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宇:有组织犯罪之对策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 次 更新时间:2015-08-29 21: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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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宇 (进入专栏)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最高形态的犯罪,严重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威胁到人类的自由与安全,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严峻的 社会问题。由于有组织犯罪近年迅猛发展,犯罪组织频繁制造震惊世界的灾难,因而愈 为各国所重视和警惕,被联合国大会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

   有组织犯罪问题在中国大陆地区曾得到有效解决。然而,伴随中国由传统政治社会向 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有组织犯罪又死灰复燃,严重危害人们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 序、生活秩序,危及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尽管1997年新刑法增设了恐怖 组织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为打击这类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面对 产生至快、发展至猛、危害至烈的有组织犯罪,仅仅依靠法律控制,还显得相当乏力。 故而,有组织犯罪之全方位对策研究已日益成为国家决策部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 界的焦点课题之一。

   犯罪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和存在有其客观历史条件和自身规律性。现阶段我 们尚不能完全消除犯罪所依存的社会条件从而彻底消灭犯罪,只能通过预防与刑罚救济 的手段,最大程度地减少犯罪。综观有关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其产生、滋长的原因,有 组织犯罪具有组织性、经济性、社会区域性、政治腐蚀性、暴力性、国际性等特点;犯 罪成因则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需要针对有组 织犯罪提出一套以兼顾预防与惩治,社会预防和法律救济并重,内外结合的防治体系, 堵源塞流,标本兼治,才能取得理想效果。

   一、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对策

   有组织犯罪是社会关系结构失调,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反映,其产生、结构演化及功 能嬗变皆起缘于社会结构形态上的变迁、转型与异化。因此,有组织犯罪对策之中心任 务,在于追本溯源,控制以至消除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

   宏观上,应通过加强社会管理,健全社会结构,堵塞有利于有组织犯罪形成的诸种消 极因素的分化、组合,阻止犯罪组织的出现。

   第一,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组织犯罪在我国的滋生和蔓延,与国家政 治、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权力真空、社会失范等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化政治体制 改革、健全社会运行机制是遏制黑社会性质等有组织犯罪的根本对策。因此,加大政治 体制改革的力度,形成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良好运行机制,进而引导和推动文化变革,实 现社会价值的调整与统一;完善权力的有效监督机制,防止权力被滥用,倡廉反腐,严 肃清理政府机构中的腐败分子和不法分子,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纯洁化程度,重新树立 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威信;完善基层组织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弥合国家政 策运行与社会管理中的缺陷,从而在整体上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度,有效地控制和 打击有组织犯罪。

   第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结构的一系列调整都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进 行的。毋庸讳言,在经济体制转轨、利益分配机制调整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分配不平 衡问题,生成某种不稳定因素,其中就包括引发有组织犯罪。因此,通过实施积极的产 业政策,发展市场经济,大力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整顿和规范工作;加大西部开发的 力度,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等措施,无 疑可以更好地凝聚人心,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有效地抑制刺激有组织犯罪 产生、发展的不利经济因素发挥作用。

   第三,大力加强文化道德教育。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有一个判断:“预防 犯罪最可靠但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1](P108)文化教育事关国民整体素 质,国民受教育水平总体上能够体现一国国民素质的高低程度。文化教育包括科技文化 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科技文化教育可以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为思 想道德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道德教育决定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影响民众的精 神状态,利于培养法治观念和形成积极的社会意识,它是防止犯罪特别是防止有组织犯 罪的思想意识屏障。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良性的社会道德制约犯罪机制,在一 定程度上支撑着社会的健康运转,使犯罪行为消解于未然之际或使已然之罪无处遁形; 反之,文化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滞后,主流价值观崩塌的地区或时期,则正是社会动荡 不安、犯罪率极高的地区或时期。

   第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有组织犯罪的原因和特点分析可知,有组织犯罪是 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控制等方面消极因素的复杂、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 对其打击预防也必须综合治理:在主体上,组织和依靠国家政权、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 的力量,动员全社会参加,合力打防,使有组织犯罪无立锥之地;在手段上,也应当综 合利用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技术的等多种手段对有组织犯罪真正做到全 方位、“地毯式”打击。具体说来,在政治方面,加大反腐力度;在经济方面,切断有 组织犯罪的经济来源;在文化方面,加大反有组织犯罪的宣传力度,加大对文化市场的 规范、管理力度;在社会控制方面,要加强社会整治,抓好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工、青 、妇、宗教等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增强社会的控制 力;要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传统,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构建社区有 组织犯罪防控网络。

   微观上,主要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以防止有组织犯罪的形成与扩大:

   第一,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近年来,有组织犯罪滋生泛滥,可以说主要根源于政 治、经济体制调整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状态,相伴而生的失业下岗、流动人口增加等无疑 也起了一定作用。从有组织犯罪主体来源考察,客观地说,主要有三类人:一类是不能 “固穷”的下岗人员;一类是不太安分的城市的闲散人员、农村的闲置人口以及外出流 动人口;另一类是屡教不改的“两劳”人员,即劳改、劳教人员。以此为视点,要断绝 有组织犯罪的主要后备军来源,则应以经济手段为主,发挥劳务市场的作用,开辟多种 就业门路,积极有效实施再就业工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强失业保障制度 ,使下岗工人有饭可食,有衣可穿,有业可为;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城市闲散人员 、农村闲置人口的基本生活待遇问题;做好对两劳释放人员的转化工作,落实帮控措施 ,特别是做好安置工作,允许他们回原单位就业。鉴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范围基 本限于城镇居民,从长远考虑,社会保障体系的范围应当扩大,像广大农民的养老、医 疗、就业、保险等都应在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内,而且在社会保障的政策上,应切实向社 会弱势群体倾斜,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疾苦,疏导矛盾,解决问题。

   第二,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加强社会控制,制定法律 、法规,健全流动人口登记制度,严格管理外来人口,抓好外来人员集中、散居、流动 三个层次的动态管理,变限制型管理为服务型管理,杜绝失控现象。另外,在政策上, 对流动人口的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不得实行限制和歧视,以安定民心,消除潜在不稳 定因素。

   第三,加强金融机构管理力度。对“财”的因素进行控制,对有组织犯罪从经济上进 行打击。财产是犯罪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犯罪组织的财产往往见不得阳光,极易 受到打击。因此,犯罪组织得到“黑钱”后,往往通过各种途径洗钱,以使不法资金合 法化。有些金融机构在有组织犯罪的洗钱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洗衣机”角色,所 以要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完善金融法规,切断洗钱途径,断绝犯罪组织的资金运 转路径,就可从根本上杜绝有组织犯罪的恶性膨胀。因此,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 等金融机构应采取具体措施加大反洗钱力度。[2]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1)切实推行金融活动实名制,以有效识别客户身份;(2)要求金融机构保存交 易记录五年以上;(3)对可疑交易建立申报制度。

   第四,加强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的管理工作,铲除有组织犯罪的暴力土壤。有组织犯 罪以暴力为依托,而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又无疑增加了有组织犯罪的能量,在暴力结构 中起重要作用。美国、南非等国家的有组织犯罪的猖獗,与其枪支管理的相对松懈是分 不开的。我国对枪支弹药实行管制是必要的,不但应继续管制下去,而且还应加强。因 此,公安机关应加强对危险物品的管理工作,严格控制危险物品的生产、使用、运输、 销售和购买,收缴流散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及爆炸物品等,以防止恐怖组 织、黑社会组织等利用它们进行犯罪活动。尤其要对生产危险物品的工厂加强管控措施 ,防止犯罪组织利用工厂大规模制造犯罪活动的暴力工具,危害社会。

   二、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法律对策

   如果说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对策,旨在消除犯罪组织的存在条件,是防患于未然;那么 ,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法律对策则是事后救济,惩罚于已然。但是,在我国,依笔者理解 ,反有组织犯罪的现有刑事法律对策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严重影响其效能的发挥, 有值得改进的余地。

   (一)完善刑事立法

   国外对形形色色的有组织犯罪的打击,经历时间较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 借鉴。从实体法的角度而言,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制定了行之有效的专门的反有 组织犯罪刑事法律。例如,美国制定了“RICD”即《反有组织犯罪侵蚀行为法》,中国 台湾地区制定了《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中国香港特区有《社团条例》,中国澳门特区 于1997年3月30日颁布了《有组织犯罪法》,等等。

   我国刑事立法基于“国内尚无真正的黑社会组织”的通说观点,1997年新刑法,只对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刑法第294条),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罪(刑法 第294条),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刑法第294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 组织罪(刑法第120条)等四种犯罪进行了规定,立法较为简单,尚不能涵括所有的典型 犯罪组织及行为方式,更无法适应社会形势及司法实践的发展。因此,在有组织犯罪刑 事立法上我们要尝试继续完善,在条件成熟时可制定单独的《有组织犯罪防治法》,对 有组织犯罪进行重点、有效打击。

   如果说,目前单独立法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但下列几方面的立法完善问题则亟待研究 :

   第一,明文规定有组织犯罪的单位主体。我国两部刑法均未将单位作为有组织犯罪主 体,但随着形势发展,有组织犯罪不断翻新花样,组织内部不断分工细化,有些犯罪组 织出资创立或控制公司,为其犯罪行为作掩饰;有些犯罪组织逐步采取“公司法人”式 的管理形式,犯罪组织与合法企业有时难以区分;一些单位、法人以合法经营为掩护, 从事走私、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偷税、诈骗等犯罪活动。加之,中国加入WTO ,逐步开放市场后,国际犯罪集团和港澳台地区的犯罪组织也会凭借其严密的组织、分 工和分布广泛的组织机构,乘机向中国大陆地区渗透,以至于单位作为有组织犯罪主体 的情况日趋常见。事实还证明,单位作为有组织犯罪主体,往往隐蔽性更强,危害更为 剧烈。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集团就是明显例证。单位不仅可以直接参与实施有 组织的各类严重犯罪,例如,恐怖活动、黑社会组织、走私毒品、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等,而且还可以实施洗钱罪与贿赂犯罪等相关的上、下游犯罪,足可说是为祸甚多, 为害至重。将单位排除于有组织犯罪主体之外于法于理于事实不合,也不利于对有组织 犯罪的有效惩治。

第二,在刑事责任、刑罚方面也应有所完善。首先,对于不同犯罪人明文规定具有显 著区别的刑种、刑度。在犯罪组织中,各类罪犯的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行为是不同的, 其中,组织、领导、积极参加者无疑具有更严重的危险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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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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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西安)200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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