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1996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企业生产经营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 次 更新时间:2015-08-22 22: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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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 (进入专栏)  

  


   对1996年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测

   1、对1996年预测的困难性。

   从1990年起,我们正式开展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工作,到现在已经6个年头了。在对1991年到1995年5个年份的预测中,我们在对各年经济走势的变动方向的把握上,是准确的。比如,对1991年的回升,1992年的高速扩张,1993年达到峰顶,1994年和1995年的回落,这些预测都已证明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在对1996年进行预测时,我们则感到有其特殊的困难性,这是因为1996年是具有特殊位置的一年。

   其一,1996年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特殊位置。我国经济的运行轨迹表明: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目前共经历了9次经济周期波动。其中,改革开放前有5次,改革开放后有4次。一般讲来,每一轮周期依次分为4种年份:1)回升年,2)扩张与高峰年,3)收缩年或回落年,4)低谷年(注意:“低谷年”是与“高峰年”相对而言。“低谷年”不等于低速增长,“高峰年”也不一定就是高速增长)。前两种年份合称扩张阶段,后两种年份合称收缩阶段或回落阶段。本轮经济周期——1953年以来的第9次周期或改革开放以来的第4次周期,是从1991年开始的,到1995年底,已历时5年。其中,1991年为回升年,经济增长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代表)由上一轮周期的低谷年——1990年的3.9%,回升到8%;1992年为扩张与高峰年,GDP增长率达到13.6%;1993年年中达到峰顶,开始向下转折,全年GDP增长率微有下降,为13.5%;1994年为回落年,GDP增长率平缓降落至11.8%;1995年继续回落,GDP增长率预计降落为10%左右。概括地说,在这5年中,前两年半为本轮周期经济增长率的扩张阶段,后两年半为经济增长率的回落阶段。从我国1953-1990年共38年的前8次周期来看,每个周期的平均长度为4.75年,说整数为5年。本轮周期已历时5年。本轮周期何时为低谷年呢?是1995年,还是1996年?也就是说,1996年是新一轮周期的开始呢,还是上一轮周期的延续?

   其二,1996年在宏观调控中的特殊位置。从1993年年中开始实行的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到1995年底已历时两年半。目前,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已有所缓解,一些生产资料已有积压。那么,1996年应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呢,还是应该由“紧”转“松”?

   其三,1996年在五年计划中的特殊位置。从1996年起,我国将进入“九五”计划时期。作为“九五”计划的第一年,是否应该“大干快上”呢?

   对以上三个方面问题的把握与判断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对1996年经济走势的预测。

   2、对1996年经济走势的三种判断。

   目前,在对1996年经济趋势进行预测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判断。

   第一种判断。有人认为,199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将回落至10%左右,物价上涨率(以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的上涨率来代表)虽然将回落到15%左右,但它们仍然都还处于很高的水平上。因此,1996年宏观调控在“从紧”这个方向上不会改变,但在力度上需要“更紧一些”。这样,1996年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上涨幅度都会比1995年有一个更为明显的下降。

   第二种判断。有人认为,经过两年多来的紧缩,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已大为缓解,一些生产资料已有积压,再考虑到国有企业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困难,1995年可以结束本轮周期,1996年应使经济增长率重新回升,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加之,1996年又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应该有新工程上马。为此,1996年宏观调控应改变方向,由“紧”转“松”。

   第三种判断。综合考虑以上两种情况,1996年应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同时使经济增长率进一步平衡回落,既不要回落太猛,更不要强烈反弹。为此,宏观调控应继续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基本保持现有的方向和力度,同时把控制需求面与改善供给面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注重结构性调整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如果1996年经济增长率能回落到9%左右,物价上涨率能回落到10%左右,那么1996年有可能成为本轮周期的低谷年(当然这是一个具有新特点的低谷年)。考虑到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物价上涨率的回落比经济增长率的回落有一个滞后期,如果1996、1997两年不出台对物价上涨有较大刺激作用的高价措施,不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那么1997年物价上涨率有望进一步降至一位数,1997年有可能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

   笔者赞同第三种判断,具体理由分述如下。

   3、对第三种判断的分析。

   1)1996年应继续巩固“软着陆”的已有成果,并争取“软着陆”的顺利实现。

   实现“软着陆”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一者,经济增长率应降落至社会生产潜力,即社会综合的生产能力(物力、财力、人力)所能支撑的适度区间;二者,物价上涨率应降落至社会所能承受的适度水平。当然,在不同的具体经济背景下,上述“适度区间”和“适度水平”可以有不同的数量标准。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出发,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可否把握在9%左右,物价上涨率的适度水平可否把握在10%以下的一位数内。

   从1993年年中开始执行的“适度从紧”的“软着陆”政策,到现在正在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都已越过本轮周期的高峰,正在朝着宏观调控的预定目标平稳回落。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成绩的取得是来之不易的。而目前,“软着陆”还在“着”的过程中,尚未平缓着稳。特别是,物价急速上涨的势头虽已遏止,但其基础仍很脆弱,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依然很大。所以,“软着陆”的任务尚未完成。

   这次“软着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软着陆”。第一次是1986年。当时,“软着陆”没有到位,而1987年、1988年紧接着又高速增长,引发了1988、1989年的高物价上涨率及接踵而来的三年治理整顿。这一刚刚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忘记。1988、1988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分别为18.5%和17.8%,创1952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在那之前,物价上涨率的最高年份是1961年,为16.2%。现在这一次“软着陆”,在其起点上,物价上涨率是1993年的13.2%和1994年的21.7%。1994年的物价上涨率又突破了历史最高记录。因此,为了巩固两年多来“软着陆”的已有成果,进一步争取“软着陆”的实现,1996年必须继续坚持以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

   2)本轮周期低谷年的特点及其政策含义。

   具体地说,本轮周期在哪年哪季达到“谷底”,目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在1995年底和1996年第一季度;有的认为,在1996年第二季度;有的认为,在1996年底;还有的认为在1997年内;也有的认为,目前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在这里,笔者要说的是,当本轮周期不论何时达到“谷底”而进入下一轮周期时,宏观调控也不宜采取“全面放松”的政策。

   以年度来说,本轮周期无论哪年成为低谷年,可以预计的是:这个低谷年将具有的新特点是“谷位较高”。所谓“谷位较高”是指:在低谷年,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比如说,我们预测1996年经济增长率将降落至9.4%,该年成为低谷年。这个低谷年与以往各轮周期的低谷年相比,其谷位最高。之所以形成这种特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1993年年中开始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政策出台的时机上,比较及时;在收缩力度的把握上,比较适度;在年度之间的回落上,比较平衡。本轮周期的振幅,即高峰年与低谷年经济增长率的落差,同历次周期相比,也是最小的。改革开放以前的5轮周期中,除第1个周期的振幅略低于10个百分点之外,其余均大于10个百分点,称为“大起大落”;改革开放以后的4轮周期中,振幅均在8个百分点以下,而本轮周期振幅将只为4个百分点左右。

   正是因为本轮周期低谷年的这种特点,为下一轮周期的回升、扩张和高峰所留下的上升余地也就很小了。如果在进入下一轮周期时采用“全面放松”的政策,那么很快就会导致经济过热。为了避免经济过热的再度发生,下一轮周期应保持一种新的态势,即“缓升缓降”的态势。由本轮周期低谷年的特点出发,其政策含义是:不论何时进入下一轮周期,都不宜再采取过去那种“全面放松”,以投资膨胀为先导,以消费膨胀继后,刺激总需求的传统扩张政策。这种传统扩张政策一再导致经济过热,又一再导致经济调整。总需求之所以很容易地被刺激起来,根源于旧体制所固有的投资冲动。现在正处于新旧体制过渡期,原有的投资冲动尚未克服,再加上新的消费冲动,更容易导致总需求的膨胀。因此,今后在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时,我们应该对过去那种传统的扩张政策来一个重大改变。改变为:总体上适度控制与有重点地适度放松相结合,控制需求面与改善供给面相结合。“总体上适度控制”是指:鉴于目前新旧体制过渡期仍潜存着投资冲动与消费冲动,不论在经济周期波动的哪一个阶段,都要对总需求加以控制,而不能“全面放松”。控制的力度,可视不同情况而进行微调。“有重点地适度放松”是指:对于已列入“九五”计划的基础设施和农业、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等“瓶颈”产业方面的国家重点工程及技术改造项目,要保证资金到位;对于那些资产负债率较低、经营管理较好、产品适销对路、有还贷保证的工商企业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要予以支持。宏观调控不能单纯地在需求面的松与紧上做文章,也不能单纯地在供求总量上做文章,必须在控制总需求的同时,把重点放到改善供给面上来。“改善供给面”是指:政府通过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分配政策,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品种的增加和有效供给的扩大,等等。

   3)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两种不同类型的“留有余地”。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改善供给面的一项重要内容。产业结构的调整,已讲了多年。之所以调整缓慢,原因很多。有体制问题、价格问题,也有认识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就认识问题来说,对两种不同类型的产业结构调整经常存在着混淆。一种是适应性调整,这是指,在每个经济周期波动的收缩阶段,由于压缩了总需求,而使农业、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制约有所缓解。这种适应性调整只具有暂时性的、短期性的意义。而一到下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这些部门就又会显现出“瓶颈”状态而使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另一种是根本性调整。这是指,经过持续的努力。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这些部门所处的“瓶颈”状况。当前,经过两年多来经济增长率的回落而出现的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的有所缓解,只是一种适应性调整。而过去,每当适应性调整取得一定成效时,有人就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差不多了,可以放松一下了,可以把力量用到“全面大上”了。岂不知,这种调整只是短期性的适应性调整。混淆两种不同类型的调整,无疑会延误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

就计划方法问题来说,国家在制定计划时需要留有余地。比如,计划的经济增长率为8%,而实际运行结果可能会达到9%或10%。但是,如果在制定各部门、各方面的计划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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