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宇 舒洪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15-08-29 2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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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宇 (进入专栏)   舒洪水  

   一、犯罪的经济分析理论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概述

   (一)犯罪的经济分析理论

   经济学理论认为,人是一种经济理性的动物,或者说“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人的行为选择过程就是一个利弊权衡的过程,隐含着一种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计较的理性分析在内。而且一个经济理性的人,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效益最大化是每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最高目标,“消费者的目标被假定为使效用达到最大化;厂商则使利润最大化;政治家要使票数达到最大化;政府官员要使税收最大化……”〔1〕而要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目标,人们所选择的就必然是一种被认为“行为成本最低,且效益最大”,或“在收益恒定时,成本最低”,或“在成本恒定时,收益最大”的行为方式。这样的思想同样被法学家们运用于法律对人的行为规制方面的分析。从早期边沁、密尔等人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再到当代的理查德•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派,他们都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系统地、规范地对犯罪和刑罚作过分析。如刑罚威慑论就是建立在人是经济理性动物这一前提下的,认为犯罪人在犯罪之前总是(当然过失犯罪除外)能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之成本(潜在的刑罚)与收益(潜在的经济利益)进行分析,当他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所承担的成本之时,有潜在犯罪意图者就选择实施犯罪行为;反之,如果其在权衡之后,认为犯罪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犯罪成本之时,其选择的就是遵守法律,做个守法者。有论者认为:“犯罪主体具有智能性特征,其本质必然是理性人,犯罪主体所进行的犯罪活动,大都是理性人在理性选择下的活动。在面临多种行为选择时,犯罪主体会思考、会计算,会对各种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作理性的比较。”该论者还认为,犯罪效益是指行为人基于实施犯罪行为而实际产生的对行为人有益的结果,它不仅强调犯罪行为的实际收益,更强调犯罪投入与实际的收益之间的比率,把实际投入量作为衡量犯罪效益的重要因素。犯罪收益是指行为人从犯罪活动中获得的功利性利益。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所付出的代价,包括物质性成本、非物质性成本及惩罚性成本。作为理性人的犯罪行为人,“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其在进行犯罪前必然要对犯罪效益进行分析,只有当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有潜在犯罪意图的人才会实施犯罪行为〔2〕。通过上述对罪犯的犯罪决策的含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是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假设的前提下的:其一,犯罪人是理性人。即犯罪人具有完整的意识能力和意志能力。其二,犯罪人在决策时一定会进行其犯罪成本、刑罚成本与犯罪“效益”核算的,并且追求其成本最小化,而犯罪“效益”最大化的〔3〕。笔者认为,上述理论在许多情况下并不一定正确,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过失犯罪,不顾犯罪成本、刑罚成本的亡命之徒以及激情、冲动型的犯罪等;在这些类型的犯罪中,犯罪分子在犯罪决策时一般不像有关经济犯罪、财产性犯罪中的罪犯那样进行精确的成本与效益的分析。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如果人是经济理性的动物这一前提成立,前述的行为选择经济分析理论仍有它的重大价值。对深思熟虑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对于以谋求经济利益为主要动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言,是应当具有根源探究与对策考量的双重意义的。

   (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近年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在某些地方悄然形成,进而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为了坚决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阻止其恶性蔓延,1997年《刑法》第294条分三个方面对此作了专门规定。2000年末,全国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对黑社会性质的地方恶势力,坚持“打早、打小、打露头”的原则,力图不让其滋生蔓延、形成气候、危害社会。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001年的严打整治斗争,再次将“打黑除恶”运动推入高潮,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确定为三类重点打击的犯罪之一。2002年4月,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法律理解不一致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4条第1款的解释》,这是《刑法》实施以来,第一次在有关问题已有司法解释的情况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作出的立法解释。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2004年将把“扫黑除恶”作为全国司法的重点任务之一。2004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侦破命案工作的会议上,公安部明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加强命案侦破工作的同时,重点打击黑恶势力等三类犯罪活动。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立法解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所惩治的大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具体案例来归纳,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具有如下两个本质特征:首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必然以违法犯罪的手段对内进行人身控制。所谓对内进行人身控制,是指对其内部的组织成员进行人身控制,使得组织成员一旦加入,便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安排,去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并不得从事任何有违“组织”的意志和利益的任何行为。其次,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必然以违法犯罪的手段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对外进行经济控制。所谓经济控制,是指这类犯罪组织以违法犯罪的手段对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的经济进行非法的控制与垄断,以攫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

   前述两个特征紧密相联、相辅相承。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正是通过对其内部组织成员的严格人身控制,来达到对外部某个区域或某个行业的强力的经济控制。由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中,其内部成员受迫于首要分子的制约,不得不死心塌地为首要分子卖命,卖命的行为必然迫使其他竞争对手不敢与之竞争,拱手让出市场,形成经济垄断。另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还通过对外部的经济形成垄断与控制,积累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可以借机大力腐蚀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中的少数腐败分子,以金钱支配少数国家工作人员撑起违法、犯罪的“保护伞”,对他们提供包庇和纵容。已有传媒指出,目前某些领导干部中已出现伴大款、伴上司、伴黑的“三伴现象”。前两种现象已出现好些年,后者才是近几年才有的“新时尚”〔4〕。由于外部的一些腐败分子的纵容、包庇,使得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成员越发形成了较高程度的“凝聚力”。原因是:虽然这些组织成员要受到“组织”纪律的约束和制裁,但是在这个“组织”中,由于有“保护伞”的撑腰,他们可以得到较高的经济收益,这样的经济收益较他们单于要高得多;并且,跟着组织“作案”的风险要比他们个人单独作案要小得多,从而使他们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接受“组织”纪律的约束。

   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具有如上特征的事实充分说明,我们不仅需要从法律规定和执行的角度,还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个体和体制方面存在的经济动因,分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日益猖獗、屡禁不止的原因,寻求破解之道,并为构建有效防治该类犯罪的刑事立法、司法,刑事政策体系建有益之言。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效益分析

   假设人是经济理性的,则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必然是犯罪人的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理性选择的前提是进行缜密的成本——效益计算。

   经济学理论认为,价值决定价格,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价值量又等于社会劳动生产率乘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赚取较多的利润,争得优势地位,就必须不断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缩短个别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者进行残酷而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部分生产者赚取了利润,取得了成功,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而另一部分生产者则被淘汰出局。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价值规律及其表现形式。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某些资本家单个或联合起来,控制了产品的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这样,价值规律的作用就发生了严重扭曲,商品的价格往往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常常是垄断集团为谋取巨额利润而独自定价的表现形式。运用该理论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因、特征,可以看到,惊人的类似于垄断组织操控价格,进而获取暴利的行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不择手段,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控制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经济,可以被认为是犯罪人在所有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中获取犯罪效益的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一种行为选择。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效益,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通过其实施黑社会性质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和某种满足。按其内容性质的不同,可分为财产性利益和精神性利益,主要体现为财产性利益或称经济利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成本,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代价,例如为完成犯罪所付出的必要支出、社会成本等。由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采取的是这样一种行为模式:组织犯罪者往往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控制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所以,其收益是稳定的;从而该种犯罪的效益最大化通常是通过减少、控制犯罪成本得以实现的。这种行为模式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的“收益恒定,成本最低,达成效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对其犯罪成本又是如何控制的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典型案例中寻找答案。

   从各地发生的实际案例看,例如“沈阳刘涌案”、“浙江张畏案”、“辽宁段氏集团案”、“郴州袁学明案”等,表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已进入商业化、市场化运作阶段,“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一阶段,他们以合法名义开办各种企业,经营领域大都跟地方经济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投入资金不大且技术含量低,如商品零售业、餐饮业、娱乐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等。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眼里,“合法”仅仅是个幌子,他们从来都无视“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供需关系”等市场的“游戏规则”和“价格公道”、“恪守信用”等商业道德,在内部采取的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制假贩假、偷税漏税等非法经营手段;对外采取的是强买强卖、敲诈勒索、打砸抢等暴力手段,欺行霸市,挤垮竞争对手。正因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经营的经济实体打着合法的幌子,干着非法的勾当——不遵守市场规则,不受法律约束和边界控制,偷税逃税,不对国家承担相应义务,并始终伴随暴力活动;所以比照合法的商业组织,他们无疑极大地降低了自己的成本。就像癌细胞对比正常细胞一样,其增值和扩张的速度远远高于后者,以致能够轻而易举将后者逐出市场。特别是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经营高利贷,一本万利;替人讨债或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法庭”,帮人“收帐”,帮人“了难”;抑或充当保镖,强行收取保护费,无本万利。

   既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成本如此之低,而收益奇高且恒定,甚至是无本万利,精于“成本——收益”理论的经济理性的犯罪人又怎能不趋之若鹜呢?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罚性成本分析

   犯罪的惩罚性成本,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之后可能受到惩罚。犯罪的惩罚性成本与惩罚的概率有关,惩罚概率大,惩罚性成本也高;反之,惩罚概率小,则犯罪的惩罚性成本也就低〔5〕。法律经济学派在分析刑罚所具有的威慑效应时认为,刑罚的威慑效果主要取决于惩罚性成本的大小,而惩罚性成本的大小又取决于这样三个因素:一是刑罚的严厉程度;二是刑罚的确定性;三是刑罚的及时性。由此也就可以认为,如果犯罪的惩罚性成本高,那么犯罪率也就低;如果犯罪的惩罚性成本低,则犯罪率也就高。据此,犯罪的惩罚性成本可以表示为:C=P×R×T

   C——惩罚性成本  P——惩罚的强度

   R——惩罚的概率  T——惩罚的及时性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刑分析

   惩罚的强度即刑罚的严厉性,主要指刑罚的种类、刑罚的期限,以及量刑的幅度,它直接决定着刑罚是否对犯罪人具有威慑力。

《刑法》第294条规定:“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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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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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重庆)200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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