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

——中国古代对于诗人的集体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2 次 更新时间:2015-08-16 23: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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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进入专栏)  

   在古代文论的原始语境中,理论的“生态”往往是平衡的,每种理论常常是和它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存在的。但是,经过人们的阐释与接受之后,“平衡”就被打破了。某些理论凸显了,某些理论隐没了。考察相关理论从“平衡”到“失衡”的历史与原因,不但是有趣的,也是必要的。这往往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司马迁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1]是治史之道,亦是治学之道。我们需要从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在理路与文献史料出发,也需要能越超文字之表和惯性思维的悟性与洞察力。本文试图在还原古代文论原始语境的基础上,从中国古代对于“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的选择中,考察出中国古人的一种文学观念,即对“诗”与“诗人”的集体认同。[2]“诗人薄命”、“穷而后工”在古代诗学观念中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经典意识。它的形成是不断被选择的过程,而主导这个过程的就是中国古代基于深层价值观念的集体认同。了解这一点,再反观“诗人薄命”、“穷而后工”,我们就会感受到更多的言外之意与味外之味。

   一、     从“伐能”到“薄命”

   在中国古代,“诗人”这个概念,有广、狭之义。狭义特指《诗经》作者,所以往往与“辞人”相对。如《文心雕龙•情采》谓:“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 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3]广义泛指写诗之人,当然也包括“辞人”在内了。自从司马迁《史记》著《屈原贾生列传》以后,屈、贾并称。两人虽时代不同,然而平生都忧谗畏讥,遭遇相似,又皆长于辞令,故屈贾遂渐成为古人心目中某类诗人、文人的代表人物。正如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屈贾》诗说:“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詹写志,感鵩献辞。”[4] 这类诗人的特点就是才华出众而与世多违。汉代以后,人们开始注意到诗人与文人的不幸命运。不过,早期人们比较多地把诗人、文人的不幸与他们才性上的缺陷——张扬自我而忽于操持——联系起来。班固《离骚序》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宋袁淑《吊古文》曰:“贾谊发愤于湘江,长卿愁悉于园邑。彦真因文以悲出,伯喈衒史而求入。文举疏诞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祸及。夫然,不患思之贫,无若识之浅,士以伐能见斥,女以骄色贻遣。以往古为镜鉴,以未来为针艾,书余言于子绅,亦何劳乎蓍蔡。”[5]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诗人与美人之间,具有某些共性。这里,将“士”之“伐能”与“女”之“骄色”相提并论,认为他们过于表露自己的才华或容貌而遭受贬抑,其遭遇多少是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谓“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并历数屈原以来许多诗人文人的轻薄与厄运。他谈到其原因时说:“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6] 颜之推是从“文章之体”的特点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推衍其意旨,文章的特点与本质就是使人“标举兴会,发引性灵”的,所以文章之士难免喜欢自我表现而忽略自我操守。粗看起来,颜之推所言与前人批评文人伐能之说相同,但其实是有所不同的。颜之推认为,文章之士的厄运固然是由于其自身的道德缺陷所造成的,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由文章之体所决定的。实际上,颜之推已涉及一个深刻的问题,即“文章之体”引发形成文章之士的性格特点,从而又决定了文章之士的某种命运。

   “诗人薄命”的命题在唐代被明确提出来,此后又不断被重复与强化,积累而成一种长久流行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原因。从文学内部来看,在唐代以前,“诗人薄命”的观念已隐约存在。汉代司马迁已经强调作者的生活遭遇与创作之关系,而诗歌以悲怨为美的观念在古代也有深远的传统。[7] 唐代以来,儒学对诗学的影响更为显著,人们对于诗人社会责任感的要求也更高了。从文学价值观的角度对心目中的好诗与好诗人进行历史考察,自然会涉及诗人的命运问题。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唐代以诗取士,诗艺之工拙关乎仕途之通塞,这就更直接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诗人的悲剧性命运问题。杜甫《天末怀李白》已感叹说:“文章憎命达。”[8] 白居易接过这个话题,又大加发挥,明确提出“诗人薄命”之说。“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9]“辞人命薄多无位,战将功高少有文。”[10]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11]白居易又以李白、杜甫为例,说明他们在世时历经乱离磨难,但诗名却传之久远。言外之意谓此是一种“天意”:人间需要好诗,所以诗人要经过乱离才行。白居易《读邓鲂诗》也列举数位本朝诗人薄命之例云:“诗人多蹇厄,近日诚有之。京兆杜子美,犹得一拾遗。襄阳孟浩然,亦闻鬓成丝。嗟君两不如,三十在布衣。擢第禄不及,新婚妻未归。少年无疾患,溘死于路岐。天不与爵寿,唯与好文词。此理勿复道,巧历不能推。”[12]他觉得诗人蹇厄是一种人们无法理解与推测的神秘天数。白居易《自解》诗又云:“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13] 白居易这里提出了诗人的“宿命”。白居易的“宿命”是佛教的概念,指前世的生命。佛教认为人之往世皆有生命,辗转轮回,故称宿命。“多生”,也是佛教术语。佛教以众生造善恶之业,受轮回之苦,生死相续,谓之“多生”。白居易意谓自己之往世今生,皆为诗人,亦受其轮回之苦。白居易把中国本土的命运之说与佛教传入的宿命之论结合起来,谈论诗人的命运问题。

   宋代以后,这种说法更为流行,苏轼诗云:“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14]“诗人”与“穷愁”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诗人的穷苦,又是上天的意思,是一种不可解脱的宿命,好的诗人与好的诗都要经过穷苦的磨练。东坡又云:“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15] 诗人穷苦乃为“天意”,此亦为“宿命”。苏轼所言与白居易意思相同,而用词却有所差异。白居易谓“多薄命”,而苏轼则说“例穷苦”,穷苦成为诗人的通例与规律。不穷苦的诗人,反而是极少数的例外。虽然“诗人例穷苦”之说是诗人之语,不能过分执着地去理解,不过当其他诗人也持相同说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它当成某位诗人一时兴到之语。如宋人徐钧诗云:“自古诗人例怨穷,不知穷正坐诗工。”[16] 诗人不但自己薄命,还连累了身边的事物。“阴霏非是妒春华,薄命诗人带累花。”[17] 因为阴雨霏霏,而想到是因为“薄命诗人”连累了梅花。这也是很有趣的联想。

   对文章之士命运的关注,是古已有之的。不过,对其不幸遭遇原因的阐释则有所变化。从汉代的“文人伐能”之说,到唐宋的“诗人薄命”之说,是一种转折。[18]它意味着人们从关注诗人自身的品德缺陷变成关注诗人悲剧性的宿命,对诗人的态度也从批评转为理解与欣赏了。

   古人已注意到在唐代以前,是不以穷达论诗的,以穷达论诗始于中唐。元代黄溍云:“古之为诗者,未始以辞之工拙验夫人之穷达。以穷达言诗,自昌黎韩子、庐陵欧阳子始。昌黎盖曰:‘穷苦之言易好’,庐陵亦曰:‘非诗能穷人,殆穷而后工耳’。自夫为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矫之,以诗能达人之说,此岂近于理也哉?《匪风》、《下泉》诚穷矣,《凫鹥》、《既醉》,未或有不工者。窃意昌黎、庐陵特指夫秦汉以来,幽人狷士悲呼愤慨之辞以为言,而未暇深论乎古之为诗也。”[19] 为什么在以诗取士的唐代反而会出现“诗人薄命”之说? 正如上面所论,这种观念的产生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其深刻、复杂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内部原因。而在唐代,这种观念从原先的隐约和个别,变成明晰与系统,则更直接地与政治制度相关。

   在未实施科举制度之前,诗人的前途命运与文学才华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人们很少去考虑诗人的穷达问题。正是到了唐代实施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后,能诗者普遍可平步青云,取得上流社会的入场劵。而一旦其中有能诗却穷苦不达的诗人,则与人们原有的期望值形成巨大的反差。虽然是少数,但给人以更为强烈的印象。与贵族政治时代由血缘出身决定人的等级差异不同,科举制度强调的是对于人才的平等精神。在这样“平等”的时代,如果杰出的人才还遭遇穷困,其原因大概只能归之天命了。自唐代以后,诗歌功能出现两极化:诗歌既是吟咏情性的工具,也是平步青云的阶梯,这就引起人们对不同类别诗歌的审美价值、不同际遇诗人的历史地位的思考。因此,以诗取士的制度与其他思想文化以及文学内部因素共同构成“诗人薄命”说产生的社会背景。

   二、“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

   在研究文学批评史时,我们会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以及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等说法作为文学批评史的一条理论线索。[20] 这其实只是古人说法的一个方面。在古代文论的原始语境中,每种理论往往是和它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存在的。宋代以后,“诗能达人”之说正是针对唐代以来“诗人薄命”与“诗能穷人”而提出来的。客观地看,“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是中国文学史史实与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古人既有认为诗能穷人的,也有认为诗能达人的。这原本是两个自有道理、各有例证的话题。把“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两个话题放到一起考察,相互印证,对中国诗学的理解才比较全面、真实和圆融,也比较深刻。

   在“诗人例愁苦”说流行之时,就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宋人许棐直截了当地表示,“不信诗人一例穷”。[21] 在宋代,一方面诗人薄命之说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也出现完全相反的说法,那就是“诗能达人”。可是,这种说法并不流行,甚至差不多被后人遗忘。这种遗忘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如果完全漠视这种说法,可能会显得片面和肤浅。

   《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达”有显贵﹑显达之意,“穷”特指不得志。作为诗学命题的“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在对举时,其“穷”、“达”之义大致与此相仿。但在具体语境中,意义却比较复杂。“穷”有生活困顿、穷愁潦倒这种物质层面的“穷”,也有理想与现实强烈矛盾的精神层面的“穷”。“达”可指社会地位的显达,也可指诗名远扬的显达。我们要注意到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差异。

   在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提出“诗能达人”的是宋人陈师道。他在《王平甫文集后序》云:“欧阳永叔谓梅圣俞曰,世谓诗能穷人,非诗之穷,穷则工也……方平甫之时,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积而不发,其号位势力不足动人,而人闻其声,家有其书,旁行于一时,而下达于千世,虽其怨敌不敢议也,则诗能达人矣,未见其穷也。夫士之行世,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而已。”[22]陈师道以王平甫为例,说明“诗能达人,未见其穷”。不过,他所理解的“达”,不是现世的“显达”,而是诗歌在当下与后世的影响与流传。元代李继本也说:“余意诗能达人,则有之,未见其穷也。不有达于今,当有达于后。从古以来,富贵磨灭,与草木同朽腐者,不可胜纪,而诗人若孟郊、贾岛之流,往往有传于后,岂非所谓达人者耶?”[23] 他所谓的“达”,与陈师道同意。这种“诗能达人”之说在理论上与“穷而后工”并没有本质差别。

   宋代的陈与义就是当时人们认为“诗能达人”的典型。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世言诗能穷人……予谓诗不惟不能穷人,且能达人。”[24] 为何以陈与义为“诗能达人”的典型呢? 宋人胡仔说:“简斋《墨梅》皋字韵一绝,徽庙召对称赏,自此知名,仕宦亦浸显。陈无己所以谓之‘诗能达人矣,未见其穷也’。葛鲁卿序《简斋集》,亦用此语,盖为是也。”[25] 这里的“达人”,与陈师道所言内涵不同,是指现世的显贵。这种“诗能达人”的含义更为普遍和流行。在下文中,我们谈到“诗能达人”时,便是特指这种含义。

类书是中国古人体系化的“常识”。在宋代的类书中,就有“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两种完全相反的词条,反映出当时的文学观念。南宋祝穆《事文类聚》别集卷9 “文章部”有“因诗致穷”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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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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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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