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以俄为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1 次 更新时间:2015-08-16 23: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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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记得1991年我在一篇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文章的开篇写了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说: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只能是一种不断被“中国化”的过程。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有一位学者著文批评,说不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外来的思想文化”。但这样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学界引起任何反响,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观念,这本身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也正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促成了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与可能。

   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问题,自然也就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需要问题。相信“工人无祖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发生民族化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本人希望看到的。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曾告诫说:任何社会发展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资本主义程度的落后民族的思想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历史环境下,看似相同的历史现象只会造成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果,没有一把万能钥匙能够轻易改变历史的进程。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掀起了落后民族独立解放和建国运动的高潮。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影响,希望避免重蹈资本主义阶级压迫和阶级冲突的覆辙,直接迈上社会主义台阶或尝试社会主义变革的思想,迅速成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思想热潮。而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功举行“十月革命”,宣告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自然在落后民族激进知识分子当中造成了“以俄为师”的强烈心理。1919年3月,当列宁发起成立“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时候,仅在欧洲和俄国,就发展了30多个成员组织。共产国际成立第二年,即开始推动东方落后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它因此也更容易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和同情者。除了其正式成员很快倍增,类似中国国民党这样的同情组织,也都与之发生了合作关系。十年后,苏俄运用国家之力,一举把落后俄国变成了一个强大工业国的建设成就,苏俄自此更加成为了几大洲落后民族和国家中的革命党人比学赶超的榜样。

   中国与苏俄有着75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苏俄革命会对中国发生重大影响,无可避免。还在1920年8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蔡和森就写信给毛泽东等友人说:资本主义已经走向末路,马克思式社会主义是改造世界也是改造中国真正“对症之方”,俄国革命所依靠的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世界革命惟一制胜的方法”。他坚决主张毛泽东等去“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相信在俄国已经发生的一切,“并不只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相信中国的革命者必须追随俄国共产党,“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才能像苏俄一样,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引上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新阶段,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早期部分俄国革命追随者当年选择共产主义的最主要的思想动力。而模仿苏维埃俄国实现世界革命的雄心,也被正式写入了中共党纲。这就是:“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

   显然,经过了28年之后,毛泽东对这一段经历仍旧记忆犹新。1949年6月30日,他还曾经公开发文对这段历史做过一段精要的说明。

   他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怕千辛万苦,“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是,“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从洋务到改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各种方法都用过了,国家还是一天天坏下去。

   毛泽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不过,在历经28个春夏秋冬之后,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的经验和方法,至少在毛泽东那里已经不像28年前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是,在莫斯科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共确有过成功的发展,但也有过惨重的失败。最让毛泽东痛心疾首的一场灭顶之灾,就是导致“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俄语“苏维埃”为标志的那场革命,在毛泽东看来,它的失败最主要的就是莫斯科及其代表不顾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结果。

   可以肯定,正是苏维埃革命的惨败,使得接掌中共最高领导地位的张闻天、毛泽东等开始意识到“以俄为师”的局限性了。抗战爆发后不久,当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后,他就开始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最初的时候,他的解释还较为委婉,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必须“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不止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式中国化的问题,甚至也不止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具体应用的问题。1941年春,当毛泽东因为国共冲突问题与莫斯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后,他在党内的指示和演讲当中就清楚地揭示了这一提法的要害之处。他明确告诫说: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对马列主义,不能当成死的教条,更不能“言必称希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是民族的,是能够结合中国实际具体解决中国问题的。不难想象,随后发生的“延安整风”运动,其重要意义即在改变全党20多年来惟俄共及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风气。

   既如此,毛泽东又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下那样一篇文章,不仅重申“以俄为师”,而且公开宣称中共革命成功根本在于“走俄国人的路”,宣称今后中共也将一如既往地依靠苏联呢?

   对此,读一下1948年9月和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的相关讲话,可能就会注意到这中间的某些原由了。

   对于“以俄为师”问题,毛泽东曾两度提到。一次是从批评的角度,说我们过去政权的制度,叫“苏维埃”。“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了。“这是死搬外国名词。”一次则是从肯定的角度,在谈到从夺取政权到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他及与会者几乎都提到了苏联建国的经验。即俄国从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1929年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再到1936年完成所有制改造,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经过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花了12年时间,后一个阶段花了7年时间。大家都承认,中国比俄国落后,所需过渡时间更长;同时也相信,中国得到苏联的帮助,可能走得快一点。综合大家讨论,毛泽东还是很慎重,说,中国要实现第一个阶段,即“我国要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

   对于为什么这时要宣布今后继续同苏联站在一起,并重提“以俄为师”的问题,毛泽东的解释是:虽然中国革命胜利了,但“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同样,他这时确信,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特别是要发展经济,非要靠苏联的帮助不可。

   由上不难看出,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虽然认定了新中国未来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但对这一发展的进程,还是谨遵马列原理和苏联经验,准备“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只要留意一下上文发表的时间,是在1949年6月28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向苏共中央请教建政的种种问题、请求苏联提供必要援助的两天之后,就不难看出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宣示。一方面,这是既定方针,毛泽东在3月初七届二中全会上已明确表示过;另一方面,这也是他的真实思想,即相信落后的中国要想完成建国特别是实现社会主义,非“走俄国人的路”不可。

   然而,如果中共革命不能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中共建国和建设就能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吗?比较20世纪20年代对共产革命尚少知识和经验的毛泽东对“以俄为师”方针的坚定不移,1949年对于国家管理及建设同样很少知识与经验的毛泽东会重提“以俄为师”(新中国成立后的提法是“学习苏联”),其原由想来大同小异。问题是,有了28年成功与失败的种种经验教训,特别是自40年代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之后,1949年后的毛泽东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学苏联的问题上,对俄国革命经验有过严重怀疑的毛泽东可能再度在态度上发生变化,并非不可想象。更何况,赶超思想,原本就是在落后民族和国家激进革命党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上的渴望。

   查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稿可知,最初几年,他一方面在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删去了当年文章报告中所有“苏维埃”一词,并在以胡乔木名义发表的总结中共革命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用“土地革命战争”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取代了“苏维埃革命”。另一方面,他却在许多场合还会提倡和要求大家要“学习苏联”。

   这一情况的改变发生在1956年:一是苏共“二十大”揭露并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一是中共中央宣告只用了七年时间就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开始要求辩证地看待学习苏联的问题了。他明确讲:不能盲目、教条地学苏联。学苏联要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批判地学”,“创造性地学”。

   实际上,有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再有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独特经验,中国在赶超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记录方面,似已遥遥领先。剩下来最后一个领域的问题只是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建设速度问题。这一回毛泽东力图超越的目标,甚至不再限于排在世界经济强国第二位的苏联。他已开始设想,如何立足中国经验,更具创造性地实现这最具决定性的经济建设的大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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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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