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宇 舒洪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15-08-29 2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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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宇 (进入专栏)   舒洪水  
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的人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展组织成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一规定存在两个问题:

   1.针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行为人的刑罚强度不够到位,法定刑偏低。其一,与周边国家或地区,例如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地区相比,我国针对相关犯罪的法定刑较低,不利于打击该类严重犯罪;其二,即使其中有数罪并罚的规定,但由于许多行为不能单独成罪,例如欺行霸市、收保护费等行为,数罪并罚之适用并无法律上的根据,事实上无法惩罚;再者,黑社会性质的杀人、伤害、抢劫等犯罪行为比其他单独的类似犯罪,更易造成恐怖气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处罚理应较重,因而数罪并罚时,并不总能体现出对于犯罪组织行为的从重精神〔6〕。

   2.针对涉黑官员的处罚偏轻。因为涉黑官员的包庇、纵容行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扩展的主要原因,没有“保护伞”,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很难形成气候。据笔者接触到的一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官介绍,他们经手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迄今尚无不涉及有关官员的。湖南是我国涉黑犯罪的多发地区,那里的情况很具有代表性。最近几年披露的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一些涉黑案件,也几乎都有官员涉及其中。

   但从法律上看,对涉黑官员的处罚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对于涉黑官员的法定刑偏低。我国《刑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定罪时适用罪名不准。许多涉黑官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起到的并不仅仅是事后的包庇、纵容的作用,往往是事先、事中参与策划,甚至赤膊上阵,对于这些人理应按照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分工,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性,而不是一律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性。其三,量刑时裁定刑罚不当。涉黑官员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中,往往起到的是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涉黑官员的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难以发展、壮大,甚至难以生存。正是由于涉黑官员的从中作梗,例如通风报信、阻止调查等,才使各种形式的“扫黑除恶”的行动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即使对被采取强制措施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员,涉黑官员也往往利用各种关系,帮助他们开脱,逃脱法律的惩戒。凡此种种所作所为,使得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难以根除,甚至是日益泛滥。因此,对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涉黑官员,以黑社会性质之类犯罪定罪也好,以包庇类犯罪处罚也罢,均应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处罚,而不应以法律上的轻刑、事实上的从犯一体罚之。

   法定刑和裁量刑偏低的结果,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罚性成本降低,导致刑法本应具有的威慑效应大大弱化。这种不完善的立法和司法传达给公众的信息将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并非严重的犯罪(远不必谈“黑”色变),只要不致人伤残、死亡,只要不爆炸、抢劫、杀人、放火就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只要不具备情节严重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便处刑,也是得甚于失,可以算作涉黑行为的必要风险。从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因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被重罚的,多是由于有数罪并罚的情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涉黑遭到惩罚的,也多是情节特别严重,引起了“官愤”才被追究的,而更多的则是逃脱了处罚或者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

   (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刑罚确定性分析

   所谓刑罚的确定性,指的是犯罪行为受到刑罚惩罚的确定性,也就是犯罪受到惩罚的概率。刑罚严厉性不足,是导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行为人预期刑罚成本过低的原因之一;导致该类犯罪人预期刑罚成本过低的更根本、更基础的原因,是由于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的持续贬值。这种贬值必然地降低罪犯的预期刑罚成本,增加罪犯的犯罪净收益,使罪犯心存侥幸,难以形成犯罪必然受到刑罚处罚的最基本的法制观念,合乎逻辑的结果必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更加猖獗。我国唐末法学家沈颜指出:“夫赏罚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乎必刑,必刑则虽不重而民戒,不刑则虽重而民怠。”〔7〕而一种犯罪行为受到惩罚的概率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犯罪行为本身,如犯罪的隐蔽性、犯罪手段、犯罪行为人的反侦查能力等;二是犯罪控制能力方面,如及时侦破犯罪、获取犯罪证据的能力、条件等。以下这些因素决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受到刑罚惩罚的确定性相当之低,也就决定了其惩罚性成本的低廉。

   1.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结构和外部联系使其难以被揭露

   从内部结构考察: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结构比较紧密,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有着严密的纪律规则,以此来约束和限制一般的组织成员,逼迫他们对组织的首要分子俯首贴耳,言听计从。一旦有人敢于违反纪律规则,就可能受到残酷的纪律制裁,而这种纪律制裁,可以说都是以违法、犯罪的手段来实施的:轻则是痛打一顿,中则是伤害致残,重则是夺人性命,甚至祸及成员家人〔8〕。更有的家族性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甚至是家庭攻守同盟,大家都是亲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自己不说,谁也查不出。对付这种有组织犯罪,虽知罪恶滔天,但却难以查证。这就意味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内部是封闭的,具有高度的隐蔽性,不易为外界所知晓,从而使得堡垒从内部攻破的概率大大降低,进而该类犯罪受到刑罚惩罚的概率也随之显著降低。

   从外部联系考察: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核心战略”是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利益,为了便于实施核心战略,他们选择贿赂腐蚀国家公职人员的手法,作为其贯彻“整体战略规划”的一部分。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可能,贿赂的使用均优先于赤裸裸的暴力。因为暴力手段过于“露骨”,易激起公愤,且不安全,而贿赂既隐蔽又有效〔9〕。为了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生存、发展、壮大,就必须向政府渗透力量,这是中外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存在、发展的一惯手段。一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都拥有非法获得的巨额财产,这就为其腐蚀官员或向政府渗透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作为人而言,难免有人性弱点,稍不坚定,就有可能成为腐蚀的对象、金钱的俘虏。特别是,有些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往往有着犯罪的两手:其一是积极拉拢腐蚀干部,寻求“保护伞”;其二是千方百计捞取政治资本,寻求“红帽子”,涂上“保护色”。不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谋取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地位,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使黑老大们能够秘密、迅速地获取某些重要信息,从而提高使其个人及其统治的组织逃避法律制裁的可能性。由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渗透社会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而与“官黑”结合的直接结果便是极大地减少犯罪风险,降低刑罚成本,而只要犯罪成本低于守法的成本,那么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便不会销声匿迹。

   2.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行为特征也使其难以被查处

   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犯财产犯罪,即通过杀人、抢劫、绑架人质、敲诈勒索等手段聚敛钱财;二是为社会提供非法商品和服务,如走私、贩卖毒品、组织卖淫、赌博、代为讨债等;三是行业垄断,如垄断某一线路的客、货运经营,控制某一地区的特定行业,通过排除、限制他人经营,提高价格,牟取暴利;四是划分势力范围,在某地区内,收取各种名义的保护费、管理费等。

   由于上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或是以开公司、办企业,以合法身份为掩护;或是披着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合法外衣;有的黑老大甚至还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光环作政治资本,官商勾结,使有关机关或机构难以查处;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例如,长期横行乡里,欺行霸市,敲诈他人钱财,为害一方,由于与一般违法行为混淆在一起,往往不会受到打击;即使对于严重的具有黑社会背景的抢劫、杀人、放火、爆炸等恶性犯罪,畏黑如虎、避之如瘟疫的群众也往往少有举报、报案、控告;即使被揭发出来,由于害怕黑恶势力报复,也很少有人敢于出来作证;某些受害人也常常由于害怕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变本加厉的疯狂报复,而不得不忍气吞声,任人宰割,这就使得检察机关的控告显得苍白无力;退一步,即使直接的作案人员被绳之以法,幕后主犯也往往能使出丢卒保车之招,最终化险为夷。以上所列情况的出现,都极大地降低了犯罪及刑罚成本,难以使罪犯产生“得不偿失”之感,无法促使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行为人不再犯罪,同时也无法使社会上其他的潜在犯罪者悬崖勒马,难以遏制其走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道路。

   (三)刑罚的及时性

   刑罚及时与否,对罪犯和潜在的罪犯所产生的心理强制作用是不一样的。只有刑罚及时,亲身受到及时的刑罚惩罚的罪犯,或亲眼目睹其他罪犯因犯罪而受到及时刑罚惩罚的潜在罪犯,才可能形成只要犯罪就会受到刑罚惩罚的观念和认识,并通过不断目睹多数犯罪都及时受到刑罚惩罚而强化和巩固这种观念和认识,从而增大其预期刑罚成本,进而抑制其犯罪欲念。

   反观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由于其内部结构的严密有序,外部有腐败官员甚至司法机关人员的包庇、纵容,加之行为的隐蔽性,调查取证的艰难程度,刑事司法机关要迅速发现犯罪,及时侦破案件,及时审判和惩罚罪犯,其困难可想而知。而正因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往往很难受到及时的处罚,也必然降低了罪犯的预期刑罚成本,增加了罪犯的犯罪效益,最终导致该类犯罪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四、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分析

   贝克根据自己对社会犯罪行为的长期观察,认为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犯罪分子有自己的“成本”或“收益”。犯罪分子之所以实施犯罪,是因为他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所以犯罪是行为人在权衡各种谋利方式的成本和收益以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而犯罪则不仅决定于可能犯罪者的理性与偏好,也决定于政策创造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包括用于警察局的支出、不同罪行的惩罚,以及上学、就业训练计划的机会。贝克因此提出,对付违法行为的最优公共政策就是提高违法成本,使违法“不合算”〔10〕。一般而言,犯罪成本包括三方面:一是直接成本,即实施犯罪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经费、作案时间等直接用于犯罪的付出;二是刑罚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及时侦破并被判处刑罚对犯罪分子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三是机会成本,由于一个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会减少,由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11〕。

   对于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分子自己可能控制其构成和水平,也就是犯罪分子本人可能支配这些成本,使其最大限度地符合自己的主观愿意和最有效地为自己实施犯罪服务,外界包括司法机关无以控制至少是难以控制,因而我们不予更多讨论。而对犯罪的刑罚成本,以及机会成本,犯罪分子在犯罪前无法确定其成本构成和水平,犯罪后犯罪分子本人又不可能对这种成本的投入具有选择权和确定权,这就成为能够改变犯罪成本与预期犯罪效益比值的关键所在,亦是我们以经济分析方法讨论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问题的重点所在。

   (一)提高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预期刑罚成本

我们知道,预期刑罚成本的大小决定于刑罚的严厉性、确定性和及时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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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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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重庆)200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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