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彭:军部操控与日本国家战略的失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15-08-19 10: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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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新彭  

  

   明治维新时期建立起的日本文武二元制的政治体制,使日本军部掌握了国家战略的制定权。后来军部又逐步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并因而全面掌握了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权。这是导致日本国家战略最后全失败的决定性原因。

   国家战略是指统筹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在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发展时期以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存在着如何从世情与国情出发制定与决策国家战略问题。

   在外部压力与内部纷争之后,以中下级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主导,通过半改良半革命的维新运动,日本废除了封建幕府制度,建立了新式国家。明治维新时期至战前,在日本的官方与学界没有见到过使用国家战略这一概念,它在日本的使用是战后的事。但战前在日本提出过战略与政略问题。1890年,山县有朋写了《外交政略论》。日俄战争期间,作为参谋总长的山县有朋在复电大山岩总司令官时曾经说:“关于政略和战略相一致的意见,已于十日上奏,也同政府当局充分讨论过”。在此期间,山县有朋还写了《政战两略概论》。战前,战略与政略问题是日本政府常提出的问题。但是,所谓战略与政略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对外侵略扩张中如何运用武力与外交手段问题,并不涉及国内发展问题。也就是说,政略与战略的统一并不构成国家战略,只是对外侵略扩张时武力与外交并用的战略。虽然日本只提出了政略与战略问题,而没有提出国家战略问题,但是考察这个时期的历史可以看到,日本国家战略谋划行为还是存在的。明治天皇于明治元年发布《五条誓文》,宣布了新式国家开国进取的国是。在《五条誓文》的基础上,经过高层政治家与思想家的讨论,日本形成了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国策,也就是日本的国家战略。其中富国强兵可以看成是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而殖产兴业与文明开化,可以看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在一个时期里,日本是按这一国家战略进行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发展,国家战略日益向侵略扩张转化,最后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与挑起太平洋战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最终遭受了全面的失败。国家战略是国家最高层级的战略,制定与决策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政府,但是这一战略的制定与决策权在战前日本却由军队领导机构的军部来操控。这是导致日本国家战略失败的决定性原因。

  

   一、军部与日本文武二元结构政治体制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建立起的是一个文武分离的二元制政治体制。在这一体制之下,日本军队逐步占有了国家战略的制定权。

   (一)日本文武二元政治体制的形成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虽然西方的洋学思想已经传入,但因幕府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大部分人对西方洋学思想所知甚少。在倒幕运动中发挥主要作用并逐步走上政治前台掌握了权力的原萨、长、土、肥四藩的中下级武士,他们的思想中占主导的依然是封建专制意识,民主意识还很缺乏。因此,1868年,他们在天皇颁布的《政体书》中,虽然基于对西方政体的有限了解,本能地模仿当时西方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权体制,建立了在皇权统治下的议政官、行政官与司法官相结合的国家政权体制。但是,受出身与思想的制约,这些武士们又本能地想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因此,在第二年,这些人以天皇的名义建立了太政官制。太政官实际上兼有行政与立法权与司法权。这实际上否定了上一年所建立的具有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三权分立制度。在此之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1871年岩仓使团对德国政治体制的学习,“德国则以通商增其武力,其武力虽在国外并不甚显,但已以此为国是。此点反而与我日本酷似。研究此国之政治之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太多”,日本建立起了以天皇为中心并由武士出身的藩阀官僚进行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专制色彩日益加重,而明治初年所强调的“万机决于公议”的色彩日益变淡。

   这一政治体制的专制性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下层群众的不满。以一些在倒幕时期立下了功劳并因武士制度的废除而被剥夺了特权的下级武士和知识分子为主导,自1874年爱国公党发布《民选议院建议书》开始,在日本社会下层群众中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以当时逐步引进的西方政治思想为理论依据,强调要建立国会,制定宪法,限制天皇政府的权力,打倒藩阀专制统治。

   为应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挑战,明治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对策。1875年,天皇发布旨在渐次确立立宪体制的诏书,1881年发布“以1890年为期限开设国会”的诏书。1882年,日本派遣伊藤博文前往欧洲考察各国宪法。而这次考察的结果是,日本决定学习德国的君主立宪制的宪法制度。1885年为确立武士出身的藩阀官僚在立宪中的主导权以及在立宪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天皇发布“内阁官制”诏书,废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11名内阁成员中,有7人是军人。1886年,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下,日本开始起草宪法。宪法的起草过程是日本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过程。其中藩阀官僚和军队势力发挥了决定作用。

   1889年,天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年生效)。明治宪法确立了天皇的绝对统治地位,建立了内阁与议会和司法体系,建构起了日本专制性与资产阶级民主性相统一的政治体制。而体现军队势力在宪法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作为专制政治工具与标志的是军队统帅权独立。宪法规定:“第十一条,天皇统帅海陆军。第十二条,天皇决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在这里,作为国家政治统治工具的海、陆军,它的统帅权为天皇所有,并独立于行政、议会与司法体系之外,这也就意味着军队的权力只能由实际上掌握军权的人来使用。

   而军队统帅权独立,与在宪法颁布前后逐步形成的军令首脑帷幄上奏权以及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政治体制中的文(内阁与议会)武(军队)二元结构。

   1872年日本政府通过“三藩献兵”,建立天皇亲兵。1873年发布“征兵令”正式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日本军队。这个时期日本的军务问题主要是为行政官员所控制。1878年,为保证军人对军队的控制,免于行政官员对军队机密事务的干涉,在山县有朋的主导下,引进德国军事体制,使原来隶属于行政机关的陆军省参谋局独立出来,成立了直辖于天皇的参谋本部。天皇用敕令颁布了《参谋本部条例》。参谋本部条例后来虽然经过修改,但“参谋总长以陆军大将或者中将亲补,直隶于天皇,参划帷幄之军务,掌关于国防用兵一切计划,统率参谋本部”和“参谋总长立案关于国防之计划用兵之命令,亲裁之后移于陆军大臣”的旨要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参谋总长的帷幄上奏权。在这里,参谋本部作为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军事机关,已经脱离了行政机关的干预。1893年,海军也把军令部门从海军省独立出来,成立海军军令部。天皇以敕令形式发布《海军军令部条例》。其后,《海军军令部条例》曾经进行过修改,但“海军军令部设部长。海军军令部长直隶天皇,参预帷幄之机务。又统理海军军令部部务。海军军令部长亲补”、“海军军令部长参划国防用兵事务,亲裁之后,移于海军大臣”的旨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使得海军军令部首脑具有了帷幄上奏权。1900年,在军队的左右下,政府对陆、海军省官制进行修改,明确规定了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制。1907年,天皇以敕令的形式颁布第一号军令《关于军令的事项》。该军令规定:“第二条,关于军令需要公布者,须附注上谕,亲著之后,盖上御玺,由主管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注上年月日之后再副之”。这也就意味着,关于军令事务,无关内阁总理大臣。

   这样,由陆、海军的军政与军令机关组合起来的所谓军部(它主要由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构成)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内阁与议会除掌有国防预算的制定与审议权之外,对军队事务没有干预的权力。1932年日本陆军大学编著的教材《统帅参考》中曾经对这种二元制结构作过如下表述:“政府机关与统帅机关最终仅仅是处在对立平等的地位,任一机关都不得凌驾于另一机关之上”。

   这种二元结构决定着在日本的国是上,不可能实现政治与军事的统一。不仅在平时是如此,在战时也不能解决。比如,为统一指挥对华侵略战争,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建立了作为战争指挥机构的战时大本营。这一大本营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37年11月天皇发布的《大本营令》规定:“第一条,在天皇之大权下,设置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大本营在战时或发生事变时根据需要设立。第二条,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分别作为各自参谋之首长,为最高统帅部之机密事务而尽力,参与作战的计划,并根据最终目的,负责陆海军间的协同配合”。显然,在大本营中没有首相的位置。直到太平洋战争快要结束的1945年,通过参谋总长与军令总长联合向天皇上奏,首相才获得了列席大本营会议的资格,但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了。

   需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日本政治体制中,存在着一个没有在宪法中存在,但是在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元老制。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后,天皇发布诏敕给予黑田清隆、伊藤博文以“元勋优遇”,在此之后,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也被授予“元勋优遇”,大正时期,天皇又授予桂太郎、西园寺公望以“元勋优遇”。所谓“元勋优遇”也就是他们有不在其位(既使没有任何官方职务)而有“匡辅大政”的特权,也就是有能够随时面见天皇提出政见以及推荐继任首相和协调政治的权力。这9人也被称为日本政治史上的所谓“元老”。在当时的日本的宪法体制之上,元老们因其在经营国是中的历练,具有了一定的战略眼光及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文武二元结构与日本军部的国家战略制定权

1878年在日本参谋本部成立以后,第一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先后派十几名军官分别以驻在武官和语文研究生的身份前住中国进行侦察,并将其侦察结果写成《邻邦兵备略》一书出版。山县在向天皇呈上此书的奏章中说:“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利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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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研究》201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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