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云:小野塚喜平次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9 次 更新时间:2015-08-30 22: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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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云  
体现了作为“统治学”的政治学特征, 正好契合晚清政府以明治政体为榜样仿行宪政的变革意旨, ⑦ 从而被作为检定合格的官方知识加以传播。

  

   四、小野塚政治学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

  

   一般认为19 世纪后期为现代政治学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1880 年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院(Columbi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设立, 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国政治学诞生。⑧ 1904年, 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成立。“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一词的采用, 既显示了对科学方法要求的深入理解, 又显示了与德国的“ 国家学”(Staat swissenschaf t) 和法国的“政治诸学”( sciences politiques) 的观点背离。德国的国家学注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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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 册, 上海: 中华书局, 1928 年, 第16 —18 页。

   ②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第56 页。

   ③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 册, 第8 页。

   ④《学部议覆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指出: “各国法政之学, 派别不同, 各有统系, 必折衷于一是, 始可以杜歧趋而崇政体。故学术之所宗, 必求与政治相应,我国各项法规多取则于日本, 而日本实导源于德国, 德国法学之统系与英法诸国统系绝不相容。日本先采法国派, 后乃悉弃之, 而改用德国派。盖君主立宪政体之国, 一切法制必择其与国体相宜者, 然后施行, 无 格之弊, 此则讲法政学者所必应共喻者也。”参见多賀秋五郎: 《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  京: 日本学術振興会, 1972 年, 第656 页。

   ⑤张之洞:《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并清单》(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 , 王树 编: 《张文襄公全集》卷61《奏议》61 , 北平文华斋, 1928 年, 第4 —5 页。

   ⑥参见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 第376 —385 页。

   ⑦清廷于1905 年和1907 年两次派员出洋考察政治, 乃确立以日本明治宪政作为“预备立宪”的模式。参看罗华庆:《清末第二次出洋考政与“预备立宪”对日本的模仿》,《江汉论坛》1992 年第1 期。

   ⑧Albert Somit & Joseph Tanenhaus , The Development of A merican Pol i tical Science : From B urgess to Behavioral ism , Boston : Allyn and Bacon , 1967 , p. 21. 钱端升说: “政治学自成一科, 自美国始, 欧洲各国仿之不过最近数十年之事也。”参见钱端升:《政治学》,《清华周刊》第366 期, 1926 年1 月1 日。关于政治学在美国成为独立学科的形成过程, 参看Anna Haddow , Pol i tical Science in A merican Col leges and Uni versi ties , 163621900 , New York : Appleton2Century , 1939.

  

   权概念和体现国家权力意志的法, 法国的政治学则被设想为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技能有关的各种学科(有时还包括外语) 。① 政治学由依附于史学、哲学、神学和法学, 转向力求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发掘政治现象的事实真相, 这样不仅独特的研究范围形成了, 学院化趋势也日渐加强。②至于中国现代政治学形成的标志, 则不易确定。③ 作为前提, 有必要确立“学科”概念的内涵并厘清其历史语义, ④ 而依据史实来揭示中国现代政治学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尤为必要。传统中国对政治并不缺乏高深的认识与见解。钱穆说: “孔子儒家之学以心性为基本, 治平为标的,一切学问必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 “是则中国学问, 最重在政治”。⑤ 也有人认为, 中国古代学术求致用不求致知, 尚政术不重政理。⑥ 而从现代学术分科的观点来看, 中国传统学术中显然不存在独立的政治学科。

  

   近代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 戊戌以前主要通过传教士的译著, 不过相关政治制度并非传教士以及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等机构译书的重点。甲午战后, 知识分子对于此前洋务派仅注重学习西方工艺制造之学的状况甚为不满, 主张制度变革才是纾解时艰的根本出路, 于是西方的法政制度成为他们瞩目的焦点。但由于传统的修齐治平、经世治事观念仍然强大, 及政治学科的独立地位当时在西方也尚未确立, 时人的“政治学”分科意识还很模糊。因此, 也就不难理解在《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等晚清书目中, 何以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农学、矿政、工艺、史志、学制、法律、商政等等都被列在“西政”之下, 却没有“政治学”这一学科之名。其时在学术与教科层面上引入法国“政治诸学”概念的可能是马建忠。在介绍法国“政治学院”时, 他提到参加该校考试的试题涉及公法、条约、商例、政术治化、吏治、赋税和国债等。⑦ 马建忠留学所在的“政治学院”可能就是布特密于1872 年在巴黎创办的私立政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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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 竺乾威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第29 、36 页。

   ②华力进:《政治学》, 台北: 经世书局, 1989 年增订3 版, 第7 页。

   ③论文集《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编者也认为,“判明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标志, 更是困难重重, 因为很难有可以作为衡量依据的标准”。(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等编: 《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编者的话”, 第6 页)

   ④现在普遍将“学科”作为“discipline”的对译词。但在清末, “学科”的意思通常是以“科学”一词来表达, 而“科学”又是日本人从中国经典中借来用以翻译“science”的二手汉语。因此, 还需要将晚清的“科学”概念纳入中国现代学科形成史中来研究。关于“学科” (discipline) 概念,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学科实际上同时涵盖三方面内容: 首先是学术范畴, 即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有着明确的研究领域, 且这个领域具有某种有争议的或模糊的界限, 以及某种公认的合理的研究方法; 其次, 学科也是组织结构, 即学科建制; 最后, 学科是文化, 属于同一学术团体的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相似的阅读和研究方向, 他们往往读相同的“经典”著作,倾向于特定的学术风格和陈述模式。(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知识的不确定性》, 王 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104 页)

   ⑤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年, 第195 —215 页。

   ⑥萧公权说,“西洋学术, 重在致知; 中国学术, 本于致用”; “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 Politik ; Art of Politics) 之范围者多, 属于政理(Staat slehre ; Political Philosophy , Political Science) 之范围者少。”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第824 页。严复在《政治讲义》中也说, 中国“古人谈治之书, 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 大抵可称为术, 不足称学”, 但认为“欧洲十九世纪以前言治之书, 亦莫不尔”。(参见王 编:《严复集》第5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年,第1248 页)

   ⑦马建忠: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适可斋记言》, 张岂之等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年, 第28 —32 页。

  

(Lp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① 1896 年秋, 梁启超与马建忠“晨夕相过从”, ② 并为《适可斋记言记行》作序, 对马氏言行甚为称道。③ 次年, 梁启超先后致书张之洞、林迪臣、刘古愚, 说“泰西诸国, 首重政治学院, 其为学也, 以公理公法为经, 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 以近政近事为用”, “今日欲兴学校, 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④ 其时盛宣怀也独推崇“法兰西之国政学堂, 专教出使、治政、理财、理藩四门, 而四门之中, 皆可兼习商务经世大端, 博通兼综”, 乃“设立南洋公学, 窃取国政之意, 以行达成之实”。⑤但是, 随着清末留学日本运动的迅猛发展, 日文法政书籍遂成为译书的主流, ⑥ 这可能与那段时间留日学生对“民族主义”、“国家”及“自治”等政治问题的关切有关。诸宗元、顾夑光在《译书经眼录序例》(1904) 中即说道: “留东学界, 颇有译书, 然多附载于杂志中, 如《译书汇编》、《游学汇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各类, 考其性质, 皆藉译书别具会心, 故所译以政治学为多。”⑦ 尽管所译政治学主要属于“抵抗学”类型的政治学, 却仍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政治学形成的重要因素。首先, 政治之学的命名及其研究领域的划界与分类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政治学”一词原属于马西尼所称的“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非汉语语词) ”,戊戌以后, 该词逐渐取代之前有关政治之学的各种汉语译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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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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