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 次 更新时间:2015-08-22 2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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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 (进入专栏)  

  

   一、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的比较

   经济的周期波动,既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现象,也不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亦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独具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指出,它是“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4页。)就一般商品经济来说,卖与买的时空对立,即供与求的时空脱节,只是包含了经济周期性地发生危机或波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在经济周期波动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中,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关系就是现代机器大工业逐步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现代机器大工业的特点在于,它使生产规模具有巨大的、突然跳跃式的膨胀力和收缩力。而这种膨胀力和收缩力在农业、牧业及工场手工业为主的社会中是不具有的。因为农业、牧业和工场手工业,其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比较缓慢。特别是农牧业,其生产过程的周期较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像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那样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大规模地、突然跳跃式地膨胀和收缩。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的经济周期波动。当然,经济体制、经济总量规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一系列经济体系的内在因素,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重大的科技进步、国际经济动荡、严重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外在的冲击因素,都会给经济周期波动带来影响,使每一轮波动或不同时期的波动具有不同的特点。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没有两个经济周期是完全一样的。但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不是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但可以看得出它们属于同一家族。”(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历程,由此也开始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社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一起一伏的相互交替运动。中国经济的波动,以GDP增长率为代表,从1953-1998年的46年中,按照“谷一谷”法划分,共经历了如下9轮波动(见图1和表1(注: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轮波动:1953-1957年,历时5年;第2轮波动:1958-1962年,历时5年;第3轮波动:1963-1968年,历时6年;第4轮波动:1969-1972年,历时4年;第5轮波动:1973-1976年,历时4年;第6轮波动:1977-1981年,历时5年;第7轮波动:1982-1986年,历时5年;第8轮波动:1987-1990年,历时4年;第9轮波动:1991-1998年,历时8年(其中,在第1轮和第5轮波动中,包含有两个较小的波动;因1999年尚未过完,本文的考察均截止到1998年)。

  

  

   以上第1-8轮波动,平均每轮波动的时期长度为4.75年,而第9轮波动期为8年,这一问题我们暂且存而不论。现在,先让我们以1978年为界(见图2),考察一下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峰位。这是指每轮波动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的高度,亦即每轮波动中经济扩张的强度。但如果峰位过高,扩张过强,往往会导致其后的波谷过深;而如果峰位过低,扩张微弱,则表明经济增长乏力。每轮波动内的峰位均以适度为好。改革前共有5轮半波动,其平均峰位即各波峰年份(1956、1958、1964、1970、1975、1978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15.7%(见图2中最上方的水平虚线);改革后共有3轮半波动,其平均峰位(1984、1987、1992年)为13.7%,比改革前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扩张性。

   2.谷位。这是指每轮波动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的深度,亦即每轮波动中经济收缩的力度。谷位的状况也称作波动的性质。波动的性质有两类:如果谷位为负,即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GDP出现绝对量的下降,称作古典型波动;如果谷位为正,即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正值,则称为增长型波动。改革前的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改革后均转变为增长型。改革前的平均谷位,即各波谷年份(1957、1961、1967、1972、1976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5.1%(见图2中最下方的水平虚线);改革后的平均谷位(1981、1986、1990、1998年)为6.4%,比改革前上升了11.5个百分点。改革前后相比较,谷位的上升极为显著。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3.平均位势。这是指每轮波动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总和的经济增长水平。改革前的1953-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为6.1%(见图2中位于中间的水平虚线);改革后的1979-1998年为9.7%,比改革前上升了3.6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4.波幅。这是指每轮波动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幅度。它表明每轮波动中高低起伏的剧烈程度。波幅可分为上升期波幅与下落期波幅。上升期波幅是指前一轮波谷与本轮波峰之间的离差;下落期波幅是指本轮波峰与本轮波谷之间的离差。改革前的上升期波幅平均为19.3个百分点,改革后为7.7个百分点,减少了11.6个百分点;改革前的下落期波幅平均为21.7个百分点,改革后为6.8个百分点,减少了14.9个百分点。改革前后相比较,波幅的减小极为明显。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稳定性。

   二、第9轮波动:三大转换的交叠重合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第9轮波动。其波动的时间长度为8年,比前8轮的波动期均长,长在经济增长率的下落期由过去的平均2.5年,延长至6年。在这一轮波动中,1991-1992年为上升期,1993-1998年为下落期。其中,1993-1996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注:参见刘国光、刘树成《论“软着陆”》,1997年1月7日《人民日报》。)随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又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其一,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世界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既没有出现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严重的负增长,也没有重蹈我国历次波动中经常出现的“大起大落”的覆辙;其二,经济增长率虽仍处于较高的位势(7%以上),但已出现了连续几年的下滑。

   那么,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或者说,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的启动和回升难度加大?这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除了东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动荡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以外,就国内因素来看,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说,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这三者交叠重合的时期,或者说是体制背景转换、增长态势转换、市场环境转换这三大转换交叠重合的时期。

   (一)体制转轨的深化期

   经济的波动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即启动时和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体制转轨初期,是“启动容易刹车难”;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则是“刹车容易启动难”。

   为什么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体制转轨初期“启动容易刹车难”?这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软化。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初,投资为“财政主导型”,并且财政资金的使用是无偿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初步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拨改贷”和流动资金的“全额信贷”,投资转为“金融主导型”。但银行资金名义上是有偿使用的,而实际上则是“借钱可以不还”,即银行担当了“二财政”或“准财政”的角色,投资由过去的“吃财政的大锅饭”转向“吃银行的大锅饭”。这样,每当经济需要启动时,只要一注入资金,一放松银根,各地区、各部门、各国有企业都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资金,经济一启就动。而当需要刹车时,各地区、各部门、各国有企业都不愿意立即罢手,惟恐先刹车者吃亏。整个经济的高速扩张,直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急刹车。这就是说,在原有体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开不易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启动看,每次启动伊始,经济增长率在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非常大。1954-1992年,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年份共17年(见表1)。在这17年中,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3个百分点以下的年份,即微幅上升的年份,只有4年,占全部经济增长率上升年份的24%;而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3个百分点及其以上的年份,多达13年,占76%,这其中,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5个百分点及其以上的年份,即强幅上升的年份,就有9年,占全部经济增长率上升年份的53%。这就形成了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盲目扩张冲动和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

   为什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刹车容易启动难”?美国著名的研究经济波动问题的学者哈伯勒曾指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不对称特点。他说:“通过银行方面的限制信用,总是可以使扩张由此停顿、收缩过程由此开始的。但是单单凭了使信用代价低廉和供给额充裕的办法,却不一定能使收缩迅速遏止。……由此可见,在高潮转折点与低潮转折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参差情况,对向上转折进行解释时所采取的方式,跟对向下转折时所采取的,应有所不同。”(注:〔美〕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对周期运动的理论分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6页。)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之所以“刹车容易启动难”,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硬化,一是借钱必须要还,二是投资必须考虑赢利。当经济波动处于波谷阶段时,投资前景不被看好,不论是银行放贷还是企业借款,都必然要谨慎行事。而当经济扩张需要刹车时,企业和银行都惟恐刹车不及而吃亏。这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关不易开。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在“软着陆”的过程中和“软着陆”之后,特别是受东亚金融危机的警示,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速深化,由此,使资金约束由软变硬。资金约束的硬化,一方面,消除了长期以来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的体制基础,对于抑制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具有深远的、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时还不适应的情况。这包括三个方面的不适应:(1)企业的不适应。一是企业吃惯了“财政的大锅饭”和“银行的大锅饭”,一时还不适应“借钱必须要还”的硬约束;二是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包袱很沉重,一时还不能做到轻装上阵;三是,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效益、风险责任相对应的激励机制,企业作为独立的投资主体尚未成熟。加之经济增长率的连续下滑和通货紧缩,使投资缺乏赢利的好前景,企业出现“惜借”的倾向。(2)银行的不适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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