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宏:元明之际唐诗系谱建构的观念及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 次 更新时间:2015-08-27 23: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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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宏  

   有关唐诗系谱的建构,并不是元明之际纔开始的,然此一时期的作为,对于明中叶以来复古思潮的理路以及整个明清诗学的走向,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朱彝尊曾反省说:“顾正、嘉以后言诗者,本严羽、杨士弘、高棅之说,一主乎唐,而又析唐为四,以初盛为正始、正音,目中晩为接武、遗响,斤斤权格律声调之高下,使出于一。”[1]尽管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以示对这段历史的超越与清算,却明确将有关唐诗系谱建构的根基上溯至严羽、杨士弘、高棅三人之说,并已显示,以宗唐观念为指归,体制音律为衡鉴,时代演变为脉络,乃是他们为唐诗系谱建构奠定的基本框架。那么,像唐诗这样获得在诗歌接受史上似乎是仅有的特殊待遇究竟何以会产生,作为后代人对前代文学风貌的整体想象,唐诗系谱的建构如何开始运作并一步步具体展开,又各反映了怎样的审美要求以及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其表层的历史事件如何呈现其意义?本文即拟循严羽诗论著作、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与《唐诗正声》三个代表性案例的线索进展,对此作进一步的考察。其中如严羽当然是元明之际以前时代的产物,考虑到他的学说对后二者唐诗选本的旨意、性质具有相当直接的作用,而他的著述本身经黄清老辑刊后,影响始得张大,故亦作为此间一个环节予以探讨。

  

   一  关于体裁论与世变论

  

   元明之际唐诗系谱的建构,大抵是在如下历史语境中酝酿、展开的:一方面是南宋以降,随着永嘉四灵、江湖派对江西诗风的反拨,所谓“近年永嘉复祖唐律,……众复趋之,由是唐与江西相抵轧”,[2]明确相对待的唐宋诗体之辨,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戴复古从孙戴昺《有妄论宋唐诗体者答之》,即为置身其间的一种反应;[3]然此唐诗,实为以姚、贾为宗尚的晚唐诗,叶适虽标举徐照等始言“唐诗”,却亦有“不及臻乎开元、元和之盛”之惜叹。[4]严羽《诗辩》更直言:“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5]这又促使人们在反省唐宋诗质性差异的同时,进一步追索代表唐诗成就的典范之所在——对于唐诗整体风貌的想象、梳理亦藉此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开展,严羽即在此情势下,辩白是非,定其宗旨,在彻底清算江西诗病、四灵卑格的基础上,“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于是,与同样反对江西诗派之北方之学桴鼓相应,一场轰轰烈烈的宗唐复古运动就此拉开帷幕,尽管由于地域局限及创作成就等方面的原因,严羽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远不及稍后至元、大德间,先后在杭州活动的戴表元、赵孟俯以及袁桷、杨载等人为大。[6]值得注意的是,这主要是从诗体格法的体裁论一侧提出宗盛唐要求的,重在得其正体,反映了诗学传统内部新旧秩序的嬗变与审美价值的重塑,也因而构成元明之际唐诗系谱建构的根柢。

   在另一方面,蒙元立国,打造“盛世之音”是其所面临的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自元世祖中统、至元以来,作为国家政治文化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翰林、集贤两院为主体(文宗天历二年又设奎章阁学士院)的馆阁文学,被赋予发扬儒学、绍续汉唐以来文学传统的重任,世变论突出地成为他们阐释自我定位的重要依据。就文章而言,无论是吴澄《送虞叔常北上序》,[7]欧阳玄《潜溪后集序》,[8]还是林泉生为陈旅《安雅堂集》所作序,[9]皆构建了一个三代而下,西汉文治称盛,东汉而下,日以衰敝,唐宋盛时,韩柳、欧苏王曾倡言复古再盛,至本朝又兴斯文的文统叙事,要在证明“文章与世道升降”,“高下与世运相盛衰”,负载社会政治治乱消息的世道被视作文学发展变化的动因;诗歌与文章虽有自身系统的差异,然体现世运的功能则一以贯之。故虞集曰:“某尝以为,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10]在此标准下,不管是虞氏自己所说的“诗之为学,盛于汉魏者,三曹、七子,至于诸谢备矣;唐人诸体之作,与代终始,而李杜为正宗”,[11]范梈所说的“余尝观于风骚以降,汉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陈子昂辈,乘一时元气之会,卓然起而振之;开元、大历之音,由是丕变”,[12]皆显现了在上述体裁论之上导入世变论的诗史观,并与自己的时代相联结。如戴良所总结的:“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盖至是而本朝之盛极矣。”[13]原本已以近体之新兴特征为人所嗜习的唐诗,又以近《三百篇》雅正之旨的理由,被赋予担负社会政治想象的职能,而进一步获得其合法性权力,由大德、延佑而至天历,日趋其盛。方孝孺诗曰:“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14]指的就是当时馆阁诗人在创作上对宗唐复古新风尚的推进。有鉴于此,这种世变论对于元明之际唐诗系谱的建构,势必会产生某种导向作用。

   体裁论与世变论这一对概念,苏伯衡在明初已提出,他在为平阳林与直《古诗选唐》所撰序中,对虞集《唐音序》因“慨夫声文之成,系于世道之升降”,而在篇末以“吾于伯谦《唐音》之録,安得不叹夫知言之难也”一言作结予以借题发挥,以为寓“不能无憾”之意,以此指责士弘之选:“盛时之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衰世之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也,其亦异乎大小《雅》、十三《国风》之所以为正为变者矣。”[15]他的用意,在于藉汉儒所阐释的《诗经》正变说之权威,申张世变论的立场,虽将《唐音》定性为体裁论而有所贬抑,说起来是为了彰显林选的价值,但确实觉察到了虞集与士弘间的实际持论之差异,而在对唐诗系谱的建构提出贯彻官方文学话语的要求上(这或许又体现了浙东士人集团的某种政治倾向),亦确于虞集有相承之处。这并不奇怪,明初统治者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国家意识形态,比起元代来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其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馆阁及馆阁文学,其政治权重亦明显增长。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明初至复古思潮兴盛之前,无论是唐诗系谱建构工作本身,还是对其所执持的评判标准,总体上与自觉担当官方意识形态建设的馆阁宗尚之联系,皆显得愈加紧密。然而,不管这种倾向的程度如何,自元代以来,在人们实际关注的诗歌作法,与高相标持儒学色彩的正变理论目标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明正统间周忱撰《唐诗正声序》,记其与高棅同在翰苑编校秘书,“尝相与论近世选唐诗者,廷礼独推襄城杨伯谦之《唐音》录为尽善。盖谓其专以体裁论,而不拘拘于时世之升降也”,[16]即显示了高棅从诗学自身审美特性出发,给予《唐音》体裁论肯定的评价。这确实体现了高棅本人选诗的基本立场,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将世变论的要求进一步贯彻于体裁论中。因此,无论此际人们更多地侧重于政治诗学的立场,抑或审美诗学的立场,其对唐诗系谱建构所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其实都不能逸出体裁论与世变论的交涉、互动、冲突、调适之范围,即便至后来被认为是更多地从审美诗学立场出发,完善唐诗系谱建构的复古派,亦复如此。这也就意味着,体裁论与世变论之间的动态关系,为我们考察整个唐诗系谱建构的观念、具体构成及其进程,提供了一个基本视点。

   作为一种学术,文学系谱的建构,大端不出考究源流正变与分辨体制类别,这其实也是以文章流别为中心的传统文学史形态应有的题中之义。钱钟书先生《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尝总结说:“抑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17]可谓深得“诗家三昧”。就唐诗系谱的建构而言,二者之间又实有关联。杨士弘的《唐音》被指为以体裁论,其来源即属严羽为代表的正体论(这在下面还会细论)。大体上以所尊奉的盛唐典范为标准,建立起一个等第价值序列,此即乾隆《御制题严羽沧浪集》所谓“假禅宗以定诗品”,[18]目的在于示正,虽不能说没有源流正变的观照,然与所谓诗史意识尚不可同日而语。《唐音》对于严羽诗论的拓展,一在将其所侧重的风格上的“辨体”进一步细化到以诗歌体制为单位,这既是元代以来更广泛阶层日益关注诗格、诗法等技术性层面需求的体现,也是作为诗歌选本发挥其自身在诗学实践方面的特长,从而将“分体制”与“别品类”纵横两个方面初步贯通起来,当然,其重心仍在标示盛唐正音。一是尝试对盛唐正音的源流有所展示,这既表现在开创性地在《正音》前设置《始音》,又表现在于中晚唐选取诸体近盛唐者,多少显示了盛唐正音(而非整个唐诗)在时间流程中的存在。这种对于时间因素的关注,应该受到了其时已成为主流观念的世变论的一定影响。士弘自己在《唐音•凡例》第二条中,标榜《正音》之以体分类,是为了“以见世次不同,音律高下”,[19]这并非全然是门面话。世变论虽欲将视点重又引向政治的诗歌史批评,然其所侧重的世次之变导致声音之变,却为唐诗系谱建构进一步展开动态的历史流变过程提供了某种支持。如果说,正体论的品第工作为唐诗系谱的建构提供了以盛唐为中心的价值基准,以及由点(诗人)、面(时代)构成的基本坐标,那么,世变论的加入,使得其间演化关系亦得以被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呈现。实现这种诗史意识之建构的,是高棅的《唐诗品汇》。鉴于严羽、杨士弘对高棅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他的这一唐诗选本仍以前者由体裁论出发的定品示正为基本立场,而对后者“始有以审其始终正变之音,以备述乎众体之制”[20]的意识及实有的拓展予以更为彻底的实施。同时我们发现,世变论的影响在其身上愈加显著,这不仅体现于他对该选宗旨的自我表白,所谓“诚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云”。[21]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选本中将这种世变论的时间因素比较圆融地贯彻到了正体论中,要在具体展开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之过程的基础上,“定其品目”以判识上述点面各自在其间的地位、作用。此即其“四期”“九品”的结构方式与体系,当然还是在以盛唐为中心的价值基准下“别其上下、始终、正变”,[22]然诚如陈国球指出的,这一结构方式与体系“使得价值判断由时序的标志显出演化的历程”,[23]因而在唐诗系谱的建构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不过,我们还须看到,这种诗史意识的唐诗系谱建构,正因为仍是以作为正体的盛唐诗为价值基准而展开,其审视整个唐诗各阶段的演化历程就难以有一种更为客观、全面的历史批评准则,对盛唐之外各阶段的真正特点也难以发现与把握。后来有一些批评家显然已意识到这样的视阈局限,如桑悦就指出:“杨仲(士)弘等所选,俱得其柔熟之一体,唐人诗技要不止此。国朝闽人高廷礼,有《唐诗品彚》,五千余首,虽分编定目,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之殊,要其见亦仲(士)弘之见。是诗盛行,学者终身鑚研,吐语相协,不过得唐人之一支耳。欲为全唐者,当于三百家全集观之。”[24]胡震亨指谬说:“而大谬在选中、晚必绳以盛唐格调,概取其肤立仅似之篇,而晚末人真正本色,一无所收。”[25]许学夷也批评说:“且于元和以后,多失所长,又未可名‘品汇’也。”[26]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传统复古文学史观自身带来的困境,在这里,应该也反映了将世变论引入正体论后所存在的一种深层矛盾。

  

   二  黄清老辑刊严羽诗学论著的意义

  

   据张健考证,严羽生前并未将自己相关诗学论著编定为《沧浪诗话》一书,《诗辩》、《诗体》等原只是单篇著作,元人黄清老始汇辑其《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篇,置于《沧浪严先生吟卷》首卷梓行。[27]其说理据充分,值得采纳。而这对我们考察严羽学说的传播在此际得以张大,尤有意义。

黄清老(1290-1348),字子肃,号樵水,邵武(今属福建)人。少笃志励学。泰定三年(1326)应浙江乡试,以《春秋》擢第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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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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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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