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50 次 更新时间:2015-08-11 21:15:29

进入专题: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赵鼎新 (进入专栏)  
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新概念,无论其性质如何,都可能会被标记为“理论”。其中有些概念,比如“它者”(the Other)、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惯习(habitus)、阈态(liminality),等,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绝大多数概念则是毫无意义可谈。社会科学中大量学者,特别是人类学、文化历史学和定性社会学等专业方向的学者,基本上是以提新概念为己任。垃圾概念于是充斥于各种学术期刊和书籍,而它们的创造者也只能通过似是而非的复杂语言来掩盖演绎能力的缺乏,以及经验感和想象力的苍白。笔者在今后的文章中将专门讨论当传统的从自然科学而来的理论观在社会科学中遇到严重困难时,我们对“理论”这一概念的运用应当作如何限定。

   为什么问题和怎么样问题的分离导致了社会科学叙事中出现了“解释派”和“过程派”(“派”应理解成笔者为行文方便而构建的理想状态,不少学者处于这两“派”之间),并由此导致社会科学中结构/机制叙事与时间/情景叙事的严重分离。解释派(以社会学家为主)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通过解释不同案例之间的异同来寻找具有普适意义的机制和规律 (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否则社会科学家真成了卢瑟福所说的集邮者了。较为强硬的解释派学者甚至认为人的策略和自我价值论证特性是始终存在的、每人都具有的“常量”,因而与所需解释“差异”(variation)无关。Skocpol (1979)的著名论断——“革命是到来的,不是造就的”代表的就是这一观点(该观点因为与事实出入太大,多数学者不再坚持)。在过去的岁月里,以解释为目的的优秀作品虽然不少,但从总体上来说,由于比较案例中有大量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由于机制解释的“多对一”问题,许多名著在经验上甚至逻辑上都是漏洞百出。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启发,而不在于解释的准确。而支撑这些名著形成的最为关键因素也不是社会科学方法,而是作者的品味。

   对于“过程派”的学者(以历史学家为主)来说,解释派学者从问题的提出开始就已经出了偏差。比如,当提出“为什么古代中国走向了统一,而中世纪欧洲则没有?”这样一个问题时,我们已经假设了这两个地区在绝大多数方面处于相似,因此可以通过比较方法来寻求导致案例之间差异的规律性原因。过程派学者认为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已经脱离了历史情景,并认为支撑解释派学者貌似合理的解释背后经常是牵强附会的证据。

   过程派学者强调不同的历史有着不同的时间性(temporality)(Abbott 2001)。有的甚至强调每个历史都是独特的历史。他们进而认为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所造就的转折点和分水岭式的事件才是社会变迁的关键 (Abbott 2001; Sewell 2005),并因此注重构建大事表(chronology),试图通过过程回溯(process tracing)来重构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 (Beach and Pedersen 2013)。他们以为一旦知道了来龙去脉,解释派感兴趣的“为什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过程派学者的优点是情景重构 (contextualization),他们的叙事因此往往引人入胜。但是,过程派学者不得不面对如下的困境:既然每个历史都是独特的历史,那么社会科学还有什么意义?过程派学者也不能解决自身的方法论问题:任何一个历史过程都具有(潜在或现实的)无限的信息量,因此对于一个历史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学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兴趣作出不同的大事表。例如,在分析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这一问题时,经济自由主义者一般会把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作为经济成功的两个主要转折点,但是左派却会选择淡化这两个转折点,强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分水岭意义,强调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年和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之间的连续性,甚至强调“文革”对当代经济成功的意义(甘阳 2012)。国内意识形态对立,但是谱系比较简单,再加上国内学者大多学问粗糙,毫无精妙可言,因此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仅仅出现了两种粗线条的大事表划法和相应的叙事。如果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研究在西方成为显学的话,不知会涌现出多少大事表和相应的精细的叙事方式。

   第七,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分类和问题意识没有本体性意义。

   先前提到,物理和生物学中的重要概念和分类体系都有较强的本体性,或者说每一个概念和分类体系对应的都是外延和内涵较为确定的实体性的存在。人的特性已经把社会搞得复杂无比,而具有人的特性的社会科学家又会把自己的个性和价值观转化成对社会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理解,从而导致大多数社会科学概念和分类体系失去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本体性。在社会科学中,有些概念(比如弱者的武器、日常抗争、镶嵌、治理性、他者,等等)表达的仅仅是对某类社会现象的理解,并没有明确的组织、制度或行动者与之对应;有些概念(比如阶级、分层)指向不同的人群或团体,但它们却不见得是这些人群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基础;有些(比如国家、宗教、利益集团、民族)指向的是一类人群或者团体的概念,不但有明确的组织和制度基础,而且可能是该人群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基础,但这些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却很难给出先于经验的明确定义。

   由于本体性的模糊,以这三种概念为依托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带着自己的先天不足。

   关于围绕这第一类概念所作的研究,其背后存在的问题,笔者想举斯科特的工作为例。在斯科特提出的概念中,最为著名者当数“日常抗争”(Scott 1985)。但是,该概念反映的只是斯科特的个性——一个极其不愿受到规范约束、孩提时喜欢在课桌下做小动作,却还振振有词的人(笔者对这种个性没有负面评价)——,完全不是他的田野研究功夫。日常抗争,即人会通过磨洋工、阳奉阴违、逃避等手段来面对自己不愿接受的权威的约束,是个随处可见的现象,完全不需要通过在马来西亚作长达一年多的田野调查来获得。但是,这概念指出了研究社会抗争学者所忽略的一面,给了一大类相似现象一个统一的命名,并通过斯科特高超的写作能力而显示了一定的学术意义。但是,这概念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我怀疑。笔者认为,研究社会抗争的学者之所以忽略抗争现象中的“日常抗争”背后是有道理的。日常抗争毕竟只是各种社会抗争形式中表现最微弱的一种形式,对社会变迁也不会发生影响深远的作用。更大的问题是,日常抗争这样的概念一旦取得学术合法性,它带来的只是跟风。顺着斯科特的思路,诸如“in-between forms of resistance”(Turton 1986)、“reformist activism”(Anderson 1994)、“reasonable radicalism”(McCann 1994)、“consentful contention”(Straughn 2005)、“rightful resistance”(O’Brien and Li 2006) 等等概念不断被提出。就像是斯科特开了一个利润极高但成本很低的商铺,大家都想加盟,形成了“斯科特连锁店”。总之,第一类概念及其相应经验研究的问题可以用两句话加以总结:原创概念的作品经验部分单薄,全靠一支妙笔生花;原创概念一旦取得合法性后可以被任意发挥,后继工作越发无聊。

   关于第二类概念,它的关键问题是:如果这些概念不能成为相应人群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基础,围绕着此类概念展开的研究工作的理论意义就会十分有限。社会学中的分层研究就有这个问题。[10] 我并不是说这世界没有穷人和富人,没有不同的职业,等等。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从难以数量化的角度(比如收入、权力、艺术品味、饮食品味、体育能力、社交能力、…… )来看待社会分层,我们也可以对社会的某一个截面作出不同的层次划分。但是,被分在某一个层次的人群一般不会对学者们的分类有很大的认同,也不会形成一种“层级认同感”,更不会以层级为基础成为社会行动者。分层研究因此只有一定的应用性意义:一旦制造出一个“分层体系”后,我们就可以依此为基础来分析其它社会现象,比如社会流动、疾病和犯罪在人群中的分布、种族歧视程度。但是,这些问题都不一定要从分层角度出发才能研究)。[11] 而且,在同样问题意识下,一个学者如果采取不同的分层体系,他的研究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因此通过分层研究获得的结论最多也只是给定条件下的不具重大理论意义的结论。更可悲的是,经济分层好定量,其它性质的分层难定量,分层研究因此主要局限在经济分层方面,并出现了一些“大师”,比如Dudley Duncan和Robert Hauser。但是“大师”的阴影下却是一大批对历史和现实都不甚了了,但工具理性极强的学者。他们坐在电脑面前“按摩数据”(massage data),发表SSCI文章,不遗余力地把社会科学推向与历史和现实日益脱离的专业化道路。当然,任何一个议题一旦成为主流,跟风的人的水平还是有高下之分的。比如在分层研究上,有人在取样上更下功夫,有人更会按摩数据,也有人更能采用新的统计方法。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类概念有一定的本体性,但这类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很难有先验的明确定义。比如国家(state)这一概念,谁都不会否认中国的人大、政协和国务院属于国家范畴,但是,随着国家组织向下延伸,乡镇、街道一级的国家组织的工作人员的认同感和行为方式往往会更像社会成员。还比如,一些国家部门经常会出于种种考虑与社会组织建立较为稳固的联盟,以扩展影响或反对另一些国家部门的行为和政策。因此,当研究有些问题时,我们会发觉有些国家部门的行为会更像社会行动者。总之,国家和社会之间不存在一个清晰的本体意义上的分野,只存在问题意识下的分野。

   如果一个社会科学概念不具备本体性,那么从这概念延伸出来的分类体系也就不具有本体意义。我的一个同事,绝顶聪明。在其成名作中,他把人的认同感(identity)分成了五类,并自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贡献,但在作品发表之后却很少有人用他的分类体系。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度很沮丧。其实,对于认同感的分类办法可以有许多,而每一种都只是研究者为了理解或者解释他的案例而特制的分类系统。一个学者当然希望他所提出的分类有本体性和唯一性,就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但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却限定了,他所提出的分类体系往往只有具体问题意识下的意义,或者说是一个为具体问题而提出的特制(ad-hoc)的分类体系。

   第八,多元范式下的范式交替时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态

   库恩认为,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是科学突破性发展的核心。[12] 这一论点在自然科学基本适用。自然科学中,新范式一旦建立,旧的范式与相应理论或者失去价值(例如,一旦知道了光的波粒两相性,“以太”理论就永远过时了),或者其价值将被清楚地锁定在一定范围内(例如,相对论的出现锁定了牛顿力学的应用范围)。这是个不可逆的过程。

但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看问题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误区和事实的混合,非常复杂。因此,一旦一种观念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术圈盛行时,它都会引发两个导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机制。(1)在社会上,一种观念一旦在社会上取得优势,无论是真诚信徒还是机会主义分子都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一观念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做大。其结果就是不断显露和放大这一观念的误区,所带来的负面(甚至是灾害性的)后果反到“证明”了其它观念的“正确”。(2)在学术圈内,某一观念一旦占领了学术市场,无论是它的真诚信徒还是跟风者都会不遗余力地把围绕这一观念的研究做到极致。学术与经验事实的关系越来越不切合,从而为其它观念和理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最可悲却几乎不可避免的情景是,主流社会观念和主流学术观念合流,学术降为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在历史上,这种情景带来的总是灾难——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但是,由于以上两个机制的约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赵鼎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研究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256.html

8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