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重读《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9 次 更新时间:2015-08-17 22: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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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  
都是对准标示着愚昧无知的“蒙”字,意味着把一个智慧未开的孩子从蒙昧状态中开导出来;而西文的Enlightenment或者Aufklaerung,其本意也是指使人从无知、偏见和迷信的蔽而不明状态中摆脱出来,获得理性之光的烛照。所以,假如是我才刚刚写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那我就决不会把一种从以“上下同流”为基础的文化形态向着以“易卜生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形态的转型运动说成是什么启蒙。(30)

   所以,在这个太容易搞混的问题上,还应请对西南联大更有研究的易社强,基于他所掌握的更加丰富的史料,来发表他所达到的平衡看法: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它所代表的价值是不是都是从西方来的呢?支持学术自由的都是英美自由主义派吗?不见得。蒋介石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化教育,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就是新儒家主义的代表冯友兰。虽然他也在西方受过教育,但他却是传统的新儒家思想的推行者。

   还有闻一多,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果他没有在最危险的条件之下站起来说话,他也不会就那样死了。闻一多实际上对美国文化的反感相当强烈,他最尊敬的是屈原。所以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像冯友兰的儒家主义、闻一多的屈原,都是相辅相成,搅在一起的。(31)

   由此顺理成章的是,我们从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所撰的碑文中,也就很容易为易社强的上述说法找到有力的佐证了,它更清晰地说明了其精神资源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会通、叠合与交融的基础上,曾经为西南联大所做出的不分彼此的贡献: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32)

   四、自由与传统

   正因为这样,我们与其只听取学生的事后总结,而仅将西南联大的精神简单地总结为“自由”,又何如同时参照一下当事教师的心念,而把它的精神更加全面地总结为“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在这方面,正如韦政通曾经一语道明的:“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33)由此而说到底,也正是基于本土文化中的这种积极基因,曾为清华定下过“校训”的梁启超,才会在“意识重叠”的思想厚度上,去强调中西哲理、乃至中外哲理的互补与会通:

   梁启超想要伸张的佛学,已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佛学,而是从儒学的人间、现世和大同的立场,可以去理解吸纳的印度智慧;同样,他想要发扬的国学,也已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学,而是通过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而可以进行现代理解的儒家思想。由此,在梁启超那里的儒学、佛学与西学,其实都不表现为僵硬的教条,而是经过头脑主动消化的、在相互理解中达成的重叠意识。(34)

   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合乎逻辑地看到,恰与那些倒向西方的片面总结相反,偏偏是坚守儒生气节、咬定了中体西用的陈寅恪,反会以其一生的悲剧性经历,为清华凸显了堪称其“校魂”的名言——“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35)

   出于同样的道理,与满眼西化的片面倾向相反,又恰恰是身为“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反会沿着儒学的理路去申斥政治的专制:“今人言思想自由,犹为合理。秦法‘以古非今者族’,乃是极端遏制自由思想,极为无道,亦是至愚。经济可以统制,思想云何由汝统制?曾谓三王之治世而有统制思想之事邪?唯《庄子·天下篇》则云:‘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乃是思想自由自然之果。”(36)

   说到这里,你不妨再读读狄百瑞的《中国的自由传统》,从那本书里你可以了解到,儒学原就有争取自由的传统,而发展到明末的黄宗羲那里,更是达到了挑战君权的高峰;正因为这样,等到西方的政治理论传播进来,那对于真正的儒者来说,也不过就是“正中下怀”、“恰合我意”罢了。只有基于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我们才会从长期的怅惘迷失中,把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给找回来。你不妨再看看,从梁漱溟到徐复观,正是这些最纯正的现代儒者,由于坚守着内心中的信念,反而最敢顶撞不可一世的威权。他们这样去做,当然也不违反西学的信念,然而更加主要的仍然在于,他们原就有“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原就有“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无畏态度,原就有“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德。(37)

   进而,就本文将要引出的话题而言,也只有基于这种自由与传统的会通和中学与西学的会通,才有可能更视野开阔与逼真地看出眼下这本《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的意义来。——也就是说,由此才可以设身处地地理解,尽管既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又是在自由散漫之中,人们却未曾片刻松懈过文化的关怀,反倒为晚生了几十年的我们,在这方面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

   事实上,对于西南联大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不能只理解为留下过哪些传世的名著,和培育过哪些成器的学生;更加不拘一格地总结,那里曾经盛行过的校风,和那里曾经传授过的教材,也都应被视为它在精神上的遗产。由此在这个意义上,这本在内容上既“喜新”又不“厌旧”、既灵活不居又立场笃定的国文教材,也同样是在向我们启迪着自由与传统的会通,和昭示着中学与西学的融合。

   为此,只要举出汪曾祺啧啧称赏的回忆,便足以从中窥知,西南联大当年具有怎样海纳百川的景象了:

   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一是课文的选择。《诗经》选了“关关雎鸠”,好像是照顾面子。《楚辞》选《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论语》选“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魏晋不选庾信、鲍照,除了陶渊明,用相当多篇幅选了《世说新语》,这和选“冉有公西华侍坐”,其用意有相通处。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声情并茂。到现在为止,对李清照,她的词,她的这篇《金石录·后序》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还没有摆准,偏低了。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样,其遭际有幸有不幸,说不清是什么原故。白话文部分的特点就更鲜明了。鲁迅当然是要选的,哪一派也得承认鲁迅,但选的不是《阿Q正传》而是《示众》,可谓独具只眼。选了林徽音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也许是《压迫》)。(38)

   于是,首先还是应当说,面对着这样的精神遗产,最让我们汗颜的地方仍在于,尽管如就外在治学条件而言,当年的前辈大概除却“自由”之外,在任何其他方面都远不及我们今天,然而,单单这么一个关键性的长项,就仍然能使他们大大地优越于我们!别的方面姑且不论,前面已援引过很多理科生的回忆,包括杨振宁、王浩、邹承鲁等等,他们在文字、文学、乃至文化上的根基,都要远远好于此后毕业的学生;而这里要再引述一下王希季(“火箭之父”)的回忆,看看当年的心智究竟是怎样被浇灌的:

   我们那个时候进入西南联大是很幸运的。在大一,教我们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师。国文这方面的大师,例如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很多先生。每人就选一个课,每人选一篇文章,每个人轮流教两个星期,然后还作一篇文。我们从现代文学一直到古代文学,一直到《诗经》、《离骚》都学完了。(39)

   同样地,杨振宁也曾如此这般地现身说法:“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同黄昆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19世纪、20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事业,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40)

   由此,也就明确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推动他们日后成功的心智条件,恰恰要归功于他们在早岁所接受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又译“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而这样一来,对于那个一直让人羞愧困窘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特别是跟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相比——总也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实则它的解答也早已明摆在那里了。

   当然与此同时,面对着如此丰富厚重的精神遗产,我们还应当敏锐地注意,当年的教授们既享有精神的自由,却又不曾滥用过这些自由,相反倒是既捍卫着自由,又甘愿去做到“法由己出”,并把它当作了“绝对命令”。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就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中,却又表现出了自由中的坚持。而这也就逻辑地意味着,他们当然可以做得灵活,但同时又做得不失章法,他们当然可以去“从心所欲”,但从心底又有“不逾矩”的约束。

   辩证地看,我们的看似命悬一线的文化传统,也正是在这种既“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坚持中,才得以坚忍不拔地继续传承下去。比如,让我们看看回忆中的朱自清。他正是要从文明历史的深远之处,接引出对于斯文的朗朗弦诵之声:“因为教授们也感觉到,自己上战场打仗是不太可能的。我父亲,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就是读书的传统不要绝。这个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因为不能说全民抗战,后方培养人也都不培养了。”(41)

   又如,让我们再看看回忆中的闻一多。他也是偏要在战乱的环境中,反而向子女传递出饱含诗意的化育:“他要诗化生活、诗化家庭。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给哥哥讲诗。到后来,就在课堂上讲诗。他是诗化生活、诗化家庭。随着战争的开始,环境是很恶劣的,可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跟他的整个风格和思想是一致的。对我们来说,他还是用他的那种感觉来教育我们。”(42)

   于是,正是为了维持几千年的“斯文不坠”,也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师道尊严”,这些学者虽都是学问的大家,也都正处于其创造的盛年,却特别重视自己的三尺讲台,并尤其珍惜对于“国文”的讲授,而绝没有“异化”到现在这般地步,只顾着以发表出来的“创新”研究,来应付上峰发下的成果表格。于是乎,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偏偏就在西南边陲之一隅,一时间反而成就了讲学之盛况。

   对于这种盛况,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王希季的回忆,而后来任教于云大的方龄贵,就此留给我们的回忆则更详细些:“在我所上的1938-1939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也就是文章的选者)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43)

此外,后来任教于北大的许渊冲,也同样在为自己能躬逢其盛而庆幸:“其实,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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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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