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儒家“妾身未明”之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3 次 更新时间:2015-08-25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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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斯人已逝。但儒家没有陪葬同死、共赴黄泉。儒家没有哈姆雷特式的困惑:“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2] 但儒家有别样的纠结:“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问题。”

斯人既逝,吾身何寄?儒家在今天的心境,正如徐志摩的诗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3]

这种孤独无依、彷徨无据的处境,有学者称之为“妾身未明”[4]。

本来,帝国时代的儒学,那是“妾身分明”的,即所谓“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5],也就是儒家和帝国制度的婚媾;质言之,那时的帝国就是儒家化的帝国,或者至少在形式上举行了婚礼,那就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儒家化”建议。

不仅如此,那时的儒家,“分明”之“身”是不是“妾身”,抑或竟是“男儿身”,也是一个问题。“制度的儒家化”恐怕意味着:帝国制度是儒家的儿子,而不是儒家的夫君。那位“专制制度的总设计师”韩非子,不就是儒家的“不肖之子”吗?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制度的儒家化”甚至意味着:那时,儒家的身份到底是不是“妾”?是不是女儿身?皇家与儒家的联姻是不是“纳妾”?甚或儒家尽管是“入赘”,毕竟处于“夫”的地位?抑或双方至少是平等的“同性恋”,犹如希腊雅典当年的“男风”?这些都是问题。

然而近代以来,“儒家化的制度”和“制度化的儒家”都解体了,帝国已逝,儒家犹存。这时候,孤苦凄切的儒家才陷入了“文君新寡”、“妾身未明”的境地,以至“沦落风尘”,乃至沦为“游魂”[6]。

所谓“妾身未明”,出自杜甫的诗《新婚别》:“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根据诗意,在今天看来,该女子算是成婚了,怎么能说她的身份“未分明”呢?原来古代的婚礼,手续比较繁缛,新娘过门三天以后,告夫家之宗庙、祭夫家之祖坟,如此等等,以“明”其“身”,然后拜见公婆(姑嫜),这才算是正式成婚了。否则,便是“妾身未明”。

当代儒家正是如此尴尬。本来,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美人迟暮”之际,是要改嫁“新外王”的;而其选择委身于“新外王”,也就是选择和“民主与科学”举行“暮婚”。然而很快就闹出了“新婚别”的变故,变成了21世纪的大陆新儒家,心里产生了一种要与民主与科学“晨告别”的冲动,于是就“妾身未分明”了。

今天的儒家不仅“妾身未明”,更沦落到了“人尽可夫”的地步!

所谓“人尽可夫”,出自《左传·桓公十五年》记载的雍姬和她母亲的对话:“(雍姬)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7] 父亲只有一个;丈夫,则天下男人无不可。

当今的儒家,可不就是“人尽可夫”吗?除了“老大嫁作商人妇”、或被老板“包养”、改“儒”姓为“钱”姓的以外,时而嫁给“左”家(左派儒家),时而嫁给“右”家(右派儒家);时而随了“马”姓(马克思主义儒家),时而随了“自”姓(自由主义儒家);时而又姓了“原”(原教旨儒家),时而又姓了“后”(后现代儒家);……似乎“名花有主”了,实则“水性杨花”而已。

然而,不论“妾身未明”、待字闺中,还是“人尽可夫”、芳心有主,其实都是“妾妇之道”[8],而非真正的孔孟之道。真正的孔孟之道,那是孟子讲的“大丈夫”[9],原本是“男儿身”,何来“妾身”?

由此看来,“妾身”不论未明、已明,都是“变性”的结果。

这种“变性手术”,似乎做得很早,早在那位“始皇帝”还只是“秦王”之前。比如“伟大的”诗人屈原,最喜欢以“美人”自喻。[10] 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变性”、人格上的“自宫”。他(或她)本来很受楚王宠爱,后来被疏远、放逐,于是“远之则怨”[11],自比弃妇,从而自怨自艾、如怨如诉地咏叹着“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2],乃至寻死觅活,徇情投江。诚“烈女”也!然而非“烈士”也。人们说屈原对楚王的“从一而终”是“爱国主义”,这其实是很可笑的:照此逻辑,孟子离开“祖国”(鲁国)、“移居国外”,到处宣讲儒学,劝人称王,简直就是“卖国主义”了!

自从屈原以来,中国文学形成了一种“审美传统”,叫做“香草美人之喻”,即:士大夫把自己与皇上的关系比喻为妾妇与夫君的关系。于是,我们读到历史上的许多“怨妇”之诗、“弃妇”之诗,作者所发泄的情绪其实都是对某位“今上”的幽怨和对自己“妾身”的哀怜。悲夫!

但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宋江——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宋江,就把自己去京城与皇帝勾兑比喻为“买春”,即今天所说的“嫖妓”。他这首词,全文如下: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

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13]

这首词的词牌是《念奴娇》,我不知道是不是宋江的有意识的选择。词中所说的“凤城春色”,表面上是说的名妓李师师,实际上是指的宋朝皇帝。

这里并不是要全面地评价宋江其人,而只是说:他声称自己凭梁山的实力来和皇帝讨价还价,乃是“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那是何等的男人味!何等的“大丈夫”气概!当然,他谋求“招安”的时候,还是有“卖身”或“求包养”之嫌;[14] 但宋江的“性取向”其实并非只有这一面,还有另一面:“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15] 宋江自己要做“丈夫”,那么皇帝呢,又不能明媒正娶,而那个时代又没有“婚外恋”之类,就只能是他宋江“买春”的对象了。

词中讲“山东烟水寨”,也颇有意思。其实,山东不仅是水泊梁山“草寇”的根据地,也是儒家的故乡和根据地。儒家在取得“独尊”地位之前,原本是“在野”的,并不“在朝”。我总觉得,比起今天的许多“儒家”来,宋江更像一个真正的儒家。真正的儒家不是“妾身”,而是“丈夫”,是敢造反的,是要“革命”的。——“汤武革命”[16],难道不是儒家的传统吗?

不过,买春、嫖妓是需要谨慎的,弄不好恐怕会染上传统的“梅毒”、或现代的“爱滋”。比如今天有一部分儒家主张恢复“古礼”,诸如三跪九叩之类,在我看来,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梅毒”。反之,当年康有为之流以为必须学习现代的西方“国教”,为此就必须创建“孔教”作为中国的“国教”,甚至不惜委身于张勋所复辟的帝国“老男人”;而今天也有一些儒家竞相仿效,要建立什么“儒教”:在我看来,这就是染上了现代的“爱滋”。

所以,儒家的身份认同问题,不仅涉及“妾身”是否“分明”的问题,更根本的是儒家究竟是“妾身”还是“男儿身”的问题。

本文开头说到,有学者也提到“妾身未明”。他批评说:“以现代的价值”、比如“以功利的标准来证明儒学的价值”,“这样妾身未明的传统文化,如何能令人信服地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之所在?”[17] 对此,我有两点疑惑:

其一,“功利的标准”难道仅仅是“现代的价值”吗?难道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中竟然没有功利价值?我不禁想起南宋大儒叶适的名言:“‘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18]

其二,假如“现代中国”的文化认同不能依据“现代的价值”,难道应当依据“古代的价值”吗?那么,“古代的价值”包括哪些内容?是不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一套?再者,依据这种“古代价值”而建构起来的所谓中国,那还是“现代中国”吗?作者这种把“传统文化”、“儒学”和“现代的价值”截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实在很成问题!这分明是“棒打鸳鸯”,禁止梁山伯和祝英台谈恋爱,正如禁止罗密欧和朱丽叶谈恋爱。

在我看来,今天的儒家,在帝国已逝、“妾身未明”之际,首先应该恢复自家的“男儿身”,恢复孟子那样的“大丈夫”本色,再像宋江那样“发扬革命英雄气概”,大胆地“再买春色”。这里尤须注意:所谓“春色”不是别的,恰恰是“现代价值”。何谓“现代价值”?“核心价值观”讲得很明白: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现代价值的“春色”。唯其有如此这般的“春色”,才值得去“买”。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上面那些话,恐怕有过多的男权主义色彩,女性读者会不高兴。那咱就换一种说法吧:在这个男女平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时代里,儒家是否男儿身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倾心于“现代价值”这个绝配佳偶,大胆追求,义无反顾,与之谈婚论嫁,以求百年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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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鸿章: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六章。

[2]“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经典独白。

[3] 徐志摩:《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原载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第一卷第1号。

[4] 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5] 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第4页。

[6]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困境》,见《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左传》:《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8]《孟子·滕文公下》。

[9]《孟子·滕文公下》。

[10] 关于屈原诗中的美人自喻,例如王逸《楚辞章句》注“哀高丘之无女”:“女以喻臣。”《楚辞章句·离骚序》说:“宓妃佚女,以譬贤臣。”《文选》吕向注“无女”:“女,神女,喻忠臣也。”钱杲之说:“女喻贤臣可配君者。”刘梦鹏说:“女,美女,比贤者。臣之事君,犹女之事夫。正士入朝见忌,犹之美女入宫见妒。”王泗原《楚辞校释》注“高丘无女”:“女,美女,以喻贤者。”转自杨成孚:《〈离骚〉“求女”解新论》,《南开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5期。

[11]《论语·阳货》。

[12] 屈原:《离骚》,见《屈原集校注》,金开诚等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

[13] 宋江:《念奴娇》,见《全宋词》卷四,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

[14] 关于宋江是否主动寻求招安,其实是有争议的。据《宋史·张叔夜传》记载:“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可见其不得已。《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

[15] 见《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 见《周易·革彖传》。

[17] 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8]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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