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屏:近代日本是如何走向军国主义的

——基于思想史的梳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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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屏  
即参谋本部制定的“以军费为中心的帝国未来的财政目标”。石原构想是一个庞大的财政预算,它规定了从1937年开始的5年军需产业扩充计划。1936年8月27日,石原构想的第一个方案“日满产业五年规划”出台。同年11月,日本制定了“帝国军需产业扩充规划”。1937年5月,又制定了“日满综合军需工业扩充五年规划”。同年6月,作为成案由陆军省以《重要产业五年规划纲要》的形式提交日本政府。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此时的石原莞尔虽然升任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少将,但他仍无力阻止中日战争的爆发,或者说他就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始作俑者。由于石原在中日战争爆发后采取了不扩大方针而被降职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构想也从以“扩充生产力”为主变成以“物资动员”为主。从1941年开始,“生产力扩充规划变为生产扩充规划,增强综合国力的方针也变为战力优先方针,“石原构想”终结。③

   1925年石原莞尔发表了他的“世界最终战争论”,这一理论观点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思想与行动。关于未来的战争,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能称为“世界大战”。而未来的以日美为中心的战争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战,也是人类的最后一场大战。战争的到来需要三个条件:“1.东方各民族达成团结。2.美国在西方完全占有中心地位。3.飞机可以不着陆绕行世界一周”。④石原在这里对未来战争的手段、对象、形式以及必备的条件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从后来历史的发展看,除亚洲各国的精诚团结这个前提没有具备外,其他各项均被言中。石原之所以反复强调提高综合国力,是因为他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的结果发现,世界战争已由“歼灭战”走向“消耗战”,所以他格外注意战争的后勤支援问题。

   石原构想的核心就是实行军事经济,或者说经济军事化。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轻、重工业以及农业发展基本平衡。进入后半期,产业结构偏向重工业。作为军人石原深知,不论是对美持久战还是对苏军事优势,要达成这一战略目标都必须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而要想使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发展并适应军需,舍弃计划经济别无它途。军国主义政府实施的“战时经济”是这样,“石原构想”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石原构想”更注重经济能力与生产能力,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短期生产数量。不容否认,在军事优先这点上二者是相通的。即在建设“高度国防国家”一点上,石原与军部上层没有分歧。不过,陆军省对于庞大的“石原构想”心存疑虑,但又找不出可以取代的方案,只好接受石原的计划。

   石原构想的特征就是将工业结构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学工业,以“日、鲜、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其具体内容包括:在远东建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熔炉,计划年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生产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作机械等。甚至还有打通朝鲜海峡的海底隧道、建设一条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石原构想”需资金85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财政年度预算的4倍。为达到目的,石原弄跨了广田内阁,又与宇垣内阁作对,最后他所扶持的林内阁被称作“石原内阁”。“石原构想”气势磅礴,但其梦想终未实现。

   1928年10月,石原莞尔作为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来到中国东北,他通过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原因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日本必须实行扩张,并采取将被征服地的资源作为下一次战斗补给源的军事战略。1931年5月22日,石原在其所写的“满蒙问题私见”中强调了“满蒙”对于日本的政治、经济价值。他说,“作为东洋的保护者,为了国防的稳定,我深刻地感到满蒙问题的解决办法除了将满蒙划为我国领土外绝对没有别的办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开始制定军事作战计划,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石原莞尔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成为他永远也洗不掉的污点。

   1932年1月25日,石原对未来的“新国家”伪满洲国进行了一番描绘,他说,“日支两国人民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日本人要放弃优越感”,“新国家的官吏应由在满之人担任”。本来,石原莞尔持“满蒙占有论”观点,但这时他已开始转向“满洲独立国论”,并向亚细亚主义者转变,这种转变是石原莞尔后来与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它是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满洲独立国”构想、笠木良明等人的“王道主义”、橘朴的“农本自治主义”等复杂理念影响下由关东军一手策划而成立的。但“满洲国”一成立,其发展方向就与“满洲建国运动”推进者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满洲国”的命运被民政局警务司司长甘粕正彦等人掌握,而执“满洲国”牛耳的是东条英机、星野直树、松冈洋右、鲇川义介、岸信介等人,他们分别代表军阀、财阀、革新官僚的利益。

   “满洲国”成立25天后,石原莞尔就与“满洲青年联盟”的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10人血盟、结成“协和党”并发誓要实现“满洲国理念”。1932年7月25日协和党改为“协和会”,1933年3月,在伪满洲国成立1年后协和会正式声明将“东亚联盟论”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并开始倡导亚细亚主义。所谓东亚联盟论,其理念源于“满洲民族协和”、“王道主义”、“以日本为先导”的思想。石原莞尔认为,应付未来“世界最终战争”的前提是综合运用东亚各民族的全部力量,结成东亚联盟、建设东亚大同国家。他主张,日本作为核心国必须在联盟建立的初始阶段发挥主导作用,但日本不应靠武力强制地取得盟主地位,而应本着民族协和的精神,真心地与东亚各国相处并以此来树立自己的盟主形象。如果日本提出强权式主张则“与皇道精神不相符”。石原认为,东亚联盟的四项基本理念即“思想统一、国防共同、经济一体、政治独立”是赢得世界最终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东亚联盟所标榜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精神理念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实施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与骗人口号。

   “石原构想”虽然没有实现,但建设国防国家的思想和扩大军需产业规模却被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所继承。二战期间,三菱重工与川崎重工分别生产飞机万余架,富士重工军用飞机产量在日本名列第一。三菱重工生产航空母舰4艘,坦克4千余辆,川崎重工生产航空母舰5艘。富士重工的发动机、日立的飞机引擎与军舰及火炮、日产的军车、松下的收发报机、东芝的雷达、雅马哈的螺旋桨、尼康的军用望远镜都为日本开动军国主义战争机器做出过“重大贡献”。而在伪满洲国成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鲇川义介正是日产公司的当家人,在日军占领东北后他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其公司资本由成立之初的4.5亿日元增至1940年的24亿日元。

   石原莞尔在中国东北“开垦”了一块“实验田”,但他却无法控制“满洲国”。石原军事战略思想的出发点是想通过“整个东亚的革命性变革与一体化”来实现与美国所进行的“高层次的革命式的持久战”,⑤但现实却向着与他设想相反的方向发展。面对东北日苏军事力量对比的逆转,石原的“亚洲革命战略”思想开始降调,而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更是对他亚洲革命战略思想的一次考验。1941年3月,由于他与陆相东条英机之间在军事战略以及作战方式的选择上产生重大分歧,而被编入“预备役”待命。日本在政党势力凋零、国内经济萧条、军界内部战略思想不统一的状态下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陷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石原在为“世界最终战争”的到来而采取的现实主义与为维护东洋精神价值而采取的理想主义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与矛盾,他一方面把未来的战争定位在用东方的王道文明来战胜西方的霸道文明上,一方面又为在“最终战争”中取胜而不择手段。石原曾说,“必将到来的以太平洋为中心、为东西两种文明的统一而进行的战斗……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与生存,同时也是为了拯救世界人类这一伟大的天职”。⑥近代日本人就是这样,肩负着“自发的使命感”“悲壮地”走向战场,在侵略亚洲的刀光剑影中完成他们“解放亚洲”“振兴亚洲”的大业。这是近代日本的“迷失”,也是近代日本的悲剧。日本战败后,石原重新为未来的世界与日本进行定位。他预言,“10年后日本将复苏”、美苏争霸的结果将使“苏联瓦解”、未来世界的“最大问题是民族与宗教”问题。历史的发展均证实了石原判断的准确性。石原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家,也是一个提供社会发展战略的思想家。当然,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奠基人,他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对华政策由战争“不扩大”向“武力解决”方向发展。1938年4月1日,在军部的推动下,日本制定并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日本进入“战时体制”,政党和议会的作用被削弱,军需工业膨胀,统制经济大规模实施。但是,经济军事化并没有拯救日本,因为日美开战比石原莞尔预想的早了10年,日本并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再准备10年日本也没有能力赢得“世界最终战争”的胜利。另外,对外侵略扩张不仅没有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反而使日本的人力、财力遭受超出预想的损失。1940年日本的GDP为2,097亿美元,但到了1945年降为1,568亿美元。1935年日本的财富积累为1243亿日元,但二战结束时仅剩747亿日元。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同样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毁灭性打击。

   “大东亚秩序建设”:军国主义战略目标的理论根据

   大川周明在其《大东亚秩序建设》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东西对抗”理论,即“在一切战争中,规模最壮大、意义最深远的要属世界史上两个至大至高的对抗个体—东洋与西洋、亚细亚与欧罗巴之间所反复进行的战争”。⑦他指出,“世界史上的两个文化单位—亚细亚与欧罗巴,一方面各自在其内部经过多次战争使各自的特性得以鲜明地发挥,另一方面经过双方的对立、争斗使新文化得以产生。”⑧由此,大川周明便得出了战争创造文化的结论。大川周明认为,在世界史上东西两大势力的“最初冲突”发生在波斯与希腊之间。而此前的斐尼基西渐与新兴希腊的东渐所带来的冲突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亚细亚欧罗巴争斗”。不过,二者的角逐促进了历史的迅速发展。在公元前7~6世纪时,作为欧洲文明不朽基础的“希腊精神”便有所展现。与此同时,波斯帝国也统一了印度以西的古亚细亚各文明国家。他把公元前500~499年的波斯战争看成是真正的“东西之战——亚细亚与欧罗巴最初的冲突”。波斯战争促进了希腊国民的觉醒,使希腊文明最终形成。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锡伯莱文明一起成为欧洲文明的三大支柱之一。希腊与波斯的历史便是欧洲与亚洲历史的缩影。前者文化精神的特征是注重理性、独创、崇尚自由、进步,而后者的文化精神是注重信仰、传统、统一、保守。大川周明在二者的对比之中找到了东西对抗的历史的、文化的依据,并确立了自己东西对抗理论的前提。

   在所有的“东西对抗”中,大川周明认为,蒙古民族表现出了“纯乎又纯的亚细亚民族”特色。1219年蒙古人大举西征,7年后他们几乎征服了中亚的全部以及南俄罗斯的一部分。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的遗志并于1235年第二次挥师远征欧罗巴。5年之内,他几乎平定了中俄、南俄的全部,同时挺进波兰,经略东德,夺取整个匈牙利、大半个奥地利以及巴尔干诸邦并长驱意大利威尼斯。蒙古“征西军”的目的就是想“统一世界”、赢得“后世无限的尊敬”。大川周明积极评价了蒙古西征说,蒙古人在创建“世界帝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亚细亚人作为统治者、支配者所具有的人种本能”。在这场征战中,欧洲与亚洲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从13世纪开始一直到16世纪这段时间,是欧洲慑服于亚洲的时代。然而,在近代的300年中,所有的非白人都在欧洲人面前甘拜下风。他认为,这种状态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有了改观。

从上述大川周明的东西对抗理论看,第一,他的战争观明显地受到霍布斯理论的影响。即战争是国家之母的理论。第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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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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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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