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互联网时代证券报道的传播失灵与媒体责任浅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7 次 更新时间:2015-08-22 00: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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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进入专栏)  
极力淡化股灾的严重性,前后反差十分之大。主流媒体与证券监管部门的同声共气,其结果是消除了媒体自身的独立性,既造成了传播失灵,又损害了其自身的公信力。

   第三,“唯利是从”导致了媒体有意的传播失灵,最典型的是媒体寻租导致的传播失灵。媒体的本职是真实地报道新闻,是社会的第四权力和看门狗。但在利益诱惑下,“看门狗”也很容易被收买。由于制度的不成熟,A股市场问题丛生,上市公司造假或违规层出不穷。为了堵住媒体的嘴,许多公司不惜重金收买媒体,让媒体做“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胡舒立旗下的财新传媒曾批露过《IPO有偿沉默》的潜规则:部分媒体的“有偿沉默”已然成为当前新股首次发行(IPO)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并形成了一条每年达数十亿元规模的灰色产业链,催生了一批以此为生的中介机构。事实上这种乱象至今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成为财经媒体的一种“赢利模式”。2014年9月,21世纪网包括主编在内的8人被上海警方以“新闻敲诈罪”抓捕归案。同年6月,央视财经频道曝出腐败窝案,上至总监、副总监,下至制片人、主持人、编导等都卷入受贿丑闻。2013年,广州《新快报》财经记者陈永洲因收受贿赂发表了针对上市公司三一重工的多篇批评报道而身陷囹圄。同年11月,杭州媒体3名财经记者也因收受基金公司通过公关公司输送的贿赂款,涉嫌非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受贿罪受审。上述案例都表明了财经媒体的利益寻租之普遍性和严重性。而财经记者一边做着上市公司报道,一边参与股票买卖则更是司空见惯,显然这些做法难以保证其报道的客观性。[5]和企业的“利益关联”使媒体和记者丧失了职业道德,出现传播失灵也就见怪不怪了。

   纠偏传播失灵,履行媒体责任

   作为资本市场信息的主要供给者,媒体的传播失灵会导致市场信息透明度的降低,增加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产生噪音干扰,并有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如果市场没有足够准确的信息,资源就可能错误配置,从而产生市场失灵。而如果政府干预没有掌握全面准确的信息,同样会配错药方,导致政府失灵。[6]而资本市场产生的负效应还会传导到社会,可能带来社会性的灾难,因此防范媒体的传播失灵,对建立一个稳定而健康的资本市场而言是十分必要的。针对目前媒体报道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纠偏和改进:

   第一,财经媒体和证券记者要遵纪守法,依法依规报道。证券市场需要法治保障,媒体的报道也需要依法依规进行。任何失实报道都可能构成对市场或企业的伤害,轻则扰乱市场,重则构成刑事犯罪。对于媒体传播证券信息和报道证券新闻我国的法律法规有不少规定,需要媒体周知和遵守。《刑法》中的“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第181条)和“内幕交易罪”(第180条)同样适用于媒体从业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3)第七十八条也规定:“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证券市场……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市场信息必须真实、客观,禁止误导。”一些媒体和记者长期以来通过所谓的“黑嘴模式”来赢利,与企业或庄家勾结操纵股价,这种报道很可能会构成犯罪。2015年6月,济南某报社记者刘某为宣泄炒股亏损情绪,在东方财富网股吧编造发布名为“东莞证券针对5000万VIP的风险预警”的虚假信息,在东莞证券发布澄清公告后,刘某仍多次跟帖坚称其所发消息属实,结果被证监部门以涉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被查处就是一例。除正式法律外,一些行政规章也对媒体的报道划出了界限。1994年12月,新闻出版署《关于对证券、期货专业报纸和期刊加强管理的通知》对证券、期货等专业性报刊的采编进行了详细规定;1997年12月12日证监会、新闻出版署、公安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证券期货信息传播管理的若干规定》、2006年9月15日中国证监会和广电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广播电视证券节目的通知》,2010年8月中国证监会《关于协同做好广播电视证券节目规范工作的通知》,以及2015年7月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的对股市报道的通知等等都作了一些“禁令”。这些行政规定还针对一些媒体的不良做法,如转让节目时段或版面,片面夸大或传播虚假的证券信息等进行了预警和整改。[7]媒体的报道要保证不出现传播失灵,首先就需要在法律和行政规章的框架下进行,避免报道超越法律界限。

   第二,当好资本市场的“看门狗”,积极进行舆论监督。为了规范资本市场,使投资者获得足够的信息,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有公开批露相关信息的义务,但事实上信息批露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执行。本次股灾前后,证监会集中部署了“2015证监法网专项执法行动”,在查处的第五批案件中共有10起涉及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主要集中在如下五类行为:一是为达到发行条件虚构资产、利润等财务指标,骗取发行资格;二是通过虚构重大交易事项,掩盖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等违法违规事实;三是通过伪造银行单据等手段虚增资产、利润,粉饰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四是在并购重组中,虚构上市公司本身或标的企业经营业绩;五是不按规定及时披露或者选择性披露重要信息,导致上市公司股价异常波动。[8]显然这些行为都违反了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法定要求。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是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的基础和前提,是证券市场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但仅凭企业主动的批露是远远不够的,而单单依靠证监会的查处和打击也是力量有限的,这就需要媒体舆论监督的积极介入。当下身处转型期的中国证券市场充满乱象,除信息批露不充分不真实外,内幕交易、上市公司大股东借助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也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此外庄家做庄、哄抬股价、虚构业绩、靠讲故事欺骗投资者等也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都需依赖媒体的舆论监督。《财经》杂志对“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以及“庄家吕梁”的报道,财新杂志对“IPO有偿沉默”等的曝光都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树立了榜样,为净化中国证券市场的空气,推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法治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借助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影响力参与独立调查,如2001年刘姝威对“蓝田神话”的揭露,2015年对乐视网的质疑等等,这些调查通过媒体的报道也都起到了很好的监督效果。有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无论是市场层面的自发纠偏机制,还是政府和法律层面的强制纠偏机制,都尚不足以约束大股东滥用控制权的行为。因此媒体的舆论监督十分重要。[9]专业媒体的舆论监督对于一些劣质公司的欺骗是一种有效的约束,有了媒体的舆论监督,资本市场才能在阳光下运行。

   第三,要遵守新闻专业主义伦理,客观公正地进行证券市场报道。资本市场对信息的高度依赖性使证券新闻的报道比一般的报道更加需要奉行准确、客观、公正的媒体伦理准则。如果“有偿不闻”或报道不专业而产生了传播失灵,就可能导致媒体预警功能失效,进而导致资本市场的波动和危机。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就有不少学者将金融风暴的出现归结为媒体的传播失灵。英国《金融时报》的总编莱昂内尔?巴贝尔就此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在他看来,危机中的金融媒体报道存在四点不足:第一,金融记者未能领会场外衍生品交易监管失效的重要性;第二,记者们未能认识到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所享有的政府担保所造成的风险;第三,记者们未能领会银行表外融资增加的重要性;第四,金融记者过于迟钝,未能意识到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意义深远的破坏性影响。[10]在中国,持这种看法的也不乏其人。如胡舒立就指出,尽管金融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媒体事前对危机报道的不充分,报道中过于关注股市却忽视了对真实经济的关注,忽视了对比股市大得多的债券市场的关注等确实使媒体有失职之嫌,而他们本该做得更好。危机发生后,“财经媒体去哪儿了”值得人们思考。[11]尽管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媒体,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对客观、公正、全面和平衡的追求应该成为所有金融记者、金融报道的标杆和准绳。[12]1912年,《华尔街日报》的掌舵者克洛伦斯·巴尤这样告诉那些年轻的财经编辑和记者们:“你们不是一般报纸的记者,我们的读者是依据你们的报道而做(投资)决定的。因此你有责任访问任何人,每一个该访问的人。”[13]只有专业、独立和平衡的报道才能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信息,而高质量的信息才能节约交易成本,保证资本市场的高效运转。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媒体市场都尚待规范的情形下,提倡这种专业主义的传播伦理至关重要。媒体的社会责任就体现在追求独立、客观和公正的报道上,不搞报道的“关联交易”,不做有偿新闻和虚假新闻是起码的道德底线。遵守专业伦理也要做到既不惟权力是从,也不惟利益是从,追求自己的独立和专业判断。在面对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满天飞的时候,不偏听偏信,不哗众取宠,始终坚持客观公正报道。唯有此,媒体才能赢得受众的信任,也才能建立起公信力。公信力是市场之本、股市之本,也是媒体的生存之本。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体市场是资本市场健康的前提和保证。不论网络媒体还是传统媒体,证券报道对传播失灵的纠偏,对真相和专业伦理的追求无疑将给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利好,为资本市场的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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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吴晓波:《当前股市的恐惧从何而来?》,澎湃新闻,2015-07-08,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9948

   [2]张建平、余玉苗:《媒体功能与公司治理改善:一个文献综述》,《财会通讯》2013年第4期。

   [3] 潘祥辉:《传播失灵:一种基于传播非理想状态的研究》,《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

   [4]紫金传媒智库:《2015中国股市风潮调查中期报告》,全文见

   http://jiangsu.hexun.com/2015-07-15/177568290.html

   [5]潘祥辉:《避免利益冲突:财经记者炒股的伦理与法理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10期。

   [6] 潘祥辉:《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一种信息经济学的视角》,《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

   [7]潘祥辉:《避免利益冲突:财经记者炒股的伦理与法理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10期。

   [8]赵晓辉:《证监会集中部署“2015证监法网专项执法行动”第五批案件》,《新华每日电讯》2015-07-16,http://mt.sohu.com/20150716/n416871302.shtml

   [9]贺建刚、 魏明海、刘峰:《利益输送、媒体监督与公司治理:五粮液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10期。

   [10] [英]莱昂内尔?巴贝尔:《财经媒体为何没有预警金融危机》,《金融时报》2009年5月5日。

   [11] 胡舒立:《危机之前,财经媒体去哪儿了》,《青年记者》2009年16期。

   [12]潘祥辉:《非媒体信息、非媒体机构与大众传媒的有限功能---兼及一种去媒体中心化的舆论监督观》,《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3]转自金兼斌:《财经记者与数据素养》,《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10期。

    

   原载《传媒评论》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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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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