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晖临 梁艳 侯郁聪:流动儿童的教育与阶级再生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4 次 更新时间:2015-08-20 08: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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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晖临   梁艳   侯郁聪  

  

   摘要:城市化进程催生了规模日益扩大的民工潮,也造成了严峻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也与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流动儿童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边缘化的学校教育、再生产阴影下的家庭教育、居住环境及文化资源、父母教育程度及亲子交流、家长的教育期望、流动儿童自身对未来出路的迷茫等问题的探讨,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于处在城乡夹缝中的流动儿童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渠道,而非向上流动的阶梯。

   关 键 词: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阶级再生产/农民工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发展重心向城市的全面转移,中国的城乡差距持续加大,由此催生了规模日益扩大的农民进城务工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①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户籍上却仍然属于农民,城市并没有为他们的居住、生活、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性安排。②由于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权利的缺失,目前广大农民工还未能实现在城市定居的状态,由此造成严重的子女教育问题,即所谓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问题。③根据相关调查估计,14周岁以下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数量在2450万左右。④进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事关社会公平,也与农民工的前途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早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显示,核心家庭举家迁移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就北京市而言,据2006年北京市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显示,被访流动人口家庭举家迁移的比例为41.2%。⑤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6~14岁的外来学龄儿童为24.9万人,占常住外来人口的3.5%,占全市学龄儿童的28%,与200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3.4万多人。⑥

   本文的调查主要在北京市海淀区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聚居区L村展开。随着近几年一些流动人口聚居村的拆迁,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L村,在L村的近两万名居民中占约一万六千名。2011年9月,旨在服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公益项目“希望社区”落户L村,我们便以社区中心为依托接触到更多的流动儿童。调查过程中,我们的资料和数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通过L小学向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二是对有适龄儿童的外来人口家庭进行入户访谈;三是通过参与“希望社区”的活动对流动儿童进行观察。

  

   二、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

   我们对L小学流动儿童家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京的平均居住年限长达10.2年。然而,对这些外来家庭来说,“常住”并不意味着“稳定”,他们的住所、生计乃至心态都呈现一种特殊的动荡状态。

   谢晓今年10岁,在老家内蒙古赤峰出生一个月后就随父母来到了北京,几年后妹妹降世,一家四口一直在北京生活。尽管如此,谢晓一家的生活并不稳定,搬家成了常态。她妈妈说:“我们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就住在六所(L村附近的工厂)边上,住了一年多,我那会儿没工作想找点活儿干,就搬到了T村。后来闹非典说T村有病人,我们就搬到L村。但是L村这边幼儿园不收外地小孩子,T村那边收,2005年就又搬到T村,住了一年多。后来又搬回这边,这些年净搬家了。”谢晓一家来京后在海淀西北一带村子之间搬了四五次家,主要由于找工作、躲避非典和孩子入园等多种原因。

   对流动儿童来说,“居无定所”的直接影响就是他们不得不频繁转学。王盛来自河南信阳,2000年左右,他爸爸只身来到北京打工,三年之后,王盛和妈妈、妹妹来北京与爸爸团聚。因为父母是颐和园的流动摊贩,他家最早就租住在颐和园附近,后来王盛独自寄居在L村的舅舅家中,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过了两年,父母和妹妹才也搬到L村与王盛同住。在L村的租房生活也并不安定,因为与房东的用电纠纷,王盛家半年前又搬了一次家。住在颐和园一带时,王盛就在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H小学读二年级。随着部分生源不足的公办小学对流动儿童放宽入学限制,王盛参加了L小学的入学考试。在这次入学考试中,成绩优异者可以正常升学,成绩一般者也可以入学,但需要留一级,成绩太差的则无法入学。成绩平平的王盛得以进入L小学,但多花了一年时间重读二年级,之后才在升学的道路上步入正轨。与王盛同时参加转学考试的同乡王雅则因为考试时涉嫌抄袭,被L小学拒绝接收,她只得重回H小学继续读。一年之后,王雅再一次参加了L小学的入学考试,这次她幸运地通过了考试,但因成绩较差,只能从二年级读起。这样,王雅读二年级就花了三年的时间,加之在农村老家时入学较晚,现已14周岁的王雅仍然在读小学六年级。⑦

   频繁转学也会在学业上给流动儿童造成困扰。⑧谢霞的老家在四川一个比较偏僻的农村,她的父母十几年前就来到北京打工,她则跟姐姐留守在老家。由于村里的小学只到三年级,谢霞到四年级时只得转到乡中心小学,没过多久,她感到学习吃力,父母便怀着给孩子补习的心态将她接到北京读书。因为L小学不收插班生,爸爸便将谢霞送到了海淀打工子弟学校Y小学,四年级读完之后,又将她送回老家中心校读五年级。六年级时谢霞再次到Y小学读书,现在在海淀区的公立学校F中学读初二。在老家村小、中心校和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立学校之间的辗转就学经历让谢霞很是困扰,不同的科目、教材和教学方式让她颇为不适应,她常说自己因为总是转学基础不好,英语成绩即使和毕业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同班同学相比也差一大截。

   除了搬家、转学这种明显的动荡,不确定和漂泊感实际上弥散在流动儿童每天的生活世界之中。在L村,我们走访了很多流动儿童家庭,这些家庭无一例外都是租住在本地村民的自建房屋中,简陋的房间里除了最基本的床、桌子、电视等就再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了,屋内堆积着许多包裹的家庭也并不鲜见,总体上给人一种“暂居”的印象。这种居住状态一方面与打工者的收入不高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流动人口的特殊心态。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5年后自己可能的去处,近50%的人认为自己仍然会待在北京,但也有接近四成的人表示“说不准”,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他们投资居住条件的积极性极低。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期望,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走一步看一步”。流动儿童在漂泊中成长,这种生活经历对他们的心理发育、地域认同和社会交往等更长远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在更强的结构性因素改变之前,我们不应坐等漫长的城市化进程来改变流动儿童这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和心态。在L村,我们看到“希望社区”的成立为积极干预模式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当流动儿童们每天到“希望社区”与社工及同村的孩子们一起学习、活动、玩耍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感受社区的“在场”,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感。希望社区的一系列活动也在有意无意地促进着流动儿童对自己所生活的这片村庄社区的了解和认同,比如组织孩子们走访整个社区、手绘村庄地图、到村边的山上郊游等。对流动儿童而言,“根”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随着土地认同而增强的还将是对公民权利的渴望,这种主人翁意识在他们成年之后很有可能成为争取平等权益、呼唤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

  

   三、边缘化的学校教育

   作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接收地之一,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数量可观。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明朗化,尤其是2001年5月中央出台“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农民工子女教育“两为主”政策明确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之后⑨,北京市公办学校也相对放松了对流动儿童入学的严格限制。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农民工子女共约43.37万人,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⑩

   由于中央政策的引导、流动儿童规模的扩大和舆论压力等原因,城市政府相关部门确实放松了对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限制,使得矛盾相对缓解,然而这些措施不过是将流动儿童安置在城市教育的边缘地带,而不是保障他们平等就学的权利。接收流动儿童较多的学校大多位于城乡结合部,市中心的那些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上与流动儿童无缘。国家层面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并未完善,欠缺明确的操作方案设计,在现行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以及城市滞后的管理思路下,流动儿童获取与城市儿童平等的入学机会仍然困难重重。

   由于盛行不衰的城乡二元分割和严格的户籍限制制度,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还会随着他们的升学变得愈加渺茫。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与二十多年前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对居住在L村的这些有相对稳定生计的外来人口而言,送子女进公立小学似乎已不再是不可解决的难题。但是,向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开放公办学校,其政策效果如何,还要取决于其他配套制度和政策,尤其是要解决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瓶颈问题。我们发现,尽管义务教育阶段对流动儿童的入学限制有所松动,但是由于没有触及户籍制度、高考制度这样更强的结构性因素,流动儿童即便在义务教育阶段顺利地在流入地城市入学,流动与留守的两难抉择对他们来说也并没有消失而只是延后罢了。不是回老家与否,而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让孩子回家才是流动人口家庭的选择所在。

   晓乐是L小学的五年级学生。经过多年打拼,晓乐的父母去年已经在老家山东泰安的县城里买了房子,打算等晓乐读完五年级就带他回去,夫妻俩在县城做些小生意,晓乐就近上学。同样打算陪孩子回老家读初中的还有唐宁的父母,他们希望唐宁能尽早适应老家的教学方式。与继续漂泊或者被迫远离父母的孩子相比,晓乐和唐宁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回家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毕业之前一般会比较稳定地和父母待在老家。但是回去之后学业如何,则仍然是个未知数。晓乐向笔者讲述了他表哥随父母回乡的故事:“我哥原来在北京学习特好,四面墙都是奖状。后来他回老家了,初中差点没考上,(因为)老家的教材难。我哥现在完了,买了电脑之后就是玩电脑,成了学校最下流的学生,逃课打架,他还当作特骄傲的事跟我说。”由于流动儿童回老家之后需要重新适应老家学校的环境,一旦这个适应过程出现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学业一落千丈,就算父母在孩子身边也很难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由于打工收入不多,流动人口家庭一般难有积蓄,老家的工作机会又少,能够下定决心为了孩子升学举家回乡的毕竟是少数。考虑在北京升学的种种困难,父母单方陪孩子回老家读书也是一些家庭的现实选择。李涛现在读二年级,她的妈妈已经把陪女儿回老家读书视为唯一的选择,亲友家的孩子留在北京上初中之后遭遇种种麻烦的实例坚定了李涛的妈妈送孩子回老家的想法,“我婶婶家的孩子原来就在L小学,学习挺好的,推优(11)推出去了,到了北部新区一个学校。本地的学生学习好的就可以住校,外地的人家就不让住。孩子只能每天来回坐车,实验班也不接收她,最后还是得回去考。”对孩子来说,父母一方的陪伴可以给予基本的照顾,但这是以一家人分居两地为代价的。回乡的家长不仅要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机会,还要放弃正常的家庭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必然要承受父母一方在教育中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流动儿童自身而言,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可能就是远离父母独自回老家上学,成为真正的留守儿童。陈楠的爷爷、姥姥、姥爷均已去世,年过八十的奶奶也无法照顾陈楠,但父母还是决定让她回老家上初中,亦如两年前对陈楠姐姐的安排。对于两姐妹的照顾问题,父母把希望寄托在陈楠一位堂嫂身上。面对这样的安排,陈楠非常抵触,她不愿离开北京,更讨厌寄人篱下,为此她跟母亲有过几次争吵,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她不得不独自回乡的命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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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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