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帮义:20世纪对陆游和杨万里诗歌研究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33 次 更新时间:2015-08-14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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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帮义  

陆游和杨万里是宋代诗人中存诗最多的两位,也是南宋成就最大的诗人。他们与范成大、尤袤皆属南宋“中兴诗人”,但尤袤声名早已冷落,范成大也不及陆、杨之受后人关注。在20世纪的宋诗研究中,陆诗尤其以其强烈的思想性鼓舞着人民的斗志,而杨诗以其鲜明独特的艺术性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下面试分建国前、建国后30年、新时期三个阶段加以论述。

  一

陆游作为爱国诗人,在世纪初就受到世人重视。清末民初,梁启超、柳亚子对陆诗的思想性评价很高。当时民族危机日深,梁氏“报国惟忧或后时”,故能体会陆游的精神,其《读陆放翁集》云: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叹老嗟卑却未曾,转因贫病气峻嶒。英雄学道当如此,笑尔儒冠怨杜陵。

朝朝起作桐江钓,昔昔梦随辽海尘。恨煞南朝道学盛,缚将奇士作诗人。

(《饮冰室合集》卷45)

这四首诗都有注,第一首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第二首注云:“放翁集中‘胡尘’等字凡数十见,盖南渡之音也。”这些话都颇有见于陆游诗的特点。柳亚子《王述庵论诗绝句诋放翁感而赋此》:“放翁爱国岂寻常?一记南园目论狂。倘使平原能灭虏,禅文九锡亦何妨!”也是从爱国精神的角度肯定陆游。此外,对宋诗评价很低的王国维也在《题友人小像》诗中说:“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爱诵剑南诗”。可见当时陆游之受世人喜爱程度!

同光之际,诗坛作者,多标宋诗,放翁、诚斋亦多嗣响。陈衍作为同光体诗人的代表,对陆杨诗艺的分析颇多独到之见。他在《石遗室诗话》卷26中说:“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抵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侧一层说。诚斋又能俗语说得雅,粗语说得细,盖从少陵、香山、玉川、皮、陆诸家中一部分脱化而出也。”他还以折衣襟为例说:“他人诗只一折,不过一曲折而已;诚斋则至少两曲折。他人一折向左,再折又向左,诚斋则一折向左,再折向左,三折总而向右矣”。(黄曾樾编《陈石遗先生谈艺录》)此论颇近于他在《宋诗精华录》(卷3)中称许“语未了便转,诚斋秘诀”。这实际上是对诚斋诗“活法”艺术的揭示。与梁、柳重在称道陆游诗爱国思想不同,陈衍更重视对陆诗艺术的品评,特别是对其各种体裁的风格及艺术渊源有精细的分析。他在《放翁诗选叙》中指出:“放翁、诚斋皆学香山,与宛陵同源。世于香山第赏其讽谕诸作,未知其闲适者之尤工;于放翁、诚斋第赏其七言近体之工似香山,未知其古体常合宛陵、香山以为工,而放翁才思较足耳”(《石遗室文集三集》)。在《石遗室诗话》(卷27)中又说:“放翁七言体,工妙宏肆,可称观止。古诗亦有极工者,盖荟萃众长以为长也”,甚至称道“剑南七绝,宋人中最占上峰”。在《宋诗精华录》(卷三)中又谓:“剑南最工七律、七言绝句。略分三种:雄健者不空,隽异者不涩,新颖者不纤。”他还摘录其七律对句,认为陆游“七言律断句,美不胜收”。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从白话诗的角度对陆、杨诗也作出了积极评价。在《国语文学史》中,胡适称道“宋诗的好处全在做诗如说话”,并说“诗到南宋,方才把北宋诗‘做诗如说话’的趋势,完全表现出来,故南宋的诗可以算是白话诗的中兴,南宋前半的大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都可以称作白话诗人”。书中还结合陆游有关诗论,肯定了陆游“做诗只是直率,只是自然,只是运用平常经验与平常话语”。又称范成大与杨万里都是“天然界的诗人”,“他们最爱天然界的美,最能描写天然界的真美”,而“杨万里的诗更注重天然的美”,因此他不仅被视为“白话诗人”,还享有“自然派诗人”之称。

三、四十年代,朱自清、钱钟书对陆、杨诗的研究较为深入。朱自清在《爱国诗》(1943年)一文中指出陆诗的爱国思想是以社稷和民族为重,而非仅忠于赵家一姓,认为“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这是在特定时代对陆诗思想性的高度评价。他在《经典常谈》中不仅肯定“陆游是个爱君爱国的诗人”,而且对其诗艺有中肯的分析,指出陆诗有两种:一种是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一种是流连光景、清新刻露之作。“他作诗也重真率,轻藻绘,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书中对杨诗的艺术分析更为深入:“常常变格调。写景最工,新鲜活泼的譬喻,层见叠出,而且不碎不僻,能从大处下手。写人的情意,也能铺叙纤悉,曲尽其妙,所谓‘笔端有口,句中有眼’。他做诗只是自然流出,可是一句一转,一转一意,所以只觉得熟,不觉得滑。不过就全诗而论,范围究竟狭窄些。”钱钟书《谈艺录》善于在多方面对比中将陆杨二家诗的特征揭示无遗。一是二者写景艺术的不同:“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山林手也。诚斋放翁,正当以此轩轾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二是比较二家对晚唐诗的不同态度:“放翁五七律写景叙事之工细圆匀者,与中晚唐人如香山、浪仙、飞卿、表圣、武功、玄英格调皆极相似,又不特近丁卯而已”,而他“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并谓“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诚斋肯说学晚唐,放翁时时作乔坐衙态,诃斥晚唐,此又二人心术口业之异也。”三是比较二者与理学的关系,认为杨万里是南宋诗人中“于道学差有分者”,陆游则对理学实无所得,其“持身立说,皆不堪与此”,并指出“放翁高明之性,不耐沉潜,故作诗工于写景叙事”、“殆夺于外象,而颇阙内景者”。像这样从艺术特色、艺术渊源、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来揭示杨、陆诗歌特征,不仅在当时是少见的,也启迪后学在相关课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陆诗因思想性强而备受好评的时代背景下,钱氏对陆诗的思想与艺术也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颇见其学识与勇气。他不仅指出《瓯北诗话》中溢美、偏袒陆游之论“多有未谛处”,而且在自谓“放翁诗余所喜诵”的同时指出陆游诗“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材,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放翁爱国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虽然书中也称道“放翁比偶组运之妙,冠冕两宋”,对其艺术缺陷更不乏指摘:“放翁多文为富,而意境实鲜变化。古来大家,心思句法,复出重见,无如渠之多者”,有些作品“似先组织对仗,然后拆补完篇,遂失检点。虽以其才大思巧,善于泯迹藏拙,而凑填之痕,每不可掩。往往八句之中,啼笑杂遝,两联之内,典实丛叠,于首击尾应、尺接寸附之旨,相去殊远”,“放翁自作诗,正不免轻滑之病,而其言如是;其于古今诗家,仿作称道最多者,偏为质之梅宛陵……其于宛陵之步趋塐画,无微不至:庶几知异量之美者矣。抑自病其诗之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之深心淡貌为对症之药耶。”

陆、杨作为南宋最重要的诗人,自然是20世纪前半叶文学史家们关注的对象,各种文学通史及宋代文学断代史均对其作了论述,有的还不乏精彩见解,如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论陆游与山谷之异同:“庭坚之诗,遒宕而务为危仄,而游之诗,则遒宕而出以圆润……以清新为琢炼,此游与庭坚之所同。以生拗出遒宕,盖庭坚与游之所异耳。”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诚斋诗的特色颇有的评:一是有幽默诙谐的风趣,二是以俚语白话入诗,形成通俗明畅的诗体。作者认为“中国诗歌中,很缺少诙谐精神……诚斋虽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儒者,但在诗中,却时时充满着诙谐,有时虽也有流于说理的弊病,但许多确写得自然而有风趣”,有些作品“在日常生活和眼前景物中找寻诗料,把那一刹那的情感表现出来,而又富于意趣”,“并且在诗的背后,都蕴藏着一点幽默与诙谐,读者都能深深地体会”,“逢人说笑,时见冷隽,这一种态度,使得杨万里的诗,浓厚地呈现出一种新的手法与情调”。

  二

解放后三十年间,陆游不仅作为爱国诗人(甚至人民诗人),而且被视为现实主义诗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陆游研究在基础研究与理论分析上均有很大的收获,成为整个宋代文学研究的一大亮点,这在当时的宋诗研究中是绝无仅有的。首先,陆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此相联系,陆诗中的人民性倾向、人道主义性质,也为学界关注。如张国光《爱国诗人陆放翁和他的诗》(《新建设》1955年第1期)、程千帆《陆游及其创作》(《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朱东润《陆游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1957年7月19日)、喻朝刚《陆游的生平、思想及其创作》(《文学论文集》第2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诸文均不乏这方面的论述。李易在《陆游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说:“陆游诗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反映了南宋一代我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的意志和要求。”作者认为在陆游身上,“对于祖国的热烈的爱和对于人民的深厚感情原是相一致的。”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将陆游与宋代其他爱国诗人相比,指出陆游“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击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

其次,陆诗的艺术分析主要集中在创作道路及创作分期的探讨上,这一方面是基于陆诗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以及陆诗的现实主义创作特征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与当时陆游的基础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就有关。年谱方面有欧小牧的《陆游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于北山的《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年版),传记方面有齐治平《陆游传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陆游》(中华书局1961年版)、朱东润《陆游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欧小牧《爱国诗人陆游》(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特别是有关陆游的传记类著作对陆诗的分期研究更为具体、深入。关于陆游诗歌创作的分期,赵翼《瓯北诗话》早、中、晚的“三分法”向来为研究者普遍接受,程千帆《陆游及其创作》、朱东润《陆游研究•陆游作品的分期》(中华书局1961年版)、齐治平《陆游传论》虽各期起迄不—但均持三期说。欧小牧《爱国诗人陆游》重点就放在对陆游三期创作的描述上:公元1152年—1189年为第一期,是陆游少年至中年时期的创作,主要是留居西蜀及“起知严州”阶段的诗歌创作;公元1190-1201年为第二期,老年时代的前期,主要是奉祠家居时期的诗歌创作;公元1201年—1210为第三期,老年的后期,主要是家居的诗歌创作。解放前的陆诗艺术研究以风格描述为主,本期不乏这方面的论述,如李易在《陆游诗选》“前言”中对陆诗风格作了总体的概括,认为“杨万里评陆诗曰:‘敷腴’。方回评之曰:‘豪荡丰腴’。‘腴’确是陆诗风格的重要特色。这和陆诗中所表现的生活情感之‘丰’原是一致的”,“陆诗的语言特点是简练自然,‘明白如话’,所谓‘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他运用了平易流畅富有散文化特征的语言,而把这种语言的诗意的美,锻炼到最强度,发挥到最高度。许多日日常遇之事,处处常见之景,一经他的描写和歌咏,无不呈现出新鲜的独特的味道,而又无不为人们所共誉共赏。这就是诗人陆游在艺术方面留给后代的宝贵遗产”。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则区分了陆诗中两种风格不同的作品:“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齐治平《陆游传论》则从语言、韵律、对仗、描写四方面对陆诗艺术作了细致分析。陆游诗诸体皆备,不论古体诗,还是律诗、绝句,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朱东润的《陆游选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疾风的《陆放翁诗词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季古的《陆游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对陆诗的现实主义创作特征有所论述。对陆游诗歌风格作精细分体研究的,以朱东润用力最勤,收获较多,《陆游研究》中收录多篇文章分论陆游的古、近体诗。《陆游的古体诗》一文重点分析了陆游的七古,指出陆游七古转韵的很多,“显得更流畅、更生动,一字一句在纸面上跳跃起来”;在《陆游律句的特色》一文中,作者从用典、写景、写情三个方面对陆游律诗加以分析;在《陆游的绝诗》一文中,作者指出陆游绝句“一面继承了唐人的优良传统,但是更多地发挥了宋人好议论的特点,在绝句诗里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其七绝大体说来类于唐人的“神韵”、“清远”之作,但是好发议论,“可是在发议论的当中,多数都留下余地,由读者去思考,让他们在玩味之余,更能体会作家的用意,这正是在唐诗的范围之外,作出进一步的尝试”(当然,在分析陆诗各体艺术成就的同时,作者也未忘记指出其不足)。齐治平《陆游传论》中对陆诗的分类研究实即分体研究。作者指出“在陆游的各体诗中,以律诗为最工,律诗之中,又以七律为最工”,陆游七律分两类:“一类是偏于写景的,清新婉约,其风格颇近于许浑”“另一类是偏于抒情的,感激豪宕,其风格最近于杜甫”。作者认为“所有陆游的七言诗都比五言诗好,这大概也是和他的豪迈的天性才情分不开”。

陆诗的艺术成就及其风格与其转益多师有关,此前陈衍、钱钟书揭示了陆游与梅尧臣等人之间的联系,本期学者则进而考察了他与江西诗派、曾几等人之间的联系。钱钟书《宋代诗人短论(十篇)》中,论及陆游于江西诗派的渊源时说:“陆游31岁才碰见曾几,虽然拜门当学生,但是风格早已成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朱东润《陆游研究》中有多篇论文分论陆游与曾几、江西诗派、梅尧臣之间的渊源,诸文相互比照,正可构成一个完整连续的体系。齐治平《陆游传论》在论及“陆游诗的渊源与师承”时也指出:“自《诗经》而下,陆游最为崇拜并经常称道的前代伟大诗人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诸家;于当代则最推重梅尧臣。”又在论及“陆游的文艺理论与实践”时考察了陆游与江西派之间的关系,认为“陆游濡染晚唐,是他从江西入而不从江西出的一大关捩”,“他惩于江西派生硬粗率之失,因而剂以晚唐;又惩于晚唐派纤仄之失,而要求学者取法乎上;都含有补偏救弊的意思”。欧小牧《爱国诗人陆游》指出陆游“以圆润工丽、清新尖刻的风格,回返到北宋初期的‘西昆’诗体,由‘西昆’上溯李商隐,由李商隐而接近杜甫、李白。但他又舍弃了李商隐派的僻奥晦涩的缺点,竭力做到诗歌的明朗晓畅,使人易于接受”。

相比之下,本期的杨万里诗歌研究有所冷落,受关注和被肯定的程度不及陆诗,成果也不能与陆游研究相比,相关的成果主要见诸钱钟书《宋诗选注》和周汝昌的《杨万里选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相关的论述着重在对“诚斋体”及其“活法”的揭示上。钱著指出:杨万里在当时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并结合杨万里的创作经历及其诗论,论述杨万里和晚唐体、江西派的关系以及“诚斋体”的“活法”:“杨万里的诗跟黄庭坚的诗虽然一个是轻松明白,点缀些俗语常谈,一个是引经据典,博奥艰深,可是杨万里在理论上并没有跳出黄庭坚所谓‘无字无来处’的圈套”、“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作者认为,杨万里所谓“活法”不仅包含吕本中等人“活法”说中规律与自由的统一,而且,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钱著对杨诗艺术的分析是精辟的,但在当时学界普遍重视作品的思想性的环境下,博学有识者如钱钟书也不忘指出:“杨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这颇能代表当时学界的看法。

因此,周汝昌《杨万里选集》的出版倍觉难能可贵。作者在“引言”中固然也努力从思想性方面肯定诚斋诗,但更注重对诚斋体的艺术特点加以细致分析。作者将诚斋体“活法”的特色概括为新、奇、活、快、风趣、幽默、层次曲折、变化无穷:“看他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所向皆如人意,又无不出乎人意,一笔一转,一转一境,如重峦叠起,如纹浪环生,所以讲他的‘活法’,迅疾飞动是一面,层次曲折又是一面”。“引言”中还将“活法”与“透脱”联系起来加以阐发:所谓“透脱”,就是不执著的结果——“懂得了看事物不能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而要贯通各迹、各象、各点、各面,企图达到一种全部透彻精深的理解和体会;能够这样了,再去看事物,就和以前大大不同,心胸手眼,另是一番境界了”。作者同时指出:诚斋的长处是在“活法”,他的短处也在“活法”——对“活法”过于自负、自恃。诚斋诗虽因思想性不及陆诗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关的“中国文学史”仍对其艺术成就给予了肯定,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指出诚斋诗“以描写自然景物的为最多,也最能体现他的诗歌的艺术特色”,肯定“他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是在艺术风格方面”。书中对“诚斋体”的特点把握得是比较准确的:富于幽默诙谐的风趣;丰富新颖的想象;自然活泼的语言。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出版了孔凡礼、齐治平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及湛之编的“杨万里范成大卷”(分别于1962年11月、1964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也是本期杨、陆诗歌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华书局1976年11月出版的点校本《陆游集》整理之功不小,书后还附孔凡礼《陆游佚著辑存》(原载《文史》第3辑,转载时有订补),参考价值颇大。这些著作为新时期以来的陆、杨诗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基础。

  三

杨万里作为南宋诗坛的关键人物,其诗风的特殊性、诗论的代表性及在诗坛的实际影响在南宋诸名家中首屈一指。在政治思想标准“第一”时,人们的目光聚焦陆游,杨万里仅被视为一个山水诗人。即使到七十年代末,于北山《试论杨万里诗作的源流和影响》(《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对诚斋诗的思想性仍不乏苛论,仍未脱以思想分析为主的研究窠臼。不过,新时期以来学风变革,这种研究思路渐渐得到了改变。正如胡明在《诚斋放翁人品谈》(《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中所指出的那样:“杨万里的政治品质与道德面貌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就诗而言,“放翁的创造性不如诚斋,审美把握不如诚斋”。由文平《试论杨万里诗歌中爱国爱民思想的表现形式》(《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分析了杨诗表现爱国爱民思想的三种方式,实际上是肯定杨诗的思想意义。这些看法不仅代表了新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学界的普遍看法,也足以表明学术风气的转变。在杨万里诗歌的思想性基本上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诚斋诗的艺术成就更受学界关注。学界召开过几次杨万里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分别由岳麓书社、江西高校出版社于1993年、1999年出版)。对杨万里诗的讨论重点仍在诚斋体的特色及其成因上。关于诚斋体的特色,80年代以来学界在已有基础上又力求有新的阐释或表述,诚斋诗在题材、情调特别是在艺术风格、语言特色和审美情趣方面的特点得到了较集中、深入的论述。熊大权《杨诚斋诗特色试探》(《江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将其概括为:师法自然,幽默风趣;想象奇特,流转圆活;婉而多讽,耸乎必讥;通俗浅近,情真语朴。概括得更为全面(把杨万里的一些爱国诗、悯农诗也包括进来了),分析也更加细致。胡明《杨万里散论》(《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则将其简捷地概括为“活、快、新、奇、趣”几个字,认为诚斋诗以七绝与七古为最佳,其中“七绝短章以活、快称长,化工肖物,即兴成章,往往一片性灵,天趣横溢”、“七古则以新、奇偏胜,或表现飘逸高迈的胸怀志向,或刻画山水风日之形相姿态”。程杰《新灵性、新情调、新语体——“诚斋体”新论》(《争鸣》1989年第6期)视“诚斋体”为“性灵”先锋,认为它的艺术特点表现在:走向性灵;热烈的喜剧性情调;走向新的语体。周启成《杨万里和诚斋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认为“诚斋体”主要有五个特点:情趣盎然;以万象为宾友;擅长写生;想象丰富;通俗浅易。章楚藩在《杨万里诗歌赏析集•前言》(巴蜀书社1994年2月版)中也概括了“诚斋体”的特征,大体近于周著所论。此外,王守国《论“诚斋体”诗的表述特征》(《河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王琦珍《论杨万里的审美观》(《江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戴武军《杨诚斋诗初论》(《求索》1990年第6期)分别对“诚斋体”的语体特征、美学特征和内容方面的特色作了探讨。尽管诚斋诗的内容不限于山水风景及田园风光,论者仍多将重点放在诚斋体与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上。王兆鹏《建构灵性的自然——杨万里“诚斋体”别解》(《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认为,“诚斋体的独特个性及其无可替代的艺术审美价值之一,在于他建构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具有生命灵性、知觉情感的诗化的自然世界。”王守国《诚斋自然山水诗综论》(《中州学刊》1995年第6期)分析了诚斋自然山水诗的美学特征及其历史贡献:把自然变成一个有着鲜活生命和不同个性的人,走向拟人主义,走向真率性灵,并因此而带有热闹的喜剧情调和世俗化色彩。金五德《内师心源,外师造化——杨万里诗歌散论》(《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黄建华《杨万里诗歌艺术探析》(《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9期)也都认为描写山川景物的诗最能体现“诚斋体”的特点。

“诚斋体”还有特殊的一类即描写儿童的诗,黎烈南《童心与诚斋体》(《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作者认为“诚斋体”的核心是童心童趣,童稚心态与人生哲理的艺术组合,形成了诚斋诗的最高境界。“诚斋体”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富有趣味,这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王守国《诚斋诗趣简论》(《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认为诚斋诗趣表现在:幽默诙谐的奇趣;反常合道的奇趣;富于智慧的机趣;耐人寻味的兴趣。王连生《杨万里对诗学理论的贡献》(《阴山学刊》1992年第4期)认为“有趣有味”是“诚斋体”的根本特点。韩经太《论宋诗谐趣》(《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在论述宋诗谐趣时对诚斋诗的风趣作了专门解读,认为“诚斋体”除有新、奇、快、活的特点之外,其风趣更有博大高深者。张福勋《诚斋诗的诙谐艺术》(《阴山学刊》1996年第1-2期)认为诚斋诗的诙谐艺术总特征是“将表现诗情画意的意境形象,与充满生活情趣的诗意氛围,与蕴含哲理思辨的深远意味三者相互融合”。文章还分析了诚斋诗诙谐的种种手法及其形成原因。常玲《论诚斋谐趣诗的三味》(《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以味觉为通感将诚斋谐趣诗分为甜味、苦味、辣味三类,认为诚斋对谐趣的分寸感掌握得相当精熟,收放自如,又能从谐趣中蕴含多种含义,留下广阔的联想空间。

诚斋诗还有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即“活法”。“活法”是吕本中提出来的,但人们认为,诚斋诗最能体现“活法”特色,这也是本期许多学者的共识。张晶《“诚斋体”与宋诗的超越》(《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认为“诚斋体”的作风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以“活法”为诗;所谓“活法”并非是对法的抛弃,而是在自由地驾驭法的基础上超越于法。戴武军《诚斋体的艺术表现特征浅析》(《中国韵文学刊》1993年第7期)将诚斋诗的“活法”归纳成以下范畴:谐与庄;圆与方;快与慢;俗与雅。赵仁珪《宋诗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6月)认为诚斋诗的特色是用活法写理趣;活法可以概括其艺术手法,理趣可以概括其思想内容,二者结合构成了“诚斋体”的主要特色。张福勋《诚斋诗的“活法”艺术》(《阴山学刊》1995年第1期)认为诚斋诗的“活法”艺术可以“快”、“圆”、“曲”、“俗”四字概括,四者与“活”密切相关,“活”是四者的归宿,四者又是“活”的具体体现。张瑞君《论杨万里诗歌的艺术构思》(《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诚斋诗“活法”最主要表现在构思、结构的变化万千,他的诗能在常见的题材中写出新意与他这种独特的艺术构思密不可分。刘德清还专门探讨了杨万里咏梅诗与其活法的关系(见《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沈元林《中国第一个“泛神论”倾向的诗人——杨万里》(《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对“活法”提出新解,并将其与现代“泛神论”倾向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有三个共同现象:一是构思的“活”,二是情感的“真”,三是成篇的“速”。

在考察“诚斋体”特色的同时,学界对其成因也作了探讨,特别是诚斋体与理学、禅学的关系均有专题论述。杨万里是一个深受理学影响的诗人,他的创作自然离不开理学这一独特的思想文化背景。张鸣《诚斋体与理学》(《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考察杨万里早年学诗到最后形成诚斋体的过程,可以发现和他学习理学的过程有着十分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他对自然的态度及“活法”上。韩经太《杨万里出入理学的文学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认为“值南宋理学大成、禅学精熟之际,杨万里秉刚直而幽默之性气,以道德至上之志,挟相反相成之理,出入于理学与文学之间,构筑起其兼综变通而不失终极价值追求的文学思想。”理学的形成离不开禅学的支撑,相应地,诚斋深受理学浸润的文艺思想与诗歌创作也离不开禅学的渗透,如其“活法”既是理学的产物,也是禅学的产物。张晶《“诚斋体”与禅学的“姻缘”》(《文艺理论家》1990年第4期)认为“诚斋诗独特艺术性的形成,很大程度与禅学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诚斋体”所表现出的“活法”最为契合禅家精神;诚斋诗善写变化运动之意象,而又富有生命感,有时反增其禅趣。王琦珍《论禅学对诚斋诗歌艺术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认为杨万里“借鉴禅家与道家的观照方法来审视事物,别有会心地捕捉客观物象所蕴含的诗意,以表达他对天地造化的玄思;和对世事万物中所含哲理的领悟”。戴武军《“诚斋体”的形成原因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则认为杨万里关于“变”与“诚”的哲学思考以及“以史证经”的思维方式,渗透在他的创作思维中,使这种哲理的思辨化为诗意的灵性,从深层次上左右着作者的创作方向和取材意向。

“诚斋体”的成因除了文化背景外,更有艺术因素;而探讨其艺术成因离不开对诚斋诗的艺术渊源的考察,特别是其与江西派、晚唐诗之间的联系。许总《论杨万里与南宋诗风》(《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4期)不仅分析了杨万里将理学精神与江西“活法”联结起来的作法,还考察了他向唐诗典范复归的追求。张玉璞在《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文史哲》1998年第2期)指出杨万里提出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并以诗坛盟主的身份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走向。王琦珍《论杨万里诗风转变的契机》(《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认为“师法对象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导致他后期诗风带根本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他后期继承的多是晚唐诗歌积极的一面,“由效法江西派的拗折峭健与点化前人诗句典故,转向追求婉曲自然、透彻空灵的意境与情趣、追求活泼跳脱、自然质直的语言的美感,这样终于形成了‘诚斋体’的基本格局。”此外,胡明《杨万里散论》认为对“诚斋体”影响最大的是元白体;朱炯远、张立《杨万里“诚斋体”的艺术渊源》(《沈阳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认为诚斋体的源头是杜甫入蜀后的部分七言律绝景物诗。王守国《诚斋诗源流论略》(《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张瑞君《诚斋诗的继承性与创新》(《晋阳学刊》1999年第6期)考察了诚斋诗所受包括晚唐诗、江西诗派及李白、苏轼等人的影响。而傅义《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继承与变革》(《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雨人《走出江西诗派的畛域——杨万里诗歌浅论》(《文艺理论家》1990年第4期)、王连生《破江西派藩篱,创诚斋体趣味——杨万里对诗学理论的贡献》(《阴山学刊》1992年第4期)等专文探讨杨万里与江西诗派的关系,既指出其继承之处,更突出其变革之功。龚国光《诚斋体与俗文学》(《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王雪盼《杨万里“诚斋体”诗中的雅与俗》(《文教资料》2000年第2期)考察了“诚斋体”与俗文学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对杨万里变化江西诗派的一种新认识。

探讨诚斋体的艺术成因离不开对杨万里诗歌理论的观照。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诗论是“诚斋体”形成的理论宣言。戴武军《杨万里的诗论特色》(《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将其诗论概括为透脱说、灵感说、滋味说,王守国《吟咏滋味,流于字句——诚斋诗味论探微》(《殷都学刊》1993年第1期)、庆振轩、车安宁《谁谓荼苦,其甘如饴——杨万里诗论别解》(《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对其“诗味论”进行了专门的探讨。此外,黄德生《杨万里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西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胡迎建《论杨万里的文学思想及其诗论》(《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李胜《诚斋诗论要题摭谈》(《四川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也从不同方面概括了诚斋诗论的特色及其内涵,这对认识诚斋体及其成因均有一定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的陆游研究总体上并未超过前一时期,也不能与同期的杨万里研究相比,但仍有所进展:首先学界仍关注其爱国诗篇,如钱仲联《陆游诗探讨》(《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第1-2期)就陆诗思想内容从积极、消极两方面作了细致分析,认为陆诗的主要思想内容是“反映了当时历史阶段的民族矛盾”。胡守仁《试论陆游诗》(《江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喻朝刚《论陆游的爱国诗篇》(《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路剑《陆游爱国诗简论》(《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也都概括了陆游爱国诗篇的特点和基本内容。张实《“尽拾灵均怨句新”——陆游的思想与诗歌创作》(《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1年第4期)分析陆游在继承屈原爱国主义传统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张福勋《中国古代爱国诗的一面旗帜——谈谈陆游爱国诗的几个特点》(后收入张著《陆游散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认为陆游爱国诗篇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思想具有全面性、深刻性、先进性和完整性等特征。向一尊《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则指出陆游抗金理想破灭,被迫走上诗人道路,但正是他的爱国之思玉成了他诗坛魁杰的地位。此外,胡蓉蓉《试论陆游的蜀中诗》(《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傅璇琮、孔凡礼《陆游与王炎的汉中交游》(《杭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5期)、高利华《论陆游蜀中诗的尚武精神》(《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杨吉荣《陆游南郑从军生活与诗歌创作》(《汉中师院学报》1997第3期)从蜀中、南郑诗这一特定阶段的创作入手考论陆诗爱国思想。还有学者从《示儿》诗这一特定角度阐述陆诗的思想性。即使是论述陆游的咏梅诗,学者也不忘发掘其中的爱国主义思想(见曾明《一树梅花一放翁》,《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不过,同样是论述陆游爱国思想,已有学者从诗人客观行迹之考论走向诗人主观创作心态的揭示,努力将思想分析与心态研究结合起来。佘德余《沉雄苍凉的崇高感与平淡恬静的优美感统一——论陆游后期诗歌创作的美学风格》(《绍兴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指出“陆游在寻求悲剧解脱,取得心理平衡和谐心态的努力中,无论是最积极的向前看的态势,还是沉浸于闲适恬静生活,或是消极逃避现实,都是陆游抗金爱国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苦闷心情曲折反映,与其爱国爱民的忧患意识和实现抱负的雄心壮志构成了个性心理矛盾的两个方面。”许文军《论陆游英雄主义诗歌的幻想性质》(《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就陆游英雄主义诗歌中反映的现实与当时历史真实作了比较,认为陆游此类诗作是以夸张的、随其主观意念而不是以生活本来面目的方式反映现实的,作者为了更完美地用艺术手段刻划自身形象,一再牺牲了生活真实。王立群《感情宣泄与陆游的爱国诗章》(《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认为,陆游爱国主义诗章的显著特质是爱国激情的恣流横溢,它的巨大感召力源于此,抒情方式源于此,相当一部分爱国诗章的粗疏质直也源于此。作者在另一篇文章《陆游爱国诗章的雷同现象》(《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中分析了陆游爱国诗章雷同现象的表现及其成因。张乘健《论陆游的道学观及其他》(《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结合陆游与道学的关系,论述陆游的爱国思想,认为道学思想贯穿了陆游的精神,诗人的爱国痴梦虽从道学中生出,但痴梦毕竟是痴梦。

其次,在重视陆游的爱国诗篇的同时,学界也将讨论的范围扩展到陆游的山水诗、田园诗、农村诗、纪梦诗(甚至爱情诗),以期对陆游的思想与创作做更全面的揭示。丘振声《陆游的山水审美观》(《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概括了陆游的山水美学观,章尚正《从文化心理观照陆游山水诗》(《安徽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分析了陆游山水诗的文化心理。曾明《陆游山水诗是中国古代山水诗走向心灵的美学归宿》(《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认为山水诗发展到了宋代,完成了中国古代山水诗走向心灵的美学历程,其代表人物就是陆游。他还分别撰文讨论了陆游山水诗的人文主义精神与艺术精神(分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1997年第6期),又有文论述陆游山水诗的审美特征及所受儒家美学的影响(见《天府新论》1997年第5期)。王志清《同是逸气横清秋——从陆游的山水诗中看王维的影响》(《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则考察了陆游山水诗与王维的关系。陆应南《陆游的田园诗浅探》(《广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认为,陆游的田园诗“为数和影响虽不及其抗敌复国的慷慨激昂之作,但却同样是熠熠生辉、光采袭人的”。王志清《陆游山水田园诗:狂与逸的交渗协和》(《扬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3期)分析了陆游思想行为上“狂”与“逸”的表现,并指出狂与逸的交渗协和“对象化在陆游的山水田园诗上,便是阳刚与阴柔谐和的艺术特色”。张展《陆游农村诗初读》(《河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认为陆游农村诗是陆游爱国主义的深化和发展,“足以与他的爱国诗篇并驾齐驱”,同时也是其诗风趋于“平淡”的一个标志。费君清《陆游诗歌的乡土风情》(《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认为描绘家乡地理和人物风俗之美,抒发对家乡的无比热爱,是陆游晚年诗歌的主要特色。张福勋《陆游散论》中除有专文论述陆游的“农村诗”外,还有文论及陆游的爱情诗、咏物诗,所论题材更为广泛。赵仁珪《宋诗纵横》则分析了陆游爱国诗及其高度抒情性、农村诗及其平淡风格,闲适诗及其精工风格。此外,童炽昌《铁马冰河入梦来——读陆游的记梦诗》(《浙江学刊》1983年第1期)、段晓华《陆游记梦诗初探》(《江西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郑新华《梦幻文学的一朵奇葩——读陆游的记梦诗》(《文史知识》1989年第1期)、高利华《论无意识对古代梦诗创作的意义——兼评陆游的记梦之作》(《绍兴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车永强《试论陆游“写梦诗”的思想价值与艺术特色》(《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则专文讨论陆游的纪梦诗。

对陆诗分题材研究,不仅深化了陆诗思想性的认识,更推动了对陆诗的艺术分析,陆诗的艺术分析由此表现出由注重外在的社会历史状况的分期研究向重视探寻内部艺术规律转变的趋向。同时,美学方法的引入,更强化了陆诗分析的艺术色彩。萧瑞峰《论陆游诗的意象》(《文学遗产》1988年第1期)从文学本体研究的立场出发,就陆游诗歌的意象组合方式作出了深入考察。作者将其归纳为比照法、拟喻法、逆反法等多种组合方式,并进而探求诗人的创作手法与思维特色,以及他的诗歌艺术风格形成与发展。沈家庄《论放翁气象》(《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认为陆诗贵在有浑厚从容磅沛广大之气象,这种气象是由博采众家,特别是盛唐、中唐、晚唐大家、名家之长“混成”而得之,“放翁诗歌气象,以大为美,以博为美,以全为美,而归于朴拙”。对陆诗艺术渊源的探讨是分析陆诗艺术不可缺少的内容。于北山《陆游对前人作品的学习,继承和发展》(《淮阴师专学报》1980年第4期)认为,陆游的世界观和学术思想的基础在于儒家六经,旁参老、庄;诗歌艺术方面,则学习、继承了《诗经》直至曾几等历代诗人之精华,终于成就了“能自树立不因循”的一代大家(另参于文《陆游诗歌的艺术渊源》,《古典文学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袁行霈《陆游诗歌艺术探源》(《文史知识》1987年第2期)在考察了陆游与李、杜、白居易、江西诗派的渊源关系的基础上,也进一步指出:“他的诗虽然带着前辈影响的痕迹,但仍然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这就是在平易晓畅之中呈现出一种恢宏踔厉之气”。杨胜宽《东坡与放翁:隔代两知音——论陆游对苏轼思想和文艺观的全面继承》(《西南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不仅考察了苏、陆二人在哲学与政治思想方面的相似,还考察了二者学习方法与文艺观的相似。这实际上揭示了陆游与苏轼之间的渊源。对陆游艺术渊源进行考察,同样离不开对陆游与江西诗派、晚唐诗关系的考察。张展《突破“江西”,追踪李杜——谈陆游的一些论诗诗》(《河北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莫砺锋《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均指出:陆游反对晚唐体,不是站在江西派的立场;他指责晚唐诗的观点与他在某些具体艺术技巧上借鉴晚唐并不矛盾,决不是“违心作高论”。至于张瑞君《刘克庄与陆游杨万里诗歌的继承关系》(《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张继定《戴复古师承陆游考》(《浙江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等论文关于陆游与江湖派诸大家之间关系的论述,涉及到陆诗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对陆诗艺术分析的一种拓展。

陆游的诗论也是考察陆游创作的重要参照,不少学者由对陆游诗论的考察进而分析陆诗的思想与艺术。喻朝刚《陆游论诗歌创作》(《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黄海章《陆游诗论简评》(《学术研究》1982年第3期)、贺松青《陆游论诗》(《包头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胡明《陆游的诗与诗评》(《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4期)、孔瑞明《陆游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均论及陆游诗论。在探讨陆游诗论中,学界对陆游的“养气”说、“诗家三昧”说颇为关注,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张展《“文章当以气为主”——陆游文学论浅谈》(《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相隆本《谈陆游文艺思想的核心“养气”说》(《齐鲁学刊》1983年第5期)都认为养气是陆游文论的中心内容,再加上作家生活阅历和学识,构成了他“诗外工夫”的全部内涵。“诗家三昧”关系到对陆游整个创作过程的认识,此前已有学者论述,莫砺锋《“诗家三昧”辨》(《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对其涵义提出了不同于朱东润等人的新看法,认为“诗家三昧”是指陆游找到了属于他的主导风格——雄浑奔放以及与此风格相适应的诗歌形式——七古,至于陆游的思想内容在从军前后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姚大勇《陆游“诗家三昧”新探》(《学术月刊》1999年第1期)对莫文又提出不同看法,指出陆游所悟得的“诗家三昧”即当时人所乐称的诗之“活法”,其内涵有三:诗艺上得心应手,圆融无碍;诗材上得江山之助,向生活寻诗;诗歌境界上不假雕琢,自然圆成。

这时期在陆游的基础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欧小牧、于北山的两部《陆游年谱》均有新版本:欧谱于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于1998年由天地出版社出版补正本;于谱则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钱仲联的《剑南诗稿校注》,是陆诗全集的第一个校注本,也是宋诗中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今人校注的别集。这些都是本期陆游研究的重要成果,并直接推动了本期的陆诗研究。纵观新时期以来,陆游、杨万里研究在不断转换话题中力求创新,其中陆诗的爱国主义较以前谈得少了,陆游的另一类诗谈得多了;有关诚斋诗的思想性争论得少了,诚斋体的“活法”谈得多了。但无论是陆、杨,到后来,新话题也变旧了,谈的新意少了,其中陆游另一类诗的研究仍多局限于思想分析,诚斋体的“活法”研究虽重艺术分析,但老是围绕一个话题也难出新。这些充分说明学术研究要有创新性思维,要有新开拓,不仅要对此前已有成就有所突破,也要在开拓的同时防止出现新的陈陈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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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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