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何诗海: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1 次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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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进入专栏)   何诗海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不仅要注意文学批评自身的话语,还要注意它与特定的思想、学术、文化背景的互动关系。两汉极度繁盛的经学阐释形式——章句之学的产生,与古书的标识符号、古代书籍形式与传播方式都有密切关系,并直接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章学理论。章句之学发现和揭示了文本的结构,并且加以细密分析,客观上促成文学研究从外部批评扩展到内部批评。汉代章句之学,是六朝文章学的重要渊源之一,六朝的文章学又影响了后世的经学阐释学。本文拟从这种比较开阔的文化史与学术史视域出发,探讨章句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关系[1]。

   一   古书的句读标志与计量单位

   章句之学产生的前提是句读之学,句读观念由来已久。《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笺:“离经,断句绝也。”孔疏:“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礼记》一书为西汉编定的著作,可见汉代以前,离经断句已受到重视,并成为童蒙教育与考核的重要内容。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序》:“援引他经,失其句读。”高诱《淮南子注序》:“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可见句读也是汉儒解经乃至学童授习的基本内容,故汉人对句读之学多有关注和记载。许慎《说文》五篇上“、”部:“‘、’,有所绝止,‘、’而识之也。”黄侃云:“假借为‘读’,所谓句读之读也,凡一言之停驻者用之。或作句投,或作句豆,或变作句度,其始皆但作‘、’耳。”[2]以为“、”是句读符号,表示语之停顿。又《说文》十二篇下“し”:“し,钩识也。”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3]这里的“、”、“し”都是表示句子停顿的标点符号,体现了古人对文字内容的理解和判断。《说文》三篇上:“句,曲也。”段玉裁注:“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古音总如钩,后人句曲音钩,章句音屦,又改句曲字为勾。”[4]可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章句之学与句读之学的基础是相通的。

   古人关于语言文字表达需要技巧与法度的观念可谓由来已久。《周易》谓“言有物”、“言有序”。“言有序”[5]可视为中国文章学潜在的观念,它正是中国文章学形式理论的中心。“序”指条理、次序。“言有序”的前提就是言语本身是有层次结构的。古人的句读标志符号,正反映了他们的语言结构观念。从出土文献看,汉语标点符号的产生与使用,可远溯到殷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即已出现了表现语言层次的竖线号、横线号、折线号等,然而在形体上不规则,使用上具有随意性,表现出标点符号萌芽期的特点。西周共王时期的铜器铭文《永盂》中,“句。字左下方的“∟”,据陈邦怀考证,就是一个钩识号,作用与《说文》中的“し”同,表示上文到“句”字处终止,都是记锡田之事。“句”字以下,“永拜旨页首”云云,是铭文中的常见套语[6]。这里的钩识号,把铭文的内容分成两个层次,有分段的作用。类似的情况,在周代金文中还比较少见。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已使用了许多标点符号,这些符号可分为二短横号和点号两类[7]。二短横号主要用于重文、合文。点号主要用于句读,共47例,其作用有三:一是用于短语之后表示停顿,二是用于句末表示停顿,三是用于盟辞最后表示盟辞的终结。这些点号,尽管形体上大小有别,但使用上已规则化,与后世的句读符号非常接近。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有两种符号,一种二短横号,前代已见;一种为朱色填实长方号,此前未见。这种长方号在帛书中使了至少18次,都用于篇中的章后,起分章的作用[8]。

   湖北云梦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主要为秦代的法律文书,所用符号主要有圆点号、钩识号、黑方号和二短横号,其中以圆点号、钩识号使用最多。圆点号的作用主要有四:(一)用于分章,如《为吏之道》篇“凡为吏之道”至“必有大赏”、“吏有五失”至“身及于死”、“除害兴利”至“法置以”等章首皆用圆点号“●”表示分章;(二)用于分节,如《封诊式》篇中有许多章,每章皆有小标题,章中再用圆点号分节;(三)用于句读,如《封诊式•封守》“某乡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几询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这些圆点号,大致起句号的作用;(四)用于段末的类题之首,如《秦律杂抄》中的律文,大多在段末注明律名,其中许多律名之前用了圆点号,如“●游士律”、“●中劳律”、“●公车司马猎律”、“●牛养律”、“●傅律”等。钩识号用于句读,如《南郡守腾文书》“私好﹂乡俗之心不变”,其作用相当于顿号;“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前两处相当于逗号,后一处相当于句号。又如《秦律》:“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朱以上﹂半斗不正少半升以上﹂参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黄金衡羸不正半朱以上赀各一盾。”这里五个“﹂”都相当于分号[9]。

   以上只是就出土文物简单介绍了汉以前文献中的标点符号,从中可以看出,先秦已有比较明确的篇章、段落、句读等文章层次意识,并用各种符号越来越细致地表达这种意识。到了汉代,随着对语言表达层次认识的深化,无论是标点符号的种类还是用法,都比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除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外,近代以来出土的汉代简帛证明了这一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分别使用了四种和六种符号,都出现了顿号、黑方号,后者还出现了逗号,其形体与今天的逗号完全一样。三号汉墓帛书中的黑方号用于篇、书之首,具有普遍性;圆点号用于篇首、章首,还用于篇名、计数之首。银雀山汉简中的圆点号,大量用于篇首和章首,如《孙膑兵法•十问篇》,共十章,每章章首皆有●,分章的意识很明确、固定[10]。《居延汉简》共有标点符号15种,用法近40种,是汉代文献中标点符号最丰富的。15种符号分别是竖长点号(|)、顿点号(、)、圆点号(●)、钩识号(∟)、乙字号(乙)、斜线号(/)、黑方号(■)、横线号(一)、平捺号(形如楷书捺的横写)、卩字号(卩)、马字号(ㄢ)、三角号(△)、横S号(∽)、网纹号(半圆内呈网纹)、重文号(形为二短横或两斜点),适合文字之外的多种意思表达” [11]。可以看出,汉人对语言意义层次已有深刻的认识和细致的把握,自觉应用句读符号来帮助人们理解古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句读理论。从现存文献看,“句读”一词在汉代产生,《说文》对句读的重视,以及章句之学的极盛,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尽管传世典籍由于经过辗转抄写或翻刻,已无法确定汉人著作是否普遍使用标点符号来表达语言层次,但大量出土文献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确凿可信的实物资料。

   先秦时期,不但已经有了句读观念,而且已经产生了文章结构中的更高层次“章”和“篇”的概念。这可与传世文献相佐证。《左传•文公七年》:“弗听,为赋《板》之三章。”《左传•文公十三年》:“子家赋《载驰》之四章。”《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墨子•贵义》:“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十士。”黄侃引申《说文》“乐竟为一章”曰:“古但以章为施于声音之名,而后世则泛以施之篇籍”[12]。《左传》所载赋诗之章,本与音乐之章一致,故黄说可从。至于《墨子》中“篇”这一概念的产生,则与古代书籍形式有关。

   中国的书籍起源很早,即使把镂于甲骨、金石、盘盂等的铭刻排除在严格意义的书籍外,也可以推溯到西周时期。春秋时期,简牍和缣帛已成为主要的文字载体。此时铭刻虽仍在使用,但其普遍性、广泛性、重要性已远不及殷商时期的甲骨与金石。所以,后世多以竹帛作为书籍形式成熟的重要标志。贾谊《新书》卷八:“是故著此竹帛谓之书。”许慎《说文序》:“著于竹帛谓之书。”贾谊、许慎的看法,颇能代表汉人的书籍观念,也是符合中国古代书籍形式发展演变实际的。简帛制度对于中国书籍形式乃至整个传统文化,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古代书籍形式计量单位看出来。古代书籍的单位主要有简、册、卷、篇等。简是古书的基本单位,为长条状竹片,载有一行直书的文字,相当于现代书籍的一页。若干同长的简札编连起来就成为册,故《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又《仪礼•聘礼》贾疏:“简谓据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春秋左传序》孔疏:“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这里策、册相通,皆指书籍而言。编册完毕,可以最后一卷为中轴,卷起存放,故“卷”又成为更大的古书单位。然而,有些学者以为,卷始于帛书,是卷轴的单位;篇始于竹简,是简札的单位,两者的差别,在于书写材料不同[13]。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可见,相如遗书,是编札而称卷。居延汉简(208.5)在署检上端写一“卷”字,成为后世档案卷宗的滥觞,也足见竹简可称卷。篇与卷的区别,在于卷指卷帙,而篇指意义独立、内容起迄完整的文献单位,往往有篇题为标志,如《诗》三百篇之每一篇。换言之,篇是内容的单位,卷则着眼于简帛的数量。一卷可容短章的若干篇,或长篇的半篇,也有相当于一篇的[14]。

   古书多以单篇流行,故往往无大题(书名),而只有小题(篇名)。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如《诗》是古代诗歌选,《尚书》实际是古代典谟训诰的汇编。因此,古书的编纂,多是将零散的篇章加以汇总,内容往往出此入彼,分合不定[15]。西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典校秘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面系统的图书整理与编目,其内容主要包括校勘众本、删除重复、订正脱误、组织编次、确定篇数和卷数、撰写书录提要等。这些工作,对于规范古书的体例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在书录提要中详记卷数、篇数乃至章数,尤可见出汉人的学术倾向。如《晏子书录》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章,中外皆有以相定。”(《西汉文纪》卷十七)如此详记篇章数目,是为了规范体制,使分合不定、次第讹乱的书籍得以定型。而这种统计,就是建立在对“篇”、“章”等文章层次已有明确清晰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汉代章句之学得以产生与兴盛的基础与背景。

   二 两汉章句之学

   曾国藩曾说:“自六籍燔于秦火,汉世掇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经史百家简编序》)这个判断深有见地。古人为文,多不加标点,读者全凭个人学识体会文章的行文脉络和旨意,或用各种简要标志表明自己的理解。到了汉代,去古渐远,随着语言的变迁,文字的更替,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阅读前代典籍难度增大,仅凭简单的标点符号,已很难明了旨意,无法有效地学习、传播经典,于是解说经典的注疏之学大盛。这些注疏名目繁多,有“传”、“故”、“解故”、“训诂”、“解诂”、“说”、“说义”、“记”、“章句”、“注”、“笺”、“训”、“训旨”、“微”、“难”等。马宗霍以为,汉代注疏“立名虽繁,而通行之体则不外乎传、注、章句三者”[16];戴君仁认为,汉人经说大致可分为解故和章句两种[17];王葆玹把汉代经学著述形式分为章句、笺注、传、说、记五种[18],杨权则从体例上归纳为传、说、记、注、故、例、章句七种[19]。尽管各家分类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都包括章句,足见章句被公认是两汉一种重要的注疏形式。

章句之学是两汉学术史的基本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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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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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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