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鹏:文学地理研究中的作品分析刍议

——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文学地理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 次 更新时间:2015-08-18 23: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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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鹏  

   文学地理学在最近十多年里一直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先后发表、出版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但就研究内容来看,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作一种静态分析,而对文学作品与地域、地域文化之间复杂纷繁的关系,则有待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究。文学地理学当然要关心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假如仅仅局限于此,那就难以全部弄清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理驱动力因子。笔者以为,推进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解决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键性问题,应着眼于加强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因此,笔者不揣浅陋,从对地域文化的认识着手,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例,提出一种切入文本的方式,借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同好,期冀共同加强文学地理学的建设。

  

   一

  

   杨义先生指出:“文学的地理学,首先关注地域文化的问题。”[1]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且在他们的工作成果中得到了体现。不过,对于地域文化的认识,学者们所采取的研究策略,更多地将它看作是一种在不同时代里表现大体相近的背景,以此来观照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即关注的重点是地域文化的稳定性。但是,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创作者受到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地域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变迁远比想像中的大;民众有关地域文化的知识受社会交往程度深浅的制约;个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因其经历经验而有差异,它们是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在此笔者试加说明。

   第一,从地域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时代不同,地域文化及其景观亦随之变化。史书对于各个地域文化事象的记载虽然比较零碎,但结合不同时代的记述,还是能够从中窥出一些变迁的端倪。比如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岭南风俗时说:“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雠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佗于汉自称‘蛮夷大长老’,故俚人呼其所尊者为‘倒老’,语讹,故又称‘都老’也。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姓[性]并轻悍,易兴逆节,自尉佗之后,无代不有扰乱,故萧齐志云:‘凭恃险远,隐伏岩障,恣行寇盗,略无编户。’爰自前代及于唐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2]这一段话粗看起来,颇觉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自相矛盾,如开头说岭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结尾处又说这里“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查对唐代杜佑《通典》的原文,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对杜佑话语的直接抄录,而是断章取义,还添加了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岭南风俗的一种概括,在此不妨将杜佑的原话录出:

   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其富豪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雠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至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佗于汉则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故俚人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珠崖环海,尤难宾服,是以汉室尝罢弃之(汉元帝时,珠崖数反,贾捐之上书,言“不可烦中国师徒,请罢弃之”。帝从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易兴迷节(自尉佗、征侧之后,无代不有扰乱,故萧齐志云:“凭恃远险,隐伏岩障,恣行寇盗,略无编户”)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按:括号中为原文小注)[3]

   这一段所记岭南风俗,大体反映出唐以前岭南汉人与“夷獠”杂居而以“夷獠”为主的文化面貌,杜佑的文字层次明确,并无扞格不通之处,而乐史在引述时,将其正文与注释混合、增删,以至文意改变。不过,乐史在文末加上的话语,使这段文字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色,即“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云云,其潜在的意义大概表明随着时代的迁移,岭南人已不再如原先那样“不知教义”地以老父为家仆了,虽然他们还保留着浓厚的夷人之风,但颇有向化之心,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从而使原有习俗发生了较大的改观。

   总之,对比杜佑与乐史的记述,可以大体领略到由唐入宋时岭南文化的变迁脉络,即汉化的程度加深,习俗颇受中原文化濡染而与之趋同。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地方官的政令教化,很多派往岭南的官员都在任内移风易俗,兴学养士,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文化,如贞观年间王义方贬儋州吉安丞,“蛮俗荒梗,义方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清歌吹籥,登降有序,蛮酋大喜”[4]。另一方面,当是中唐以至唐末五代时北方民众不断迁入岭南的结果,如唐人张叔卿《流桂州》诗云:“莫问苍梧远,而今世路难。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5]《新五代史》卷65记载,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6]这样,官方的倡导与民间的影响,日渐改变了岭南的文化景观。

   第二,从整个社会对异地之风物、文化了解的程度来说,它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而加深,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在此不妨略举数例。两宋以前记载岭南风物而流传至今的书籍,有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7],唐代段公路的《北户录》、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刘恂的《岭表录异》,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参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各书之评论[8],就可发现因时代的发展与交往的频繁,后出之书要比前代之书更加丰赡赅备,尤其是周去非之《岭外代答》最为详尽,超过了前代各书之内容。以槟榔的描述为例,《南方草木状》卷下云:“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铜,节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调直亭亭,千万若一,森秀无柯,端顶有叶,叶似甘蕉,条派开破,仰望眇眇,如插丛蕉于竹杪;风至独动,似举羽扇之扫天,叶下系数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御卫其实也。味苦涩,剖其皮,鬻其肤,熟如贯之,坚如干枣,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则滑美下气消谷。出林邑。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一名宾门药饯。”[9]文中将槟榔的树干、枝叶、果实之位置、味道、食用方法、药效及民俗习惯娓娓道来;《岭外代答》卷8云:“槟榔生海南黎峒,亦产交趾,木如棕榈,结子叶间如柳条,颗颗丛缀其上。春取之为软槟榔,极可口;夏秋采而干之为米槟榔;渍之以盐为盐槟榔;小而尖者为鸡心槟榔;大而匾者为大腹子。悉下气药也。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推是,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10]这里不仅描述了槟榔的产地、树木与果实之状貌,而且写到了果实不同节令的食用方法、状貌类别、药用价值,更记载了槟榔的经济价值,在卷6《食槟榔》条中又描写了岭南人喜食槟榔的种种情形,的确要比嵇含所述更为详实。因此,时代推移,交往增多,双方之了解亦增进,对其文化面貌之把握也就更为全面细致。

   第三,就个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程度来说,并不与当时的普遍知识相等,而因各人的经历、经验或接触到的材料不同有差异。前引撰述岭南风物的作者都有游宦该地的经历,又留意于风土物产,故而能够详细地介绍岭南各地的人情、物产状况,这些记载既受当时普遍知识的限制,又与各人游历的经验相关。同样描述橄榄,各书文辞颇异,即可见各人关注之点有别,《南方草木状》卷下云:橄榄,树身耸,枝皆高数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雅苦涩,嚼之芬馥,胜含鸡舌香。吴时岁贡,以赐近侍,本朝自泰康后亦如之。

   《北户录》云:

   橄榄,子八九月熟,其大如枣,《广志》云有大如鸡子者,南人重其真味,一说香口绝胜鸡舌香,亦堪煮饮,饮之能消酒。其树耸拔,其柯不乔,有野生者,高不可梯,但刻其根方数寸许,内盐于中,一夕子皆落矣。今高凉有银坑橄榄子,细长多味,美于诸郡产者,其价亦贵于常者数倍也。愚按:《南越志》博罗县有合成树,树去地二丈,为三衢,东向一衢为木威,南向一衢为橄榄,西向一衢为玉文。《广志》书此橄榄字,《南州异物志》作此橄槄字,陈藏器云:“其木主鱼毒。”此木作楫,拨着鱼,皆浮岀,其畏如此。人中鱼肝子毒者,必死也。”

   《岭表录异》卷中云:

   橄榄,树身耸,枝皆高数尺,其子深秋方熟,闽中尤重此味,云咀之香口,胜含鸡舌香,饮悉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树峻,不可梯缘,但刻其根下方寸许,纳盐于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饧,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干后坚于胶漆,着水益干耳。

   《南方草木状》的文字较简略,言及橄榄之干、枝、实、味、香、贡赋,可知魏晋时橄榄还属稀奇之物,岁贡只能赐予近侍之人。《北户录》则重点描述其果实、树干之功用,文字喜征引旧志。《岭表录异》虽写到树之干枝,但亦着意于果实,文字与《北户录》略同,又写到树枝所生脂膏的用途。这两段描写揭示了唐时民人对橄榄已有所知,但不解其所从来的情形,故此两文俱详告其采摘之状。这样的文字到了宋代范成大与周去非的笔下,则一概略去不录,而以橄榄来说明其它的果类,如“乌榄”、“方榄”条下云:“乌榄如橄榄,青黑色,肉烂而甘。……方榄,亦橄榄类,三角或四角,出两江州峒。”[11]表明斯时民众对橄榄已十分熟悉,无须另文列出。

   以上诸书关于橄榄的记录,大体勾勒出从晋、唐到两宋,普通人群对其由陌生而熟识的过程,而诸书之所载,也应是其作者所处时代之普通人群甚少闻见的内容。前已提及,嵇含之书在唐以前不传,表明它在很长时期里仅以个体知识的形式在少数人群中流传,因而影响甚微;段书与刘书的差别,则指示个人经历对总体知识水平的影响,考虑到段、刘二人为晚唐五代时人,则可知终唐之世,唐人对于岭南的知识其实较为欠缺,或者说多数都来源于民间的传闻与史书中零星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测,唐人笔下的岭南,或者推而广之,很多与地域文化相关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如果不是作者亲身游历其地,则多数是想象之辞。所以说,如果不考虑社会或个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程度,而将地域文化作静态的表述,并以此来探讨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必然会有所偏颇。基于这一认识,就有必要将文学作品加以分类,以确定其是根据间接知识还是直接经验的创作,这对于考察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

  

   如何将有关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是一件令人颇费踌躇的事情。笔者仅以唐诗描述的岭南为考察对象,将相关的诗作不断通读,发现就其创作地来说,可以有“在岭南”与“自岭南”的区别,即在岭南的创作和在其他地方以岭南为背景的创作,这两者虽然都涉及到岭南的地域文化,但如前文所论,个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要受时代与个人经历、经验的限制,故而它们的表述也有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在岭南”的诗作比较具有写实性,“自岭南”的诗作则偏重于传闻与想象。不妨举两首诗作一对比:

   画角三声动客愁,晓霜如雪覆江楼。谁道桂林风景暖,到来重著皂貂裘。[12]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闻此宽相忆,为邦复好音。江边送孙楚,远附白头吟。[13]

这两首诗,前者属于“在岭南”的作品,后者属于“自岭南”的作品。它们都以描述桂林的气象来表情达意,但就准确度而言,戎昱的《桂林口号》比杜甫的《寄杨五桂州谭》更令人信服。根据现代气象观测资料,桂林夏季为六个月,春秋为四个月,冬季为两个月。一年中各月的平均温度,以七月最高,为28.5℃,一月最低,为7.8℃,极端温度纪录分别为39.4℃(1953年)和-4.9℃(1955年),可见这里夏季非常炎热,冬季又非常温暖。广西各地温度日较差平均约在5℃左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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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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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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