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辉:近世哈密的佛寺道观考实(172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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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辉  

  

   哈密在中国西北的历史舞台上具有影响西域全局的形势,清王朝的一统天山南北和建立多元的治理体系正是奠基于在哈密的管辖。清代哈密的城池由官府修建,在建城的同时都配置有各种庙宇。正如《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指出:“城池为官守之责,庙宇亦风教之征。”[1]城池庙宇是社会教化的象征。其后,民人百姓在生活稳定之时,不断参与各种庙宇的修建和祭祀活动。哈密的城池中最早修建的是回城,清代重修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雍正五年(1727)修建哈密新城,即后来通称的老城。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在哈密建立地方政权,设哈密副将、办事大臣和协办大臣,建置哈密厅,设抚民通判、巡检,隶属于甘肃行省。道光年间,哈密有村庄35个。同治七年(1868),新任哈密帮办大臣文麟重修原有供军队驻扎的兵城,这座兵城后来被称作新城。新城在老城西北隅3里,从老城到新城有街道相连,回城在老城西南隅4里许。哈密厅于光绪十年(l884)新疆建省后升直隶厅。老城即是汉城,历经多次重建,最后一次大规模重修于光绪十二年,时署哈密通判冯森楷、副将龙在田经营展拓,比故址宏大,公署衙门大都在老城内。于是,哈密的城池最终形成“清末民初有城池3座,相互毗连”的格局 [2]。清朝末年与道光年间比较,哈密村庄有一小部分名称虽有变化,总数仍然为35个。1913年,哈密直隶厅改设为县,归属镇迪道,县以下以渠为乡村基层行政单位。明代期间,佛教在哈密逐渐衰落,伊斯兰教在哈密的传播获得主导地位。清代以来,哈密地域的政治体制经历了前期军府制下扎萨克制和郡县制并存,和后期新疆建省的变革,以信仰为核心的社会文化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历史变迁。清代新疆的庙宇除了伊斯兰教清真寺和喇嘛教庙宇以外,大量的庙宇属于儒佛道三教杂糅的格局,尤其表现为佛道交融的信仰结构,表现为民间信仰的形态,可以称之为“佛寺道观”庙宇。笔者对清代以降新疆的佛寺道观展开了县域的实证研究 [3],本文拟对清代至民国前期历史条件下哈密地域的佛寺道观及相应的民间信仰予以考实。

   一、新疆军府制时期哈密佛寺道观的重现

   1. 哈密老城的佛寺道观

   清代哈密地域最早出现的佛寺道观庙宇是伴随清王朝一统新疆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关帝庙出现最早,规模较大,数量较多,常见名称有“帝君庙”和“关武神庙”。哈密老城中首屈一指的庙宇是“帝君庙”,官府修建之后,春祀秋尝。但许多官修庙宇随着居民百姓的参与,逐渐成为城乡居民的信仰空间。“帝君庙”初建于雍正五年,而在雍正七年八月得以重修,并刻碑立记。碑文起始指出:“粤稽自古迄今,天地之所以覆载,日月之所以照临,华岳之所以镇峙,江海之所以流行者何?莫非宇宙间之正气凝贯于其中,发扬于其外,以垂之悠久而不朽哉!”结合中华文明的天地宇宙观和正气的伦理道德,宣扬儒家正统的政治文化秩序。碑文主体叙述了关羽从历史人物到神灵的演变:

   帝君生汉末颠颓之际,当奸雄蜂起之时,独与桓侯元事昭烈皇帝,誓以共死同扶汉室,此立心何其正也。操拨下邳,使张辽说降,帝君表三约以明志。及斩颜良于万众之中,解围报操,遂封赐辞奔,此去就何其正也。后镇荆州,计攻樊城,诛庞德降于禁,威震华夏,操议徙都以避,此讨贼何其正也。讵意孙权助逆,吕陆舞智,糜博降贼,以致麦城被困,千秋同恨,万古流芳,此报国何其正也。自后汉至今已千有四百余岁矣,智愚胥服,俎豆常新。我圣朝屡隆典礼,更极尊崇。呜呼,帝君至德至圣,实秉乾坤正气,与天地之覆载,日月之照临,华岳之镇峙,江海之流行,并垂于不朽也。格于丁未冬,奉檄来兹。抚理彝情以来,见天回彝效顺,商贾骈臻,烽烟永靖,士马咸安,熙皡之风无殊华夏,仰见圣天子之文德武功覃敷异域,然冥冥中犹赖帝君默佑耳 [4]。

   《三国志·蜀志》中关羽的历史史实被赋予正气凛然的高尚形象,并被清王朝政治塑造为“忠义”的神灵化身,关羽祭祀也成为国家祭祀重典。赫格于1727年冬天抵任哈密办事大臣,并在1729年3月春天举行关羽祭祀时与众人商议重修关帝庙。碑文中关羽的历史与“至德至圣”的神话交相辉映,在政治文化中发挥着“神道设教”的教化功能,在民间社会代表着调整义利的伦理尺度。关帝庙重修的参与者有官员、士兵和民人,并且都安居乐业,反映了哈密老城居民与回城居民共同生活的平安社会环境。

   至道光年间,哈密老城的庙宇已有9座(表1),大部分为乾隆年间所建,除万寿宫之外,其余庙宇都有佛教或道教的因素,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土地、龙王、牛王、马王、火神都是缘于中国农业文明社会需求的神灵崇拜,明清时期遍及中国的城乡,观音则是唐代佛教中国化后成为民间普遍信仰的神灵。帝君庙即崇拜关羽的神庙,由于清王朝的崇奉,成为有清一代的国祭,关羽神庙更是得到民间广泛的崇拜。有庙就有会,哈密老城土地庙的庙会日在土地神的生辰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庙庙会显示了哈密庙会的基本情况,“自初一日夜亦张灯,起至初三日止。白昼间各铺户作台歌数十,献于土地神前,游街穿巷,热闹俗规”[5]。庙会中演戏酬神是基本的内容。铺户是其中活跃的力量,表明庙会浓厚的商业经济气息。

 

  

   哈密老城火神庙建于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建成于乾隆三十六年六月,立于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初的碑记记载了火神庙的祭祀缘由和筹建过程:

   立庙以祀神也,亦以壮观也。何谓祀?陈俎设豆、焚香秉烛以告虔也。何祀乎火神?盖火者离之名也。离者,丽之义也。推之造化、人物,莫不各有所丽。仰而在上,有日月焉,则成家于天而丽乎天。俯而在下,有百谷草木焉,则成形于地而丽乎地。至若人伦日月,莫不皆然,而均以常明之德焉,则同心同德,各安其所,而天下以文明矣。此所以祀之也。夫伊吾之有庙以祀之也,由来久矣。其重建奈何,盖以火神者,文炳文蔚之极者也。而庙基窄狭,庙貌尠旧,殊非所以安神也。阖邑商贾咸愿各出囊金,以阔大其基,崇高其貌。奈大殿之左山门以前皆为官厅兵房所限,有意焉而未敢擅动也。我郡伯志在好民之好,恶民之恶,《诗》所谓“民之父母”者,此也。一闻斯举,遂忻然谓乡约、会首诸人曰:是固宜谋所以阔大而崇高之也。虽然,官厅兵房,事关营伍,非请于哈密办事大臣不可。斯时,哈密办事大臣永双总摄军民,一视同仁,无问贵贱,厥爱唯均,因有请而知其事。曰:是固宜阔大而崇高之也。如此,然后敢动重建之举也。爰是各路募化,共得二千四百余金,会首等总理分任,庀材鸠工,经营踌躇,曲画周详,期年余而大功落成焉。第见规模广大,气象森严,前之所不足者补之,昔之所未有者增之,其壮观为何如乎 [6]。

   《易经》中的离卦主火,同时又象征日月光明,火神意味着光明灿烂。火神祭祀有“天下文明”的功效,祀神和壮观兼而有之,意在造化人间伦理秩序,火神庙的扩建意味着哈密边疆社会民生汇聚和文明的扩散。火神庙显然是旧庙重修,最早也应是随着哈密老城一起修建的。哈密城乡居民通过修建庙宇的社会动员,形成较强的社会凝聚力,其中比较活跃的有商贾、乡约、会首若干社会阶层。火神庙的重修有一个民间社会集资的过程,募化资金似乎并非限于本地,其中的地方社会的乡约、会首起到了重要社会组织作用。碑文表明民政系统总摄于军政系统之下,各有专属职责,哈密厅同知受乡民之托向哈密办事大臣请示允许,火神庙的扩建才能占用兵房地基。

   2. 哈密新城(兵城)的佛寺道观

   哈密老城城北建有一座兵城,最早是为了解决军队的驻扎,但军队的长期驻扎产生大量社会生活的需要,出现兵民混杂的居住格局,同样修建了许多庙宇。兵城城门楼供奉道教的魁星,“中层肖魁星像,以佑启人文”,安排神像南座“与人心合必定神心喜”,必将“慧光照处,默佑书香,瞻文光于北斗,起大鲲于南溟,量才点额,皆异日事也”[7]。兵城兵家子弟也希望读书仕进,祈求在科举中榜上有名,维护地方的统治终将以文教为旨归。

   哈密兵城及城关总计庙宇24座(表2),受到哈密驻兵携眷制度的影响,兵城内外出现了大量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庙宇。玉皇和魁星作为道教天神系统,其庙宇在唐代兴起,尤其科举制度的历史背景中魁星主管科考命运而受到读书人的广泛信仰。七圣宫属于一种典型的神灵组合庙宇,满足民间信仰的多种社会需求,明清时期流行于乡村社区。吕祖楼是纪念道教全真派“北五祖”之一的吕洞宾而兴建的,金代兴起楼观,元明清三代尤盛。无量庙崇奉净土宗的无量佛,唐代以后成为佛寺的一个专门类型。罗祖庙供奉理发匠的行业神,起源于北京,清代盛行于城市理发手工行业群体。孙祖庙则是皮货商人、皮匠工人供奉的祖师孙膑的庙宇,清代流行于边疆畜牧业地带的城乡社会。仙姑庙与娘娘庙类似,属于明清时期主要寄托女性生育崇拜的神灵庙宇。

 

  

   兵城内北部是庙宇比较集中分布的区域,有7座庙宇,形成庙宇群落。其中娘娘庙建于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秋八月己酉日,娘娘庙碑记概述了娘娘庙伴随城池的功能变迁而形成的历史:

   哈密为伊吾古郡,本朝康熙年间派兵戍守,修筑新城,向无寺庙。迨至雍正八年,添建粮城以为储备军糈之所。乾隆初年,平定准夷军务告竣时,将粮移贮南仓。此城留为防营养马之厩,随经各营提镇官兵捐资于背面城上修建马神小庙。二十六年改设营制,议盖兵眷房舍,又捐资于正殿两旁添建子孙、圣母、药王、山神、土地祠 [8]。

   碑记叙述了哈密地区自康雍乾三代城池的演变史:兵城最早为储备粮草的粮城,后来成为军队养马的马厩。兵城北部最早修建了马王庙,并以马王庙为中心,在其正殿两边又续建了子孙、圣母、药王、山神和土地等众多神祇的祠庙,显示了庙宇群落的形成历程。1761年清政府在新疆实行屯田制,开始设置营屯,并允许驻军携带家眷。于是,生老病死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需要逐渐形成,并改变了城市面貌。可见,哈密兵城有一个从康熙、雍正时期的军政向乾隆时期的民政演化的历史进程。其中,多种多样的佛寺道观庙宇及其民间信仰活动是构成这一历史进程的要素。

   兵城西门外有一座城隍庙,规模较大,并且建有戏楼,显然在周期性的庙会中演戏酬神是一项主要活动。城隍庙一般建在城内,兵城西门外的城隍庙表明以兵城为中心的居民生活的中心却是在西门外的区域,说明兵城的军事性质向民城的历史变迁。城隍信仰是对于主管城池的神灵信仰,是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城隍神信仰在唐宋时期滋盛 [9],宋代开始列为国家祀典,一直持续在民间广为流行。明初加强中央集权与重建礼制运动,城隍神庙逐渐遍布全国,并形成都府州县的等级体系,清延明制。哈密兵城建城时间短暂,地方上缺乏可以神格化的捍患御灾的历史资源。因此,哈密兵城的城隍是从外地引入的,正如城隍庙石碑所述:

尊神姓氏诞期无考,是年十一月初三日求吕祖乩示:尊神姓纪讳孟宁,年五十九岁,三月初五日酉时生,系陕西西安府同州人,明朝成化初曾任直隶通州知州。复经哈密办事大臣佛讳德札致陕西藩宪富讳纲,在原籍查考宗派实迹。乃于四十四年三月初四日尊神圣诞前一日接到藩宪覆书,内云:通饬各属据州府禀据蒲城县禀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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