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宇:论儒家历史哲学的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 次 更新时间:2015-08-22 23:30:24

进入专题: 儒家历史哲学   近代转型  

康宇  

   历史哲学,是人们从整体上对历史本质和规律的反思,以及对社会演变过程总的看法。作为一门哲学,它有着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长期以来,人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儒家缺少历史哲学的认识。实际上,儒家非常重视历史的传统,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辨。儒家历史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彰显。

  

   一、儒家历史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般认为,儒家历史哲学起源于孔子的思想。孔子虽然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但他一生都在积极地搜寻、整理和编辑各种类型的历史文献,从中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孔子对春秋时期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变动,以及夏、商、周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进而提出了解释性的理解。孔子以变易作为天地万物的基本规定,创立了系统的、变易的世界观。他认为,王政衰微后,五霸继起而能使国家有所统属,是得其时而行,这也就是说从王道到霸道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孔子在研究三代之礼时,明确地表达出“时措从宜”的观点。所谓“时措从宜”,即“时措,言得其时而用”(《礼记·中庸》)。

   随之,孔子建立了历史评价的道德标准。孔子首先以周礼作为褒贬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准绳,例如,他对季氏的“八佾舞于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八佾是天子所用的舞蹈;他对齐、鲁等国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以至“自大夫出”,加以反对,因为按周初的遗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等。不过,在孔子的历史观中,周礼只是一个朝代的道德规范,是对殷礼的相因与损益,而且其后继周者,必将对周礼做出损益。于是,他又提出了另一个历史评价的道德标准———“君子”的道德理想。在孔子看来,成为“君子”是人的道德实践的目的,而“仁”是塑造“君子”品格的必要条件。由“仁”出发,孔子高度颂扬了子产的政治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是有些违背周礼的,但孔子认为子产的行事完全不同于“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的权力斗争,而是为了郑国的安宁和人民的福利而进行的社会改革。孔子之后的孟子将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归结于人类本身,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同时,他又指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滕文公下》)。虽然上述的说法含有典型的英雄史观成分,但孟子去除天命成分,从人类自身揭示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在当时是具有较强的进步意义的。战国后期的荀子,主张“明天人之分”,认为天是一种客观存在,天没有意志,也没有目的,因而他反对从天意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他认为,社会制度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在这种变化中,却存在着连贯性和继承性。荀子批评言必称“三代”(夏、商、周),盲目崇拜“先王”的历史观。他大讲“法后王”,所谓“后王”是指近代之王,即周的文王、武王,他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改造了文王、武王的面貌。他强调,从今天的社会现实出发,去考察过去的历史,“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荀子·不苟》)同时,荀子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民的作用。

   汉代的董仲舒创立了儒家三统循环论的历史哲学体系。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董仲舒较为集中地表述了他的三统说。他以一姓王朝为历史描述的一个单位,认为历史是“易姓”而变的,王者的政权“受之于天”,因而,受命之王要以“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的方式来应变顺天。于是,便有了以正朔、服色、礼乐为标志的黑、白、赤三统说。三统说又称三正说,因为它以岁首的正月为建统的标志。三统分别选取一年中万物始动的所谓三微之月为岁首,即寅月(农历正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子月(农历十一月),来显示该统政权不同于其他,又依据此三月的物候之色,定三统为黑、白、赤。董仲舒将历史上政权的序列上至为五帝、九皇,大大拉长了历史的时限,使其三统循环适用于更久远的历史。而且,他还以三统与“四法”(即商、夏、质、文)相交错,在长长的历史序列中,形成了“再而复”(文质))“、三而复”(正朔)“、四而复”(一商一夏,一质一文)、“五而复”(五帝)、“九而复”(九皇)等多重大小不等的循环。

   董仲舒的三统说强调“顺天改制”,王者“受命于天,易姓而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春秋繁露·楚庄王》)他以禹夏为界标将历史分成了两种情况或前后接续的两大阶段:前者是治世相连,没有失道的情况;后者呈退化的趋向,是失道过程。董仲舒认为,一姓王朝的兴起与退化都不是陡然发生的,往往有一个“渐”、“积”、“累”的过程,是一种历史的量变。但在循环、退化、改制、兴亡的历史变动中,也存在着不变的“道”“,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得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三》)“道”的根本依据是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三》)所以,董仲舒虽然承认历史的变动,但又坚持道永远不变的观点。此外,董仲舒指出,社会历史及其变动是天人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表面上看,天绝对支配人间的一切,但实际上,天是人的能力和力量的集聚与化身。在天给定的活动范围内,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天对人间社会的支配形式主要通过圣人为人间立道,以及天子按照天意推行政治来实现的。当天把统治权交给人间后,它只是以祥瑞灾异这种没有实际约束力的东西影响人,倒是天建立的道对人间的事务支配较多,而道本质上是人类自己的法则。“人法天”本质是遵道,而在遵道中个体的活动是有差别的,于是有了历史的各种变动。由此可见,天并不神秘,其建立的人间法则本质上还是人类认识自身的结晶,只不过董仲舒把立法权交给了天。天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人的化身。

   到了宋代,儒家被改造为“理学”。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即从天理的角度对历史重新进行了思考,他们把历史学作为“格物致知”求理的一条途径,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审视去寻求支配天下万物的“理”;他们将道德价值置于一切人类价值之上,把一切历史活动都以“道义”标准进行重新考察,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再解释以说明伦理价值的普遍性、绝对性和至上性。二程历史哲学所阐释的内容几乎涉及历史理论体系的全部基本范畴,它包括历史与历史学的基本含义,作为历史活动中心的历史人物,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推进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等等,展现出了一种成熟的历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完整性。

   二程认为,历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适宜于儒者从事“格物致知”以探寻终极性真理的一门学问。他们指出,对历史活动的反思,实际上是以儒家伦理本位主义思想为指导,得到对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绝对的道德价值的深切体认。同时,历史的演进存在着一个循环的模式,导致这种循环变化的终极原因归结为受天理支配的神秘的阴阳五行之气运,融摄伦理意蕴的最高形上本体———天理,即是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终极动因。二程从存在于历史之先、历史之外的永恒、绝对、至善的“天理”的高度来审视人类历史,以天理为最高原则去裁定人类历史,历史的意义决不在历史发展过程本身,而是天理的显隐。其把历史划分为“天理”流行的三代和人欲横流的后世两大时期,强调了先王三代之治是符合天理的完善社会,而秦汉以下的后世则由于人欲的无限膨胀吞噬了人心中的主观道德精神,造成社会积弊丛生,混乱之世不绝于史。显然,在二程看来,“天理”是产生世界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是支配万事万物的终极存在。因而,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必须受天理的支配,遵循天理的准则。

   明末清初之际,王夫之成为中国近代以前儒家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历史哲学方面,他提出了许多超越前人的新的见解。王夫之借“天人关系”这一传统命题,以人作为具体研究中心,以人作为其体系的出发点,从探究人的本质开始,进而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发展、规律及动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建立了其独特的历史哲学。他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由于人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活动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进而研究人类的历史时也必须破除传统的封建迷信观念。王夫之极力反对佛老的历史虚无主义,反对宋明理学家们的“三代以后人欲横流”的历史倒退论,而主张历史进化论。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过程,后来胜于往古,上古时代并不是理想的境界,秦汉以后的情况事实上比夏商周三代更好一些。王夫之承认历史在发展进化,同时指出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不断地从乱到治、从治到乱的运动变化,一治一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治乱相互交替循环本身,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前进,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统一的发展。历史发展有常、有变,有离、有绝,也有相因、相续,既有相因的连续性,又有相绝的间断性,二者的统一就是治乱统一。他以一治一乱论反对邹衍“五德终始论”和董仲舒“三正三统论”,否定把历史只看成“因而续之”的形而上学观点。王夫之如同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一样,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以探究社会治乱为历史哲学的中心课题。王夫之把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称作“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客观必然趋势,它是现实的,又是必然的;而发展趋势中所包含的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王夫之称之为“理”。势中有理,理势相依;理不离势,势不离理。王夫之指出,理是事物固有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规律只在事物之中而不在事物之外,所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也就寓于发展的过程,理与势必合为一。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迭、制度的变革,无不受到理势所制约。

   应该说,中国近代以前的儒家历史哲学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建构出了儒家历史哲学完备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儒家学者们创造了百世可知的历史可知论,一治一乱的历史发展观,明分止争的社会起源论,以及圣人史观与道法先王等历史学说,同时,也暴露出历史循环论、英雄史观等诸多不足。而这些也正是儒家历史哲学在近现代转型过程中主要解决的问题。

  

   二、儒家历史哲学在近代的转型

   19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转型。传统的儒家历史哲学由于时代的改变,许多思想也有些不合时宜。在近代儒家的努力下,其自身进行了深刻地转型。首先,近代儒家在考察社会问题时表现出比传统儒家更为广阔的视野。传统儒家历史哲学一般表现为只对中国问题的考察,如孔子、董仲舒等考察的是夏、商、周。而近代以梁启超为首的儒家把人类社会的进化程序划分为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等,显然已经把中外结合起来考察了。其次,打破了传统历史哲学循环论的局限。董仲舒“三统”“、三正”说是典型的传统儒家历史循环论代表。而近代儒家对此多加以批判,例如梁启超曾说“: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饮冰室合集·文集卷六》)再次,克服了传统儒家历史哲学对历史进化原因探讨的简单化的缺点。传统儒家历史哲学把历史变化的原因加以简单化,或归之于“天命”,或归之于“气运等,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近代儒家则更多地把进化论融入历史哲学之中,并以系统的视角加以审视。如康有为把进化的原因归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矛盾的消除并逐渐融合;梁启超把进化的原因归结为心力和物力。心力方面包括个人、党派、阶级、民族的心理意识;物力方面包括地理、文化传统的综合作用等。最后,弥补了传统儒家历史哲学考察过去、忽视未来的不足。传统儒家历史哲学一般忽视未来,对社会未来走向均以“复原”一词而轻轻带过。近代儒家则更多了对历史未来走向的思考。如康有为在《大同书》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梁启超的“民为政之世”显然也包括了对未来社会归宿的深入思考。

近代儒家历史哲学的转型实际上是在儒家们对于中西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展开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儒家历史哲学   近代转型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574.html
文章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3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