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没有激情的时代?

——读赫希曼的《激情与利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9 次 更新时间:2015-08-17 09: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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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赫希曼所言,马上就成为一种真正的时尚乃至一种范式,所有的事情突然都借助于自我利益来解释,哪怕这种解释是同义反复(Hirschman,1997:42)。那么,利益何以同激情对立?如何才能驯服激情?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追求利益特别是金钱意义上的利益,本来就是一种该受谴责的激情。众所周知,自柏拉图开始,“激情”和“理性”一直主宰着人类行为动机的分析。在16世纪末和17 世纪初,第三个范畴即“利益”在传统的二元对立背景中的异军突起,就是因为激情被认为太具破坏性,而理性产生不了预期的效果。对于人性的失望看法,使利益成为希望所在,因为它兼有激情和理性的优点:既是受到理性提升和限制的自爱的激情,又是由激情赋予方向和动力的理性(Hirschman,1997:43)。克服了激情之破坏性和理性之无效性的利益,带有“正面的和治疗的含义”(a positive and curative connotation),为一种可行的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俨然成为获救的福音。 

  

   一个受利益支配的世界具有两个显著的优点,即可预测性和恒常性。“因为人在追求他们的利益的时候,被期望或者被假定是坚定的、专心的和有条不紊的,与受激情冲击或蒙蔽的人的典型行为截然不同”(Hirschman,1997:54)。利益之所以逐步缩减为一种特定的激情(即爱财),是因为这种激情不同于其他激情的特征,恰恰在于其恒常性、顽固性、同一性、持久性和普遍性,决不因时因人而异。特别有趣的是,对于金钱的永无止境的热爱,似乎成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例外。后来齐美尔对于其中的奥秘有所揭示:通常而言,人类欲望的满足意味着熟知其所向往的对象或者体验的方方面面,终不免有所失望;而以积累为目的的对金钱的欲望却能避免这种失望,因为金钱绝对不具有任何特质(Hirschman,1997:55-56)。于此,贪婪,原本一种危险而该受谴责的激情,但经过一番奇妙的扭曲和转化,竟因其恒常性,现在反倒成为了一种美德!而这,显然同当时的思想家们试图为社会秩序寻找到稳定基础有关,他们终于在人性中找到了可预期的普遍倾向!当然,为了令人信服,并克服以往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还必须给贪婪赋予另外一种特性,即无害性。

  

   根据赫希曼的观点,对于商业和赚钱的无害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贵族理想的一个间接后果。当时的普遍看法是,追求崇高容易带来伤害和恐怖,亦即受激情驱动的行为是狂野和有害的,而受利益驱动的行为则根本不具备铸成大善或大恶的潜力。容许乃至赞许贸易和经济活动,不是出于敬意,而是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蔑视。对此,赫希曼若有所指地评论道:“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的胜利,就像许多现代暴君之所以得逞一样,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人们普遍拒绝认真地对待,拒绝相信其能够一展宏图或大有作为” (Hirschman,1997:59)。结果,商业贸易的甜美特性和怀柔特性逐步得到了阐发。确实,比起从事掠夺的军队和凶残的海盗,商人的形象无疑更为温和、平静和无侵略性。而在英法两国,这又同看待不同社会群体的眼光有关:除了贵族阶层,其他人本来也不具有英雄主义美德和疯狂的激情。除了无害性之外,追求利益作为一种温和且不易冲动的激情,还有一个特点可使其战胜其他狂暴的激情,即强劲有力而持久不衰。总之,资本主义因其可以抑制和减少人性中更具破坏性和灾难性的成分而获得了一种正当性!

  

   至此,赫希曼已经点出了以利益来驯服激情的观念史中的所有关键环节。但让人诧异的是,“利益与激情”的论题后来却消失了,至少不为人所熟悉。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放弃了利益与激情的区分,以让人放手去追求私人利益;二是这个问题似乎已成为心照不宣的或者不言而喻的思想维度(Hirschman,1997: 69)。而斯密放弃这种区分,确实也有理由。如前所述,这个论题源于治国术,需要抑制的,乃是身居要位者的激情,他们不仅可能危害甚大,而且相较于其他阶层,他们确属激情过剩。所以,这个论题有趣的应用,就在于表明权势者对荣誉的肆意追求——或者一般地说,激情过剩——如何受到他们及其臣民的利益的束缚。这也是为什么赫希曼把孟德斯鸠的下面这段话作为该书的卷首语:“幸运的是,当激情可能促使人去做坏事时,他们的利益却阻止他们不去做”(Hirschman,1997:73)。 

  

   其中的机制又是什么呢?归根结底,还在于现代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和脆弱性,使任何肆意的决断和干涉都变得代价高昂。此外,商人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也形成了一种反馈或者均衡机制:他们越来越具有政治影响力,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对滥用权力做出有效的反应。正是现代经济“钟表般的精密”和商人及其联盟“机器般的一致”,提供了一种重要而可靠的机制,确保君主的激情不再能够长久地凌驾于公共利益和经济扩展的需要之上(Hirschman,1997:93)。

  

   三、利益和激情的循环?

  

   斯密取消激情与利益之间的对立,确实具有自己的理由: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财富的增加来改善自己的状况,而野心、权力欲和对他人尊重的渴望,又都可通过经济改善来得到满足,那么,以利益来制约激情的说法就显得毫无意义了。而斯密之所以做出如此论断,是因为他主要关注“人类中的大多数”:唯有贵族才会因高尚或卑劣的激情而带来冲突,芸芸众生或凡夫俗子主要关心的是生存和物质方面的改善,这种改善通常本身就是目的,或者可以充当对尊重和钦佩的追求的替代。斯密的话语路线基本上终结了原先的论辩,自此,相关讨论的关注中心转向了如下主张:让社会成员追求自己的私利,一般(物质)福利可以得到好的实现。斯密的这个主张确实是一个杰出的概括,既包含了足够的智力难题以供继续探索,又把到当时为止社会思想的探索领域极大地缩小了。这不仅符合了一个成功范式的要求,而且让学术的专门化和专业化成为可能(Hirschman,1997:112-113)。当然,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也让利益可以驯服激情从而提升政治秩序的乐观猜想,变得不切实际。 

  

   但在赫希曼那里,故事还没有结束。不惟现实让这一猜想落空,而且这种猜想本身就有内在的问题。比如福格森在《市民社会史论》中就指出,商业气息浓厚的国家,相较于联系紧密的社会,人更有可能沦为分离和孤立的存在,因为“情感纽带断裂了”(Hirschman,1997: 120)。此外,对于失去财富的恐惧、相对剥夺感和向下流动所导致的怨恨等等,这些与贪婪社会相连的情感,可能会让人接受任何强大的政府来避免可能的或者想象的危险。而商业对于安宁、秩序和效率的追求,也会使专制统治获得理由。总之,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当一个社会沉湎于追求私利,可能给狡诈和野心勃勃者攫取权力提供可乘之机。

  

   但这还不是全部。如果按照霍布斯所说,“所有人都自然地为荣誉和显赫而争斗,但主要是那些不必为生计操心的人”(参见 Hirschman,1997:125),那么,很容易就有一个推论: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对富足,是不是多数人又会去追求荣耀和显赫?激情的这种收入弹性,是否意味着普通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不必为生计操心的时候,也会更多地介入激情性行为?其实,卢梭早已经指出了这种升级趋势:“人在社会之中,事情就变得很不相同:首先操心的是生活必需品,然后是非必需品;继之而来的是追求快乐,然后是巨额财富的积累,再接着就是要有臣民,奴仆成群,这种追求永无休止!可怪的是,越是对于非自然的和不迫切的需求,越是激情高涨”(转引自Hirschman,1997:126)。 

  

   根据这一逻辑,一个有趣的悖论就出现了:发展经济追逐私利,本是为了使人类远离为荣誉和显赫而争斗的激情,但结果却产生了更多的激情行为。确实,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赫希曼告诉我们,激情并未被驯服,而是一直在涌动。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世界大战之类灾难性的事件,也包括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剧烈变迁中人们不时体验到的愤怒和恐惧。而且,诸多的社会科学家也以“异化”、“失范”、“怨恨”、“道德沦丧”之类的概念,来昭示和分析此类高度情绪化的现象(转引自Hirschman,1997:126)。 

  

   说到这里,应该提及赫希曼的另外一本著作《摇摆不定的参与》(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1982)。该书始撰于1978年,即纪念1968年席卷欧美的反抗运动十周年之际,几乎可以看作是《激情与利益》的姐妹篇,是激情问题的当代版。一方面,赫希曼强调了内生因素在解释社会行为上的重要性。譬如,通常都以外交对抗、经济竞争或者意识形态冲突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但赫希曼提醒我们注意,“在一战之前,欧洲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和日益增加的繁荣,于是在中层和上层阶级的重要部门中,对资产阶级的秩序、安全、贪婪和卑鄙,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感。对这些集团来说,战争的爆发就成为厌倦和空虚的释放,成为渴盼已久的超越社会阶级的共同体的允诺,成为英雄行为和牺牲的迟到回归”(Hirschman,1982:5)。赫希曼的这段议论,显然可以看作是接着《激情与利益》的话题往下说。另一方面,赫希曼所考察的当代激情,又是一种特殊的“情感”(feelings),即失望。赫希曼在第一章中就提醒我们“认真地对待失望”,因为排除了失望,任何“收益— 成本计算”(benefit-cost

   calculus)都将没有意义。

  

在这本书中,赫希曼也是试图拓展基于利益的研究范式。根据狭隘的理性选择模型,人们是不会自愿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做贡献的,搭便车是有利的选择。而赫希曼告诉我们,数以百万计的人不仅一再做出了这种贡献,而且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特别是,还呈现出循环往复的模式。其中的关键,就是失望,尤其是无法自然消解的相对固化的失望(solid disappointmen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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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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