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耀东: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深刻思想根源

——明治维新后日本侵华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6 次 更新时间:2015-08-12 16:08:33

进入专题: 军国主义   得失互偿论   大陆政策   利益线理论   集体自卫权  

吕耀东  

  

   【摘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演变过程是与“大陆政策”的演进及实施互动发展的。从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对于西方列强“弱肉强食”侵略行为的认同,日本从昔日“存华挫狄论”向“得失互偿论”转变。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实施的“富国强兵”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膨胀与发展。日本完全无视几千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力图仿效西方列强的做法侵略中国等亚洲邻国。从“脱亚论”到“大陆政策”构想,日本政府则寻找到了发动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现实主义理由和行动依托。从对华“二十一条”到“田中奏折”,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线理论”彻底转变为全面侵华的具体战争行动。

   【关键词】军国主义  得失互偿论 大陆政策  利益线理论  集体自卫权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日本军国主义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整个国民生活从属于军事及对外侵略战争,给亚洲乃至世界民众带来极大伤害和深重灾难。尽管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国家制度的可能性被“和平宪法”所限制,但并不表明作为意识形态的军国主义“幽灵”已彻底消失。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日本国内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言行仍然大行其道、逆流而动。日本政要抛出“侵略未定论”,在国内外散布淡化军国主义侵略性质的言论,日本政府还出台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内的一系列安保法案,使得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和平宪法”第九条名存实亡。日本对于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及战争责任反省的历史性退步绝非偶然,日本的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时刻威胁着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因而深入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理念的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警示作用。

  

   从“征服支那论”到“得失互偿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演进

   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形成之初,就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随之构筑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了军国主义的警察、监狱和武装力量等国家机器,并对外实施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在其“开国和亲方针告示”中,就宣称,将“大力充实兵备,耀国威于海外”。在“天皇谕告”中进一步宣称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海外”。①通过明治维新激发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并随之将对外侵略扩张付诸政策实施。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形成并发展,既有“军事至上,谋求霸权”的军国主义普遍特征,②更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及时代背景。日本学者认为,鸦片战争中的“文明傲慢”诱发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清朝未能充分掌握和使用西欧技术,从而被日本赶上并拉开距离形成落差,这种落差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因而日本军国主义抓住了清朝的这个弱点加以攻击”。③然而,日本的军国主义侵华理念决非“刺激反映”,而是源远流长。

   以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为代表的幕末教育家、军事思想家,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扩张思想奠基者。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残酷现实,使得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日本的命运和未来。他们基于西方的海防压力,主张“严修武备”加以应对。同时,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驱使下竭力鼓吹“海外雄飞”,称霸世界。为了防止清王朝的悲剧在日本发生,甚至产生效仿西方列强侵犯中国的“凌弱”念头。为此,佐藤信渊建议日本应在增强海防、抵御西方列强的同时,拟定日本称雄世界的帝国主义计划。他最早提出了系统而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进而统一世界的设想。佐藤在《海防策》(1808年)中论述道:“大清国既强大又绵密,万一出现狡猾之国君,生兼并之志,其患莫大。”④他在《宇内混同秘策》(1823年)中宣称,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皇大御国(即日本)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课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可为其臣仆。”由“皇国”开发他邦,必先由吞并中国肇始。佐藤信渊提出,经略中国是实现上述构想的最基本的条件。“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而吞并中国,则宜先吞并中国东北地区:“当今万国之中,皇国最易攻取之地,莫过于支那国满洲”“满洲之地与我之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隔海相对者凡八百余里”“顺风举帆,一日夜即可到达彼之南岸”“如得满洲,则支那全国之衰败必当从此始”。佐藤信渊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认为中国南北方的中心分别为南京和北京,宜将日本军队分为进攻南京的集团和进攻北京的集团。前者由熊本、大泊两军组成,大泊军经琉球占台湾,由台湾出发在浙江沿海登陆,攻占宁波、台州;而熊本军由天皇自率,进攻中国江南各地,占领南京。后者以青森、仙台、金泽等七府军组成,进占朝鲜、中国东北地区,由山海关攻入北京。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⑤佐藤的军事理论打着遏制俄国、英国扩张,“保卫日本国防”的旗号,企图占领中国,而后向全亚洲扩张,以致称霸世界。佐藤信渊倡导以“宇内混同策”为核心的“征服支那论”,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大陆扩张”的思想,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勾勒出大陆扩张主义路线图。

   基于日本在19世纪中期被迫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现实,吉田松阴作为明治维新的先驱者,通过兴办松下村塾,宣讲“尊王攘夷”思想,主张“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民族扩张主义理念,提出了以攻击弱邻补偿西方侵略之害的“得失互偿论”。尤其是当他看到积贫积弱的清王朝任由西方列强宰割,便开始产生对华蔑视感。并更加觉得日本的出路在于己为中介,促成得失互偿。1855年,他在给其兄长的信中称:“与俄美和亲条约已定,我决然不可破坏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其间,培养国力,降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将同俄、美交易之损失,以鲜、满土地补偿之。”⑥他在《幽室文库》中曾述道:“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羁縻二虏(指英美两国)。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⑦“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⑧吉田松阴关于入侵中国和朝鲜,“控制南洋而袭印度”,甚至梦想“并吞五大洲”的民族扩张思想,勾画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思想的雏形。同时,吉田松阴的“得失互偿论”深深影响了日后成为明治政府重要支柱的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倒幕维新领导者的国际观,使得明治政府的军国主义政策亦深受其民族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把吉田的侵略扩张思想奉为“圭臬”,并相继将之付诸于侵略扩张行动。

   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维新启蒙者的皇国史观及对外政略等思想主张,给明治政府领导者以深刻影响,被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完全继承并加以广泛宣传,⑨演化为日本向外扩张的目标与步骤,成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

  

   从“脱亚论”到“大陆政策”:思想与战争互动并进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侵华理念由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书斋设想,演变为军国主义侵华思想与侵华战争互动并进的形态。一方面,奉行“富国强兵”、力图摆脱对欧美国家的屈从地位的日本政府,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道路,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另一方面,以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民间报人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倡导者,大肆鼓吹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明治政府军事扩张和侵略亚洲的野蛮行径摇旗呐喊。⑩福泽谕吉在近20年写的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里,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与侵略中国联系起来,公开标榜侵略合理合法。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中国京城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和实施方略,被后世的军国主义者全部付诸为侵略行动加以实施。

   1874年5月,日本陆军司令官西乡从道出兵入侵我国台湾地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条》,以赔款50万两白银作为日本侵台军退出台湾的条件,虽然侵台战争的规模不大,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和英美对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不战而胜更刺激了军国主义分子的侵华欲望。?这次入侵台湾是日本走上明治维新之路的首次对外用兵,其中包含着侵略朝鲜、侵吞琉球的武力试探。可以说,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目的有二:第一,这是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开端,点出了近代日本对华关系的主题;第二,这是日本吞并琉球的一个步骤。在日本对外扩张的历程中,侵略中国和并吞中国的邻国总是相互关联着,这成为一个规律,而此次侵略行为就是这个规律的首次表现。?1875年,日本武装入侵朝鲜,逼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79年吞并琉球,并更名为冲绳。

   福泽谕吉一贯以“文明”国家正当行使权利为理由解释并积极支持侵略战争。对于明治政府的侵台行为,福泽谕吉在《明六杂志》上发文赞同:“终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万两白银的赔款,这对于国家来讲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谁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我等亦兴高采烈。”他还不忘提请读者注意,“我军费的大半用于资助西洋各国的商业”。他在结论中提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忍辱,国权关系到国力的胜衰”,并就此勾画了日本的发展蓝图,即“此次胜利,使我国国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内外之分,巩固了国家主义国体的根基,凭借这种国权扩张的余威,就可以平等地与西洋诸国打交道”,将来,日本一定能够屹立于西洋列国之林。?很显然,被日本称为“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的福泽谕吉并没有觉得侵略他国有什么不对,反而在所谓“文明”的名义下,认为应该使歧视、侵略亚洲邻国的行为合理化、正当化。

   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和内外形势的变化,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论”。在他看来,中国和朝鲜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样完全西化,必会亡国。日本也不必与之为伍,而应该像西方列强那样,参与瓜分中国和朝鲜。正如他在1882年11月的《兵论》中所言:“如果支那最终不能独立而落于外国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观,也应该奋起共同逐鹿中原。”?受此观点影响,日本在明治中期正式形成了“脱亚入欧”的对外政策。福泽谕吉在《脱亚论》(1885年)中明确表示:“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朝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可以说,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鼓动日本积极加入列强行列,以“西方文明”贬抑中华文明,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当看到西方“文明”的压倒性武力强势时,福泽谕吉随即放弃昔日对于中国文化的崇敬之情,转而迅速拥抱“西方文明”,甚至不惜以贬低、丑化和“脱亚”的极端方式,切割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历史关联性,并以此向西方列强表明对于近代西洋文明的价值观的高度认同。以接受“文明开化”的“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观察中国、看待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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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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