。讨论中日历史问题,一方面需要厘清上述三个层面,另一方面则要关注三个层面交错的复杂关系。如果不加区分地将3个层面的问题完全混为一谈,则会使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难以找到目标,更找不到答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其实是处于三层面问题交错的位置上,也需要分别回答从三个层面提出的质疑。

曾经有人主张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纯学术性”的研究,应当使该研究摆脱政治影响,反对将研究“政治化”。例如,在中日共同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日本的一家媒体就曾对我在共同研究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提出质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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