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时经济形势和研究下一年经济工作。这次会议首次引人注目地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①

2006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提出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时，进一步指出：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②

2007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再次强调：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又好又快”这一提法，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半个多世纪中，我们曾经使用过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多快好省”和“又快又好”的提法相比，“好”字首次排在了“快”字之前。“好”与“快”，两字顺序的对调变化，看似简单，而绝非易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深刻记录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探索历程；充分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鲜明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经济发展理念的大变化。

一、多快好省：新中国初期的艰辛探索

“多快好省”，这是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明代表性概括。这一总路线的酝酿、形成和实践的过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和国内背景条件下，即在外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内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贫困面貌，为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所进行的早期的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5年10月，在推进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毛泽东，1977，第206页）。这是“多快好省”这个提法的雏形。

紧接着，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首次完整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由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广到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普遍原则。该社论对“多快好省”给出一个具体解释：“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这篇社论虽然也指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但其所要强调的基调是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在这篇元旦社论的影响下，1956年，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种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倾向。为了解决这一不良倾向，在党内工作中开展了“反冒进”。但是，到1957年10月，毛泽东对这一“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要重新恢复这一口号（毛泽东，1977，第474页）。随后，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重申了这个口号。

进入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再次重申“多快好省”方针，并又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在1958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毛泽东，1999，第372页）。这就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有了一个初步的表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对这一总路线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指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社论提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在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我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把我国的全部国民经济都转移到现代化大生产的轨道上去，迅速而彻底地摆脱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贫困和落后，使我国成为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社论强调：“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才能最终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国际看更是这样。”

于是，原本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多快好省”，逐渐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在实践中导致了以“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等为主要内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重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在“大跃进”中，“超英赶美”时间表的变化最能突出地反映出当时“快”与“高速度”的影响和作用。在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是1957年11月首次提出的。到1958年1月，这一提法校正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但是，两个月后，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这一提法却改为“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这样，赶超英国的时间由“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变为“十年或稍多一点”。一个月后，1958年4月，提法又改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又一个月后，1958年5月，内部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再一个月后，1958年6月16日，提法改为：五年超英、十年赶美。一天后，1958年6月17日，最后的提法是“两年超过英国”。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超英的时间由“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变为十年、七年、五年，最后仅仅为两年；赶美的时间由“二十年或稍多一点”变为十五年、十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第761—824页）。

1958年，以“快”为中心的“大跃进”，使GDP增长率一下子冲高到21.3％的高峰（见图1中的第二个周期）。超高速的经济过热增长，伤害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打乱了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立即遇到供给面的三大“瓶颈”制约：（1）生产资料供给紧张，包括煤、电、油、运（交通运输）、材（钢铁等原材料）的供给紧张；（2）工业消费品供给紧张；（3）加之自然灾害严重，粮食供给紧张。由此引起全面短缺，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之后，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的三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落，均为负增长。其中，1961年经济增长率的降幅最大，为－27.3％。这样，从1958年经济增长率的最高峰（21.3％）到1961年经济增长率的最深谷（－27.3％）之间的峰谷落差近50个百分点（48.6个百分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个经济周期中波动幅度最大的一个周期，是一个典型的“大起大落”。

图1 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2006年）

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做了如下分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a，第754页）：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这样，“多快好省”作为一个带有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代印记的词汇，一般不再使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到1976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过严重挫折，但总的看，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过程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2007）。特别是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等著作，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探索中所取得的重要而宝贵的理论成果。

二、又快又好：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当时沿用了“高速度”一词，但开始强调“稳定”发展，提出“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b，第5—6页）。

在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中，“速度”与“效益”逐步联系起来。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并把它作为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首次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入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中，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效益”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提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邓小平，1993，第375—377页）

“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这就首次提出了“又快又好”发展的问题。随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同时，提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但是，由于当时改革开放才十来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片面追求速度的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到14.2％的高峰（见图1中第九个周期），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针对此，1993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提醒我们：“在大好形势下，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对待、积极解决高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力求国民经济在新的一年里又快又好地发展。”在治理经济过热中，党中央一再强调：“更好地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进一步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目标任务贯彻好、落实好，确保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充分调动、保护、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江泽民，2006，第295、366页）

在“又快又好”思想指导下，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既大幅度地降低了物价涨幅，又保持了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刘国光、刘树成，1997）。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提法，进一步提出：“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这时，进一步加进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并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时，在加速工业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问题更加突出出来。

到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更丰富的内涵上，形成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在提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时，强调指出：“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里，将“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到了“更要注重”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又好又快，“好”字在前，已呼之欲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邓小平高瞻远瞩所预计的：在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三、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条件

现在，为什么提出又好又快发展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了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中现有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这就是说，又好又快发展既有现实的可能性，又有迫切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成为我们走向又好又快发展这一新的历史起点的基础条件。这一基础条件可概括为六大历史性变化：（1）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供求关系，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一定程度的相对过剩；（3）经济运行，由大起大落转变为快速平稳；（4）经济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十位上升到第四位；（5）外贸总额，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二十七位上升到第三位；（6）人民生活，由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人均GDP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300美元上升到近2000美元。这六大历史性变化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性基础条件、必要的市场供求格局、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和新的发展动力。

关于经济体制和供求关系。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进入不断完善的新阶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的引入，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的发展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利于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缺陷，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动下，中国市场供求格局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短缺状况基本改变，买方市场初步形成，并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相对过剩。在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强烈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在长期短缺经济下商品供给严重不足，这就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商品短缺状况的基本改变，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性基础条件和必要的市场供求格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宏观调控的加强，没有市场供求格局的这一历史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是难以走上又好又快轨道的。

关于经济运行。前面的图1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经济增长率共经历了十个上下起伏的周期波动。其中，从1953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共经历了五个周期。在这五个周期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峰谷落差，在第二个周期内最大，高达48.6个百分点；最小的峰谷落差也在9.9个百分点（见表1）。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五个周期。其中，在已有的四个周期中，经济增长率的高峰都在11％以上至15％。1978年为11.7％，1984年为15.2％，1987年为11.6％，1992年为14.2％。就这已有的四个周期看，峰谷落差均已降至6个或7个百分点左右，但仍然有些偏大。1999年是第九轮经济周期的谷底年份，经济增长率为7.6％。2000年、200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回升到8.4％和8.3％，从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2002年至2006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10％、10.1％、10.4％和10.7％。这就显示出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经济已连续七年在8％至10％左右的适度增长区间内平稳较快地运行；其中，2003年至2006年，连续四年在10％或略高的位势上平稳较快地运行。从前面的图1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这一高位平稳运行的新轨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

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史上，经济增长率连续四年在10％以上的情况共有三次（见图1和表2）。第一次是1963年至1966年，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2％、18.3％、17％和10.7％。显然，这四年的经济增长虽然很高，但很不平稳，呈现出陡峭的尖峰型。第二次是1992年至1996年，共五年，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4.2％、14％、13.1％、10.9％和10％。显然，这五年的经济增长率在逐年回落，处于经济波动的下行区，呈现出下坡型。第三次即2003年至2006年，既较快又平稳，呈现出高位平稳型。同时，这三次经济增长率连续几年高增长时所对应的物价态势也不相同。第一次，1963年至1966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都是负数，分别为－5.9％、－3.7％、－2.7％和－0.3％。当时实行的是物价管制和低物价政策。第二次，1992年至1996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分别为6.4％、14.7％、24.1％、14.8％和6.1％。这就是说，在该期间内，曾对应着高达14％至24％的严重通货膨胀。第三次，2003年至2006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分别为1.2％、3.9％、1.8％和1.5％。这表明，在该期间内，物价处于低位平稳的良好状态。

表1 各周期内经济增长率的峰谷落差

从图1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的总体趋势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呈现出这样一种新态势：峰位理性地降低，谷位显著地上升，波幅趋于缩小，也就是呈现出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刘树成主编，2006）。在经济运行经常处于“大起大落”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在，经济快速平稳的增长态势为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

关于经济总量和外贸总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总量不断上升（见图2）。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GDP总量为3624亿元人民币。经过八年努力，到1986年，上升到1万亿元的水平；这八年中，平均每年增加800多亿元。又经过五年努力，到1991年，上升到2万亿元的水平；这五年中，平均每年增加2200多亿元。从1992年至2006年的十五年期间，中国GDP总量平均每年增加11000多亿元。到2006年，GDP总量突破20万亿元（209407亿元）。扣除价格因素，2006年GDP总量是1978年的13.3倍，在长达二十八年中，GDP年均增长9.7％。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1978年的第十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六位，排在美、日、德、英、法之后；2000年至2004年，均稳定在第六位；2005年上升到第四位，超过了英国和法国；2006年预计仍为第四位；2007年有望超过德国，上升到第三位。与此同时，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206亿美元，2006年上升到17607亿美元（见图3）。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上的排位：1978年为第二十七位，1990年上升到第十六位，2000年为第八位，2001年为第六位（前五位是：美、德、日、法、英），2002年为第五位，2003年为第四位，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提高，为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的国际条件。

表2 中国经济连续四年及以上高增长的情况

图2 中国GDP总量（1978—2006年）

图3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1978—2006年）

关于人均GDP水平。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至1987年，中国人均GDP始终停留在300美元以下；1988年至1994年，上升到300至400美元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不断提高，1998年突破800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2006年又上升到近2000美元。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着消费结构升级，使消费结构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由一般吃穿用向高级吃穿用升级。这就为又好又快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以上分析说明，我们已具备了支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

四、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必要性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举世瞩目，但也积累了不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的快速增长将难以为继。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不仅要在“快”字上做文章，而且更要在“好”字上狠下工夫。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1）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但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些因素仍然存在，集中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依然偏大，经常出现投资增长过快、过热倾向。虽然在每次宏观调控中，投资增幅会受到一定抑制，但导致投资过快增长的体制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地区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投资反弹并引发经济较大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加之近几年中，还有一些相关的重要推动性因素，如2007年各级党政领导换届，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200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都有可能推动投资和经济增长趋向过热。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连续多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扩张，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这也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投资增速的较大幅度回落。如果经济出现大的起伏波动，将损害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防止“大起大落”，保持经济运行的良好的平稳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2）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四高一多”（高投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多占地）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很大。特别是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这是能源和各种资源消费强度较高、污染排放较重的时期，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10％的目标，并作为约束性指标。2006年，全国各地区和各部门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积极进展，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前三年的上升转为下降（下降1.2％），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幅减缓（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由上年分别增长5.6％和13.1％，减为增长1.2％和1.8％）。但是，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上述两个约束性指标，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改变，必须千方百计地完成，坚定不移地实现。

在各种资源中，土地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源，它涉及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粮食问题，即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中，耕地在不断减少。截至2005年10月31日，中国大陆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4亩，仅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平均水平的40％。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06年10月31日，中国大陆耕地面积降至18.27亿亩，人均耕地面积1.39亩。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是人多地少。而且，在耕地面积中，有效灌溉面积只占46％，而优质耕地（指水资源充沛、热量充足的耕地）仅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且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快、建设占地多的东南部地区。根据“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末，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亿亩。这是一条直接关系到十三亿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底线。所以，在中国近年来的宏观调控中，特别强调严格控制土地的使用问题，其根源就在于粮食问题或吃饭问题。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问题上，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都必须克服技术“瓶颈”的制约，都迫切要求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上不强，有的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扩大，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国际科技进步和中国现代化建设都要求我们加紧建设创新型国家。

（3）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在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中，也积累了不少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投资规模过大，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较大，服务业比重偏低，而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尚没有改变，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外贸顺差较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突出出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对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4）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不和谐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总体上看，中国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尚有不少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比较困难，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同时，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教育、卫生、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和谐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然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增加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和谐。如果只顾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忽视人的发展，那么就会加重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顺利进行。

以上分析表明，在一定意义上相对来说，快速增长已不是难点，而如何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如何进一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上述种种矛盾和问题，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五、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着力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把“好”放到优先的位置上。着力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就构成了“好”的四个方面的内涵，或者说构成了怎样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四个重要方面，即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这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③

（1）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这就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但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宏观调控会有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当前，我们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不断完善这些政策措施。在宏观调控中，要继续坚持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的原则，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范经济行为，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2）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这就是要推动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要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和节约集约用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我们要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落实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

（3）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这就是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的重大的比例关系。当前，要调整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完善消费政策，努力培育各种新型消费热点，鼓励和扩大居民消费。同时，继续严把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规模，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适度增长。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中，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要发展物流、金融、信息、咨询、旅游、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广泛应用先进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地区发展方面，坚持统筹兼顾、合理规划、发挥优势、落实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努力缓解外贸顺差过大的局面；注重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

（4）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经济增长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主要包括产品质量、资金使用效益、资源利用效率等等。社会效益更为广泛，包括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现在，我们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更要注重提高社会效益，也就是说，要使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这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教育、卫生、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坚持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为农村和城镇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积极改善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其中，也要妥善处理满足群众需要和政府财力可能的关系，既要尽力而为，正确发挥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向群众直接受益的方面倾斜；又要量力而行，防止把期望值抬得过高，脱离实际可能。要在经济发展中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为了做好以上四个方面的工作，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加快构筑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保障。

“又好又快”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好”字放在首位，决不是不要“快”，而是要好中求快，使“快”更能持久。为什么还要好中求“快”呢？前面我们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六大历史性变化。这些变化的确很重要，但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一个重大的、基本的国情没有改变，那就是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目前，我国经济总规模虽然已经较大，位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收入水平仍很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2005年我国人均GDP仅为1716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08位，仍属下中等收入国家，仅相当于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日本的二十一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大体上与萨摩亚、乌克兰、刚果和摩洛哥等国相当。为了继续提高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为了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中缓解就业压力，为了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为了增加国家财力以加快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都需要我们继续保持一定的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总之，“又好又快”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工作重心放到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使我们继续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注释：

① 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12月1日第1版相关报道。

② 参见《人民日报》2006年12月8日第1版相关报道。

③ 关于“好”的内涵，即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内涵，理论界曾进行过探讨和综述（梁亚民，2002）。

原文参考文献：

[1]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2] 江泽民，200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

[3] 梁亚民，2002：《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研究综述》，《兰州商学院学报》4月，总18卷第2期。

[4] 刘国光、刘树成，1997：《论“软着陆”》，《人民日报》1997年1月7日，第9版。

[5] 刘树成，2005：《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刘树成主编，2006：《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8] 毛泽东，199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2003：《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a：《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b：《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200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原文来源：《经济研究》(京)2007年第6期 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