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王新建: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

——与六个不同观点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3 次 更新时间:2015-08-29 12: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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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进入专栏)   王新建  
个人的生殖行为应当与社会的需要和愿望相适应。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种"考虑到后代的需要和权利的概念,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在把生育权纳入人权范畴的同时也强调指出:生育不仅是自由的,也是有义务的和负责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也指出:"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其次,生育权利说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缺乏科学、客观的公正立场。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一向反对把人权(包括生育权利等)问题绝对化和抽象化,主张人权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强调人权观和人权标准必须与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相结合。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也是中国人权和生育权利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主要基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尖锐矛盾,看到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严重制约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历届领导人论述人口问题,都是以人口多、底子薄这一最基本的国情为出发点的,是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和把握上的。对于一个13亿之众的大国,国家人口政策首先要考虑的,只能是全体人民的生存发展和福祉的提升,而难以顾及脱离现实的所谓自由生育。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不得已而为之的严格生育政策,正是优先考虑到全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倘若按照自由生育说满足每个个体生育孩子的数量要求(如主张"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而不考虑在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下,其子女未来的衣食住行和教育福祉的提高,这样必将影响到后代们又好又快的发展权和教育权。于是,"私权"只是浅层次地得到满足,实际上"私权"和"公权"均未圆满实现。

   再之,生育权利说割裂了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关系。国际上最早对生育权进行系统研究的瑞典隆德大学丹麦籍著名人权专家卡塔琳娜·托马瑟夫斯基撰写的《人口政策中的人权问题》一书,从人权角度分析了各种人口政策以确定与人口政策有关的人权标准的实际意义,并根据这些标准规定了政府在人口政策领域所应承担的义务。该书认为,政府为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而进行的干预并不一定都是与人权标准相违背的。人权标准要求将个人权利与整个国家的福利相平衡。如果高生育率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有害作用,或者父母的生育行为会对其子女产生不良影响,那么政府就有权干涉。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凯伦·梅森的《人口方案侵犯妇女人权吗》指出:一些国家人口迅速增长,而资源十分短缺,孩子生多了就会影响到社会目前和未来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生育失控而影响整体利益,政府限制个人的生育自由是完全正当的。加拿大生殖健康权利研究专家吕贝卡·库克在《生殖健康与人权》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妇女缺乏调节和控制生育能力,不仅会影响到他们家人的健康,还会影响到全球的稳定,影响人口与自然资源、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成为对妇女人权的侵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还明确规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和自由处置其天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这是民族之生计,不容剥夺。这就突破了西方仅将人权理解为个人权利的片面观点,第一次在国际人权中确认了国家(集体或民族)人权,并使之成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对生育权利的研究表明,尽管"家庭和夫妇在生育问题上应该有自主自决的权利",尽管生育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可行使的权利,但对于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制定人口政策限制个体自由生育权,是完全必要的和科学的。个体生育权的无节制自由行使,必然危害国家整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的进步,也将为个体生育权和发展权提供更为和谐有利的环境和条件。私权和公权,两者应该如此有机统一起来。

   近代西方思想家卢梭指出,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只不过是社会成员服从自己的理由而已;国家和全体社会成员强迫个别社会成员服从公共利益,只是强迫他服从自己的利益,因为社会成员并不总是能看清自己的理由。这种统一性,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国家和法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这说明,在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受到严峻挑战时,牺牲部分个人与部分家庭的一些利益和愿望,也是应该的、必须的和不得已的。

   这里应该指出,主张自由生育权利观来说,大多是出于对公民个人私权的偏爱或"体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反映了某种秘而不宣的心态:对于人类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提高整个民族的现代化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那是大家的事,将来的事,可望而暂时不可及的事;而对于放开二胎等计生限制来说,则是自己和自己家族的事,是眼前的事,是可望且即刻又可及的事。

三、回应人口密度说

   有论者认为,从人口密度来说,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都比中国要高,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控制人口规模和限制生育,因而中国限制生育自然是错误的;认为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首先,不能单纯以人口密度概念来衡量人口规模的合理性问题。人口密度仅考虑到地理面积,未顾及这一空间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以及是否利用其他空间的资源等状况。例如,我国江苏人口的平均密度约为600~700人/KM2,而西藏却不及2人。仅从数字上会看到西藏人口稀少而江苏人口过密,同时也觉得西藏土地在供养人口方面还有巨大潜力。其实并非如此。西藏地区是海拔平均4000米的高原山地,实际耕地面积只限于狭窄的南部河谷等地区,高原干寒草场的产草量也较低,单位面积的载畜量有限。而位于长江入海处的江苏,其长江三角洲平原上的水网农田生产力较高,有效耕地面积自然远超西藏。因此,要综合考量各国家、各地区人口密度同该国该地区的内外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关系,才能衡量某种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是否具有合理性和高效性。

   其次,不能把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人口密度的提高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并非任何条件下人口数量及其密度与经济发展都相互促进并成正比例或正向相关。在一定条件下,人口数量及其密度过大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同样,当人口数量及其密度达到一定高度和经济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经济发展对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密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也会趋于缓和,而不再那么明显和突出。

   在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有许多实证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简单观察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能看到明显的相关关系。对1999年世界上130多个国家的人均GDP与人口密度进行等级相关分析,得出的相关系数不够显著,仅为0.194。亦即在把许多自然资源条件等因素截然不同的国家放到一起时,我们很难得到一般性的判断,说GDP与人口密度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相关关系。对中国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对经济发展有复杂多变的关系。从一定的意义上看,过快的人口增长意味着新增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发展的成果将有相当一部分为新增人口所消耗,不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消费需求逐渐扩大,相应人口投资将大量增加,因而总投资中的生产性投资份额相应减少;意味着为经济发展带来就业压力;意味着对教育投资造成影响,不利于人力资源的素质提高和经济的长期发展。

   再者,不能把"人多好办事"、"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看作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表述。如有论者说,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正因为它是一个人口大国。那么请问,美国等发达国家哪一个是因为人口多才强盛的?印度比哪个发达国家人口都多得多,为何数十年都发达不起来?韩国等人口不多,为何能较快地强盛起来?

   从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的10个国家(摩纳哥、新加坡、梵蒂冈、马耳他、巴林、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巴巴多斯、毛里求斯、瑙鲁)和上面所提及的一些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度或地区来看,其较大的人口密度,但也不能成为中国人口密度相对较小而不应该控制人口规模的理由。它们的较大人口密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1)上述国度或地区的较大人口密度,大多因国土面积较小。如世界上10个面积较小的国家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占了一多半;(2)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大多数为岛国或群岛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3)从发展程度、发展手段、发展方向上看,这些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有的是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如瑙鲁的磷酸盐矿产资源,马尔代夫比较发达的渔业和航运业,巴林举世闻名的采珠业和国际金融中心;有的几近完全依赖别国资源,如新加坡利用转口贸易的优势,进而发展出口加工业、航运业、金融业,成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发达国家。日本更是依赖别国资源发展的国家。

四、回应人口老化说

   近年来,中国的老龄人口问题和老龄化趋势,引起了公众的担忧,人口老化说也成为一些人质疑现行计生政策的主要说辞。然而,这一质疑是盲目的。

   (1)老龄人口问题并非等同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老龄人口问题是指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而人口老龄化问题指的是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升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主要表现在这一过程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老龄人口问题,但却不一定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而老龄化问题则内在地包含着老龄人口问题。

   中国老龄人口多,并非像人口老化说所主张的完全是由低生育率带来的,而首先是由中国"人口众多"这一突出国情所决定的。中国老龄人口规模虽大,但老龄人口比例却低。与世界整个达地区比较,无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远低于整个发达地区。况且中国老龄人口规模大主要表现为低龄老人(60~65岁)比例大。即中国人口总量略高于世界发达地区,但老龄人口占世界发达地区的比例随年龄升高而下降。上述老龄人口的特点说明,中国现阶段主要存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老龄人口问题,而非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既然如此,人口老化说拿人口老龄化趋势来诟病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便是片面的。

   (2)人口老龄化并非等于人口老龄危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人口统计学概念,表示某个人口群体中老龄人口所占比重逐渐上升的一种趋势。其正面或负面影响有多大,需要客观分析。人口老龄危机则是一个人口经济学概念,反映的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而导致了劳动力的供给小于其真实需求,从而造成一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甚至使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财富难以继续增长的结果。换言之,如果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短缺,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人口老龄危机。

   以中国为例,举世公认的是,中国城乡将长期存在大量显性和隐性的劳动力过剩。因收入和劳动状况的机会成本变动而导致个别地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并不能掩盖和否定这一基本事实。据预测,到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9.73亿,16~64岁人口2016年将达到9.9亿人峰值,2050年为8.7亿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李斌语),而经济资源和国民生产总值却比发达国家少得多。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推动资本对劳动力的潜在替代能力来看,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担忧老龄化趋势。比照发达国家,中国在未来一个世纪也不会出现劳动力的供给小于劳动力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于是也就不存在人口老龄危机的问题。

(3)不能以某些城市和地区静止的老龄化数据替代动态的老龄人口分布和地区差异。在看待中国的老龄化程度问题上,人口老化说之所以表现出"忧心忡忡",还在于忽略了中国老龄人口地区差异大和农民工流动人口等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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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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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口研究》201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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