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兴起与肆虐
日本在明治初期面对的决定性选择是和平扩张主义抑或军事帝国主义，这在著名政论家中江兆民1887年出版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中有非常突出的写照。第一位“醉人”即酒客大致代表当时业已兴起的和平扩张主义思想，主张与所有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的贸易，使日本成为促进实现“天下一家”即自由国际主义一体化的全球先驱。在他看来，依靠武力侵略获取领土、财富和国家威望无异于反时代的疯狂。然而，第二位“醉人”强调文明国家正是军事上的强者和最具侵略性的海外扩张者，日本应当依凭已有的财力和武力走出强国之路的下一步，那就是夺取可供殖民之用的海外领土，特别是中国领土，成为与英俄两国并驾齐驱的大帝国。
作为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期间日本国内一大派国际关系思想和对外政策主张，和平扩张主义颇大程度上出于对西欧北美强国的发达经历的一定了解，连同相关的模仿意愿。其中对和平扩张主义的信奉者来说尤其突出的，是它们的海外商业活动和在移民意义上的殖民活动。例如“现代日本(和平)扩张的首次全面叙述”——《世界上的日本人》(1893年)强调，欧洲强大的原因在于“白种民族合作并竞相将其事业兴办到世界各地”，日本人只有起而仿效，努力从事海外活动，才有望超过欧洲人。另一本长达600页的欧美游记《新立国》(1892年)同样呼吁日本人像欧美人一样，通过海外移民和贸易成为一个扩张性的强大的民族。曾在剑桥师从头号大英帝国史家约翰·西利的稻垣满次郎，则在其《东方策》(1891年)中断言，“如果一国希望确立长远的计划和旨在实现富强，就必须力图成为世界工商业中心，因此也成为世界政治中心”，而日本具有变成此等中心的优越的地缘条件。
然而，军事帝国主义作为另一种选择，同样在明治维新后发端，并且恶性地发展起来。军事帝国主义思潮出自几个方面，其中最早也最凶狠的当推头山满等人为首、主要由维新后不满士族组成的玄洋会及其分支黑龙会。这两个右翼团体一贯标榜天皇崇拜和国权主义，竭力鼓吹吞并朝鲜和侵略中国，同时频繁地派员渗入东亚大陆，刺探情报或组织政治、军事阴谋。其领导人自最后、也是最大一次士族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被镇压下去以后吸取教训，改行在政府和军部内争取同情者和代言人，并且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 军事帝国主义思想的另一大来源是明治重臣，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曾任首相、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等职的山县有朋。甲午战争爆发前七、八年里，他反复在政府内强调：决不能让清政府或任何欧洲列强控制朝鲜，必须使之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他总是在谈论列强竞争环境中日本的安全，但他的安全理念同极端民族主义和强权政治观结合起来，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另外，在形成日本的军事帝国主义思想方面，思想界、教育界和新闻界内有很大影响的福泽谕吉也起了重要作用。他宣传为日本自身安全或为“保卫东亚”，有权在必要时武装入侵朝鲜和中国，并且迫使其“文明化”。他的例子表明，在日本，“自由主义并非总是无法同帝国主义或专制主义相符”。
以甲午战争以及10年后的日俄战争为标志，日本做出了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东亚都是命运攸关的抉择，那就是穷凶极恶的军事帝国主义，它导致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的日本权势大扩张。甲午战争的首要目的——夺取对朝鲜的独占性控制出于多种动机，包括谋求山县有朋谈论的那种安全，确立更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跳板和基地，取得强国地位的象征，激励国内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精神等。
著名报人、《大日本膨胀论》(1894年)作者德富苏峰概括地说，这场战争是为了将日本转变成一个扩张的国家。到胜利已成定局时，要求攫取朝鲜、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台湾的呼声已甚嚣尘上，其中辽东半岛主要被当作维护对朝鲜的控制的一大保障，台湾则被视为可借以突入南海、直至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的基地，以便最终造就一个可与大英帝国媲美的大日本海陆帝国。 围绕甲午战争的日本国内舆论表明，这场战争在领土、势力范围和财富的掠夺之外，还给了日本人作为列强之一的自信和狂傲。以此，“日本人在1895年之后着力统治新获得的台湾和澎湖殖民地，在朝鲜半岛伸展其权势，攫取在华势力范围，并且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达成排外性安排，以维护它们各自在亚洲的利益。”4 然而，这里说的其他帝国主义强国不包括沙俄，因为它主使的三国干涉还辽引起了日本举国上下的强烈仇视，何况它力图控制的中国东北也是日本决心争夺的。除了急剧扩充陆海军备外，对付俄国的关键一着是在1902年与英国缔结同盟，以便日本能放手打击俄国。对俄战争的胜利极显著地扩展了日本在东亚的帝国主义权势，并且强烈地激励了它的帝国主义野心。
此后10年里，日本正式吞并朝鲜，着力控制南满，与俄国分割内蒙势力范围，而且形成了足以威胁美属菲律宾的西太平洋海军优势。与此同时，军事帝国主义思潮也进一步恶性发展，而其中最重要的动向，是基于战胜俄国引起的巨大优越感和在东亚扩张的凶猛势头，出现了未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雏形。著名政论家浮田和民宣称，有如希腊城邦击败波斯后成了西方文明的楷模那样，日本已成为东方的楷模，有资格训导亚洲其余国家。另一位颇有影响的政论作家矢野龙溪宣称，日本在亚洲的势力应当有如美国在南美的势力，日本需要积极施展权势，以便在亚洲创立一个“大乐园”。这个“乐园”的大部分将如东乡实《日本殖民论》(1906年)所说，由日本依靠武力获取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构成，而两年之后日本政府就正式确定对外殖民方向集中于朝鲜和中国东北。
就东亚太平洋范围而言，日本是一战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它趁大战提供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便利，有力地排挤了其余列强的势力。一位日本内阁大臣在甲午战争过后不久就预言，难以避免的未来欧洲大战将让日本获得令人敬畏的权势，从而“一举实现东方的公平调整”。 近30年后的实况确实如此：英法俄德在欧洲全力厮杀，很难兼顾各自在东亚的利益;美国虽然暂未卷入战火，但由于欧洲列强无力东顾而失去了制衡日本的必要助力。一时间，东亚的帝国主义均势倾覆，日本获得了争取独霸的机会。
外务省和军部预料协约国最终将获胜，因而很快决定以履行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为借口，加入协约国一边对德作战。在分别以威胁和利诱从主要当事者——英国和中国袁世凯政府获得同意后，日本发兵攻占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并在此过程中非法占领胶济铁路全线，企图持久霸占之。1 日本还在太平洋上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德国无力防守的马里亚纳、加罗林和马绍尔三个群岛。随后，日本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这套以独霸中国、奴役中国为宗旨的要求中，第一至第四部分主要涉及将山东变为日本独控的势力范围，将南满和内蒙东部变为事实上的日本殖民地，而第五即最后一部分是要全面控制中国政府，并且建立涉及闽粤鄂赣浙五省的日本在华又一大势力范围。
在欧美列强中间，英美两国在华利益受到二十一条影响最大，干预能力也强于其他国家，因而是袁世凯对日交涉的依靠。但是，英国毕竟深陷于欧战，美国也碍于军力不足和缺乏斗志，它们的外交态势之软弱达到了实可称为牺牲中国的地步。结果，袁世凯政府在日本最后通牒之下，签约接受二十一条中的第一至第四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事帝国主义暂时落潮，直至30年代才再度勃兴。这落潮出于三方面的原因：(1)战后日本的经济、社会困境;(2)权势和意识形态影响经大战而空前兴盛的美国对日本强权的有力制约;(3)和平扩张主义思想在日本的暂时复兴。先前，由于一战的巨大震荡，欧洲工商业一度退出东亚市场(包括日本国内市场)，日本工商业得以在几无竞争的情况下蓬勃扩展;然而，随着战火的平息，欧洲商品卷土重来，竞争力不免逊色的日本受到沉重打击。这一点，加上军事订货的急剧减少、战时生产能力的大过剩和关东大地震等因素，使得日本自1920年初起陷于经济和金融危机，而且久久难以解脱。2 另一方面，从大战末年起，日本国内矛盾尖锐，社会很不稳定。19I8年，由于米价不断上涨，激起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全国性贫民暴动(“米骚动”)，震撼了整个社会和国家机器;不仅如此，其后多年里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此伏彼起，也牵制了政府的相当大注意力。
关于一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强权的制约，华盛顿会议通过的诸项决定和日本被迫交还山东利权就是明证。不仅如此，在东亚问题上，威尔逊式的国际政治观当时占据明显的优势。无论是《四国公约》取代英日同盟，还是通过《九国公约》将机会均等和维持中国独立与完整规定为国际共同规范，都表明威尔逊主义原则(或曰和平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扩张主义原则)在东亚暂时压倒了军事帝国主义。 与此相关，和平扩张主义思想在日本暂时复兴。以外交大臣币原喜重郎为头号代表的一批国务活动家和文职官僚接受了美国的力量优势，并且信奉“世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互相依赖和政治互相谅解”。他们不赞成大战期间日本的行为模式，即不与英美协商便凭武力扩张，立意改行“协调外交”，主要依靠以列强共同同意为前提的在华和平扩张谋求日本的帝国主义利益。这一基本政策得到了大部分财阀的支持。5
然而另一方面，20年代的日本仍然存在浓重的军事帝国主义阴影。尽管有币原等人的“协调外交”，但军部一直坚持将来要与美国武力较量的想法，并且以此为基本前提设计战略规划，制定备战政策。不仅如此，在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时有发生，其中特别严重的是1928年发生的两项事态：第一，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在暂时取代币原主持外交后，为了阻截和威慑南京国民政府北进，派遣部队开进山东，而且极野蛮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第二，关东军为了确保对东北的控制，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 军界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军事帝国主义信奉者认为，尤其鉴于中国国内的愈益强劲的现代民族主义浪潮，日本必须进行首先针对中国东北、然后针对华北的武力扩张，以保证可靠的独占性原料来源和市场，并且奠定必备的基础，以实现其教化和统一其余亚洲人的使命。
2.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30年代，大致与纳粹德国的兴起相伴，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再度勃发。这很大程度上是世界性大萧条和中国事态引发的结果，并且与涉及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的三对关系密切相连，那就是基层与上层、军部与内阁、财阀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20年代主流派的和平扩张主义基于一个根本前提：经济扩张比武力扩张有利，追求殖民地和独占性势力范围不如追求商业优势和相应的政治影响。
然而，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逐渐弥漫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为应付危机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或曰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使得原先较为自由、较为统一的国际经济完全被纵横交错的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取代。就日本而言，出口普遍碰壁是在1932年以后;至迟从那一年开始，和平扩张主义的信奉者再也无法为之辩解了，因为“经济(和平)扩张主义已在经济上崩溃”。 与此同时，军事帝国主义的信奉者却以此为口实，鼓吹用武力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大日本帝国。
不过，使这类军事侵略主张得以转变为日本国策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的统一倾向和现代民族主义潮流，它们正在动摇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广泛特权和势力。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召唤相呼应，张学良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归顺意向，直至东北易帜，在政治上与关内重新统一。大致同时，东北地方当局积极筹资建造与日控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竞争的铁路干线和港口，东北城乡居民的反日情绪也在正义宣传的激励下愈益高涨。虽然日本内阁对局势变化的态度还比较慎重，但军部强烈倾向于动用武力，以保护日本特权和在东北建立亲日政府。3
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势力有一种愈益强烈的恐惧，即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正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推动下走向强盛，日本若不及早强行阻止，它在亚洲称王称霸的希望用不多久就将全然破灭。可以说，这种恐惧，加上关于东北的帝国主义考虑，提供了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且侵占东北全境的根本动力，而在六年后，它又决定性地促成了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到此时，军部已在政府体系内确立了近乎绝对的优势地位，亦已正式提出称为最高纲领的《国策基准》，即确保伪满洲国，进而控制中国关内，消除“苏联威胁”，打击美英势力，“以始终一贯的海外扩张政策实现皇道精神……促进日本的种族和经济发展”。5 日本军事帝国主义狂野肆虐正是推行这一纲领的结果。
3.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肆虐的又一次恶性发展。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大国间格局和行为规范，加上它仍在维持的列强对华歧视和压迫，构成了一个新旧相兼的东亚国际秩序——“华盛顿体系”。这个体系的权势关系基础实际上主要是美日均势。美日均势的前提一是日本被约束及其自我约束，二是美国政府愿意并有能力在东亚维持足够的介入和进行有效的干预。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这两个前提基本上已不再存在，东亚国际政治由此进入了一战爆发往后的第三阶段，即日本武装侵略浪潮兴起并最终导致美日全面冲突。
对日本推翻华盛顿体系，美国的反应在大约七八年内始终是两重的，即观望与干预、姑息与抗争，而观望和姑息更为显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政府持消极态度，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幻想日本文官内阁能约束军部，希望国联出面解决中日争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的不断扩大终于导致史汀生谴责和警告日本，并且公开声明美国不承认由这侵略导致的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态具有合法性。在美国的干预仅限于言辞的情况下，这一“不承认主义”的实际阻遏作用微乎其微，但它毕竟明确地反对日本武力侵占，同时保留了美国以后进一步干预的权利。罗斯福政府在其1933年开始的第一任期内，由于随全力应付大萧条而来的极端内向，加上对日本文职政治家有机会扭转国策怀抱的旧幻想，对日政策极为软弱，以至在涉及中日关系的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谨小慎微，唯恐冒犯日本。
1937年，罗斯福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日本则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致从此往后，美国逐渐趋向抗日。诚然，美国政策的变化不是直线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就芦沟桥事变发表的软弱无力的声明，连同美国在《九国公约》成员国会议上的无所作为，表明罗斯福政府没有放弃姑息政策。然而另一方面，罗斯福毕竟发表了“检疫隔离”演说，其中强烈谴责作为“世界无法无天之瘟疫”的德日法西斯国家，他的政府毕竟实行了针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的“道义禁运”。特别关键的变化发生在美国决策者对日本的认识方面：罗斯福和赫尔已将日本视为“被统治之梦陶醉”，“公开和毫无廉耻地充当一个掠夺成性的民族”，力图与纳粹德国一起将世界拖回野蛮黑暗的中世纪。
1938年底到1940年初，美国政府三次以贷款方式实际援助中国抗日。3 此后，美国对日强硬化趋势在世界政治其他重大事态的影响下迅速发展。法国败降和英国抗战，日德意三国结成正式军事同盟，日苏缔结中立条约，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南部：这一个个重要事件决定了美国的对日和对华政策。 其中最具关键意义的是发生在1941年7月的上面最后一个事件，它迅即导致美国政府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资产，从而实际上断绝了对日贸易，包括停止向日本输送必不可少的石油。正是这一举措，促使日本做出了准备对美、英、荷三国开战的初步决定。珍珠港事件开始了美日之间的全面大冲突，其结局是日本在美国与其盟国的打击下被彻底征服。
在日本军事帝国主义再度勃发的种种原因中间，社会政治基层的黩武情绪和对外扩张狂热几乎与上层的侵略谋划和帝国主义追求一样重要。它们既是随经济萧条而产生的社会不满的对外发泄，也源自尤其被军界操纵的大众媒体的蛊惑煽动，5 而对日本内外政策的法西斯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的低级军官“皇道派”大概是这种基层原因的最典型体现。与当代史上所有举国上下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发作的其他史例一样，30年代日本基层与上层之间在这方面彼此助长，决定性地加大了日本侵略扩张的疯狂程度。在上层，起最大作用的是军部，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方面还有关东军。它们的独断专行和对30年代几届内阁的强大压力或操纵，构成解释若干重大事态的关键因素。
然而另一方面，又如一些学者强调的那样，“基本政策是在内阁中制订的”，“那些主张和反对更具侵略性的政策的人都一致认为，日本在(东亚)大陆应当拥有种种损害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特权;他们的分歧仅在于什么是从不情愿的中国人那里得到这些退让的恰当手段。” 在军部和内阁之外，垄断财团即财阀是日本上层又一大势力，它们与政府及其侵略政策的密切联系构成了关于日本军事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日本政府进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有赖于财阀提供物质资源，甚至专门知识，反过来财阀的发财机会及其对日本经济生活的主宰有赖于政府庞大的军事采购，外加通过侵略获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几家最大的财阀不仅将它们在日本全国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翻了一番，而且通过它们的多名代表入阁，成了与军部平分秋色的政治力量，以致大体从1943年起，日本战时政府完全可称为军阀—财阀政府。
(本文选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主编：《历史的回声：二战遗产与现代东亚秩序》，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