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不对称的同盟: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8 次 更新时间:2015-08-09 23: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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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百家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美两国旋即结为同盟。当时,中美双方都为自己找到一个称心的盟友而庆幸。然而,这段历史最终留给后人的问题是:战时中美两国的结盟为什么不仅未能促成双方的深入了解和接近,反而最终酿成了两国的长期对立?

  

   一、中美接近的历史背景

   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结盟的历史时,一个基本的背景是:这是两个极为不同的国家在缺乏准备和彼此互不了解的情况下突然开始的一场大规模合作。

   直到不久以前,中美关系还并不密切,双方都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同时,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巨大历史文化差异就像一道鸿沟,始终是双方交往中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包括两国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以来的民族经历,双方的政治制度、体制以及民族的理想。此刻,尽管两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但双方关系的基础仍旧十分薄弱。那时流传的所谓中美“传统友谊”和“特殊关系”只是一个迷梦。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对中美关系影响最大的因素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寻求的目标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制度更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这场革命的产儿,但双方因政治理念和阶级基础不同而成为竞争对手,国民党站在靠右的一边,共产党站在靠左的一边。对于中国的革命,美国人难以理解。美国人希望的是按照美国政治制度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对于美国人的这一套,国共两党各取所需,其实都不接受。

   尽管中美双边关系的基础十分薄弱,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它们之间经常存在着一个第三者,两国关系的亲疏远近往往取决于双方同这个第三者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日本扮演了这个角色。在中美接近的过程中,它是双方考虑的头号因素。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相当多的美国人对中国抱着同情的态度。但是,促使中美接近的真实因素并不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美国人的同情心,而是日本在远东的进一步扩张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打破了美国政治家们关注的远东势力均衡。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被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推到一起,中美两国在互相接近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美三方相互政策的形成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不仅与它们各自对日作战的战略需要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两党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对战后中国前途的设想联系在一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其对华政策也包含着战时目标和战后目标。国、共、美三方互不协调的政策导致了同盟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

   (一)国民党政府的战时对美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美政策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借助美国的力量解决中日问题;二是借助美国的援助解决国内的共产党问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明确的这两个目标,在中美结盟之后对两国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7年七八月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最初,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的设想是争取美国与英、法等国合作,对日本实行制裁。那时,国民政府多少还抱着经由美、英干涉和调解,尽快结束中日战争的期望。这一年9月和11月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相继召开。但在这两个会议上,中国的外交努力均未能奏效。美、英、法等国除对日本发出几声道义谴责外,无意在远东采取任何行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上海失守,沪杭地区中国守军随即全线溃败。

   1938年上半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对中日战争和未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了三点重要估计:第一,中日战争将长期化。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中国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第二,国际局势正日趋紧张,早晚将发生重大变化。届时,欧美列强一定会介入远东。第三,在可能向中国提供支持和援助的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有实力且有可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采取重大行动的国家。至于英、法、苏等国,它们的大部分力量已受到在欧洲崛起的纳粹德国的牵制,难以在亚洲有所作为。①

   根据上述估计,国民政府制定了战时对美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点,按蒋介石的话说,就是“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同时,国民政府决意“苦撑待变”。②1939年1月,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期间,蒋介石对参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们说:“罗斯福在明年十月任满以前一定来压制日本”,“这是中日问题解决的焦点”。③

   1940年9月底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形成了与英、美、法对立的侵略集团。国民党官员们看到了一种更为诱人的前景,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直接参战。④此刻,蒋介石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战场的军事战略价值已经提升。他出人意料地与日本人举行秘密谈判,制造中国将改变外交方向的气氛,以此要挟英美扩大对华援助。10月中旬蒋介石告诉英、美驻华大使,太平洋战争一旦爆发,“英美专恃海空军以谋远东,对日胜利实感不足”,必须依靠中国供给“大量陆军之协助,始克有济”。如果英美不愿与中国认真合作,中国将重新考虑“自己的地位”,以“决定适应此新局面之未来政策”。⑤

   蒋介石的这一招果然奏效。罗斯福显然出于担心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要财政部长摩根索立即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巨款。⑥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之后,美国援华的范围迅速扩大了。5月罗斯福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⑦这意味着美国开始承担支持和保卫蒋介石政府的义务。

   蒋介石政府对美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借助美国的援助,解决所谓的“共产党问题”。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别无选择,暂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此后一年,中共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右派惊呼:中共“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⑧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整套具体的政策措施。自此,国共关系开始恶化。当年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7月英国关闭滇缅公路后,国民党内的妥协气氛空前高涨,亲日、亲德分子十分活跃。为了克服严重的投降危机,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日军发动了长达四个月之久的攻势作战,即“百团大战”;与此同时,在华南的新四军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这两个军事行动暴露了共产党武装的实力,不仅引起了日军的大规模报复作战,也促使国民党再次采取反共行动。这一年10月中旬蒋介石告诉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国民政府“至今已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所虑者惟中共猖厥”。他声称,如能获得美国的大批经济、军事援助,“则中共无所施其技矣”。⑨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安徽南部围歼了中共新四军军部。

   皖南事件发生后,美国十分担心中国会重新陷入内战。罗斯福于2月派遣劳克林·柯里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访华,并带给蒋介石一封信。在这封信里,罗斯福表示希望国共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以利于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⑩这是美国介入国共矛盾的开端。对此,蒋介石的答复是:国民党的抗战负有“双重使命”,“一方面须驱日军于国境之外,一方面复需阻止共产主义在国境之内蔓延”。11

   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政府已走上全面依靠美国的道路,形成孔祥熙所谓“我于外交、军事、经济各端,莫不集目标于华盛顿”的局面。12但是,蒋介石并不打算让美国人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打算运用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内政和外交目标。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里,蒋介石已不再把日本看作是最危险的敌手。他声称:在这次战争中,“只希望能照九国公约获得光荣之和平,并不想根本消灭日寇;犹冀其最后之有觉悟”。他认为,在国民政府军力未充实之前,“敌寇如全被消灭,则于东亚全局言,并不有如何之利益耳”。13根据蒋介石的设想,中国的外交战略是:“第一,以利用美、英、俄援我抗战之声势,而使敌对我求和……以解决中日战争事……第二,和平之后,再利用中日合作之声势,而使英、美、俄皆能对我切实合作……达成我抗战最后之目的。”14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如释重负。他极为得意地说:英、美“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我国对之,更无足为歉也。我国抗战……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了”。15

   (二)中共战时对美政策

   自建党之初,中共就把美国视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建立之后,美国又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反动势力中亲英美派的后台。然而,当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之后,中共开始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美国,认为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反侵略的力量。

   1935年秋中央红军结束长征,抵达陕北。此刻,日本正加紧在华北的扩张,中国国内抗日情绪高涨。面对这一形势,这一年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其基本原则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侵略中国。

   在统一战线原则指导下,中共调整了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在对内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主张通过民主改革实现社会进步。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重新制定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提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毛泽东解释道:“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16

   统一战线政策的另一个基本原则是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在内政方面,这主要是在与国民党合作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在外交方面,这种独立自主首先表现在对待外援的态度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17同时,他还强调中共将根据各国的“战时表现”来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18

   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就是从上述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制定的一般外交原则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中美两国在反对日本侵略和扩张的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1936年底在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把美国称作“反战国家”,并说“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此后,毛泽东还估计,美、英等国为着自己的利益,将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倾向,并“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20因此,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提出:“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赞成国民政府在抗日方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反侵略国家合作。21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是:首先,要求美国赞助中国抗战,制止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活动,反对美日妥协;其次,要求美国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这一政策的重点在于借助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维护国内团结,保障中国自身的抵抗能力。

最初,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主要是通过有关国际问题的各种宣传活动表现出来的。由于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美国援华抗日的政策一时尚不明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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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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