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从五大坐标审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2 次 更新时间:2015-08-25 10: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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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密不可分。从20世纪至今,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就是由毛泽东开启的。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结束受尽西方列强屈辱的历史,也是从毛泽东开始实现的。对于这样一位对国家、民族、人民做出巨大历史性贡献的民族英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现在和将来都会永远铭记在心。而对那些试图给毛泽东抹黑,甚至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历史贡献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我们的回应只能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历史呈现出一个规律:每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下一步改革发展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出来鼓噪一番,企图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旗帜上拿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这种企图总是不能实现。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不但不得人心,而且根本不可能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和出路。相反,还会使中国发展误入歧途。

   历史反复证明,毛泽东尽管犯过严重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巨大的。毛泽东以其一生的奋斗,包括牺牲了六位家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历史巨人、伟人与凡人、小人的根本区别。在这一点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否定了毛泽东,就会从根本上损害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的丰功伟绩,为成功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做出的杰出贡献,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永远彪炳史册。历史是人民写的,而不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少数人写的。公道自在人心。尽管各种“非毛化”的言论不绝于耳,各种造谣污蔑毛泽东的传言在流传,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抹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不可能撼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可以从以下五大坐标来审视。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恰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面临新挑战、新机遇的时代。在这以前,列宁适逢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并且产生了金融寡头和产业托拉斯的时代,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解决了时代特征、主要矛盾以及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在帝国主义国家四面包围之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创立了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从学说变为活生生的实践。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反抗。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殖民地、相互瓜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新觉醒,孕育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时代变迁,这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已不再必然地同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相联系,而是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同盟军。列宁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形成了由他执笔的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如何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成功,为广大民族独立国家树立了榜样,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成功实践,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这一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遇了党内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条化的阻碍。因而,毛泽东的探索过程,既是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实践、独立自主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也是从各种思想僵化和理论教条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不但以其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认知。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在于运用、关键在于实践的思想。因为实践出真知。邓小平也说过,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回答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家时说过,我们“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

   二是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从1930年5月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始,就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在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又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思想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还强调,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也要放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上述新认知,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反复得到的,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因此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辟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中三个活的灵魂的奠基人。

   第二,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

   毛泽东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环。在以下几个方面,毛泽东的探索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成功解决了一个东方农业国如何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是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的。首先遇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应该放在中心城市还是放在广大农村。毛泽东是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才走上了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接着就遇到了中国革命扎根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问题。这就发生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把党的水准降低到农民意识的水准上,还是使其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农民意识从而提高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水平之上,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建党”的实质。这件事,是经过从红四军七大前后到九大最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才得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将这一决议案的最主要的部分命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由此形成了建党纲领和建军纲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总结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精心培育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期间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的决战时刻,毛泽东还总结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土地革命总路线,系统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为新中国的诞生绘制了完整的蓝图。

   二是成功解决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而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时候,毛泽东面临着两大历史传统。一个传统是来自苏联的。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是采取“一举进入”的方式,对于工业是一举实现国有化,对于农业是一举实行土地国有化,消灭富农经济,普遍建立集体农庄。这种实践,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极大。另一个传统是来自中国自身的。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完全有可能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的。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不流血的革命”的先例。封建王朝的更替,要么是通过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来实现,要么是通过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等暴力方式来实现。近代以来,就连极其温和的戊戌变法,也不能不以谭嗣同等血染刑场的方式而告失败。如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以最低限度地避免社会震荡、避免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的方式取得成功?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实际上,这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结果是,这条道路最终走通了。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1月指出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

三是对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成功为最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其失误也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本质上说,也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此之前,整个世界上的现代化道路无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就其具体内容也是千差万别,但总体来说是同一种类型。另一种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强大物质基础。但是,这条道路也有其严重的弊端,特别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直接满足人民生活的轻工业生产也长期不得过关。可以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根本目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些问题,因此着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有一部分是探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毛泽东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里,“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他还特别强调,“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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