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谈谈田野调查方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3 次 更新时间:2015-08-09 10: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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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进入专栏)  

  

   一、引言:继承北大农村研究和农村调查的传统

  

   十几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农村经济领域的研究。北大的各个院系的老师,也有很多从事农村经济或农村社会相关领域的研究,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是客观来说,从整个北大的角度而言,农村研究以及田野工作的整体氛围还有待改善,整体的影响力还有待提高。与历史上北大农村研究以及田野工作的辉煌相比,当下的情况不能令人乐观。是不是北大的学者不关心农村研究,不关心农村发展?绝对不是。北大实际上还是有一批农村学者,但是可以说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氛围和气象,这种风气和团队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塑造起来。

   北大历史上农村研究和田野调查有很悠久的传统,而且出现了几位农村研究与乡村建设实践方面的大家。北大有四个前辈学人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哲学家梁漱溟先生(1893-1988),他30年代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试验,是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之一。其二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陈翰笙先生(1897-2004),他27岁就在北大任教,后来带领薛暮桥、孙冶方先生等进行农村调研,其研究成果至今在国外有重要地位。第三位是于树德先生(1894-1982),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23年在北大任教,后来又任教于燕京大学,他是李大钊的挚友,并曾受毛泽东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合作社理论,是公认的我国农民信用合作运动的先驱。第四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他在3、40年代写出《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传世名著,一生倡导田野调查,关注乡村发展。可以说,北大有悠久而深厚的农村研究和农村调研的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个传统。

   一个人选择自己的学术方向,有很多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偶然性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大势以及自己的学术训练有关,而必然性与研究者个人的性格、价值取向与偏好有关。我选择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可以说偶然之中有必然:我从小在乡村生活,一直保持着与乡村的密切联系;从秉性上来说,我倾向于松散的生活调子,摆脱不了浓厚的小农生活习气,故格外偏好乡村方面的研究与观察;从学术训练上来说,我在读研究生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直在作发展金融领域的研究,博士毕业论文写的也是金融发展理论,自然会关注到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因为这是在中国探讨发展金融时绕不开的问题。所以选择农村金融作为学术研究方向,有学术理路和个人经历秉性方面的必然性。

   偶然的原因是2001-02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访问学习的经历。在明大的一年时间里,我完成了关于金融发展理论的博士论文,其间看了一些农村研究领域的文章。在明大,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很前沿的,美国很多农业经济学会的会长都是出自明尼苏达大学。看得多了,不免要进行一下对比。我觉得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在农村研究方面应该有像样的成就,但现实是北大的农村研究与北大这个学校的地位很不相称。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对占最大国民人口比例的农村经济进行研究,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擅长农村医疗研究)有一次在聊天中开玩笑说:“原来好些搞农村经济研究的学者都‘农转非’了”。回国之后,我的注意力逐步转向农村金融研究方向,在农村金融文献以及农村金融理论准备方面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

   在着手进行农村金融研究的过程中,我感到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迫切解决:一个是必须开展与农村金融相关的田野调查,运用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进行较为科学深入的农村金融研究,而不是就政策谈政策;第二个事情是应该在北大尽快开设相关的课程,以培养农村金融方面的研究人才,否则仅仅招募一些学生过来充当田野调查的体力劳动者,是做不好真正的农村金融研究的,那些田野调查工作者必须是经过农村金融方面的专业训练的学生。这些年,田野调查每年都在做,农村金融学的教材出来了,每年一册的系列研究报告在农村金融学术界和业界也开始有了一些影响。

  

   二、作最本土的草根学问

  

   经济学家应该怎样做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不可能求得一致的看法。在不同的经济学领域,对于不同的经济学研究命题,对于不同的经济现象,其研究方法可能有所不同。

   你如果研究汇率问题,可以没有田野调查;你如果研究资本市场价格,也可以借助公开的股市数据;但是做农村研究,没有田野调查工作是很难作第一流研究的。没有第一手的数据,没有来自于田野考察的对农村经济社会的直觉把握,就很难有优秀的农村研究,很难有准确敏感的问题意识。田野调查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社会研究的基石。但并不是说有了田野工作就可以保障研究成果的高度,农村领域的学术研究高度除了靠扎实的田野工作之外,还要有良好的理论训练、敏感的问题意识、对复杂现象的抽象概括能力以及学术研究上的自信心。

   有些经济学家习惯于深居书房,构造精致的经济学模型。闭门造车的结果,是生产出被科斯称为“黑板经济学”的纯学院式的学问。不能说这种纯粹学院派的“形式主义”的学问毫无用处。在某些领域,这种纯理论或纯数理的建模方法是有价值的。

   但是,正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吃饭的独特口味一样,每个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作学问的“口味”。不同“口味”的经济学家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式,因而形成不同的学问风格。

   当年萨缪尔森讥笑科斯的学问是“作散文”,可是30年后科斯因为其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那种19世纪哲学家式的经济学论述方式也不为时人所喜,可是在若干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也戴在了他的头上。加尔布雷斯是出名的另类和经济学界的“牛虻”,可是有哪个经济学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能跟加尔布雷斯相提并论?

   坚持自己的学问风格,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研究最本土的经济现象,作最本土的草根学问,是我一直以来所向往的。有了这样的内心价值判断,农村金融这个领域也就自然走进了我的学术视野。

   农村金融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投入一定的情感。作学问要客观,但并不妨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一份独特的感情,有一种来自内心世界的关怀和认同。

   我在北大首次开设了《农村金融学》课程,在这门课的第一节课上,我就对选课的同学们说:“在北大经济学院的所有课程里面,这门课可能是唯一一门需要投入些感情才能学好的课程。”

   研究中国农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农村问题之复杂,牵涉领域之广阔,纠结历史之繁琐,都是其他学术领域所罕见的。研究农村问题,既要有一份对田野和乡村的感情,要有来自经验的敏锐直觉,也要有对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准确把握和批判性梳理,当然也要有对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灵活运用。

   我始终认为,农村金融研究应建立在一种多元的、不带学科偏见的方法论基础之上,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在学术范式上海纳百川的风格。只有脚踏真实的乡村土地,深入草根阶层,才能获得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学术灵感。

  

   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融合

  

   我一直服膺科斯所标榜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就要有对真实世界的真实观察、科学提炼和独特体悟,就要有对真实经济现象的一份敏感性。而农村问题的研究,特别需要这种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方法论。

   理由不必细讲。一个研究农村的人,如果没有田野调查的习惯和工作方法,如果没有在乡村实地考察所获得大量鲜活的经验和数据,如果没有在农户和村落间行走和深入访问的锤炼,你怎么研究农村呢?就靠那些年鉴和统计数据?那是绝对不够的。所以,做农村经济研究,就一定要学习和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田野调查方法。

   研究农村,首要的问题是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而要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不能仅仅凭借逻辑上的理性推演,而更依靠历史和经验的研究,在这方面,农村经济研究者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和参考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举例来说,在研究中国农村金融的时候,如果不能深切了解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的社会生活及其结构特征,就很难了解为什么农民会选择这种金融组织形式和融资方式,而拒斥另一种金融组织形式和融资方式,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金融机构在农村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有些金融机构却负债累累乃至于倒闭。

   作为一个在农村金融领域浸淫有年的研究者,我的体会是,社会学在农村金融研究中的重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经济学理论。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从社会学研究成果那里获得的研究灵感,可能要比从正统的经济学理论那里还要多。很难想象,一个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学者,会对梁漱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开创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对农村社会的理念一无所知[1];也很难想象,我们会绕过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富有启发力和持久影响力的著作而得以了解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与特征[2]。另外,我国早期的一些著名社会学家的著作,甚至在现在仍然对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及其变迁有极大帮助[3]。

   在农村研究中,社会学方法获得广泛的运用,其中最主要的社会学方法是社区研究、社会调查,也就是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对所要研究的农村社区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这是社会学的一个优秀的学术传统,实际上,实地调研、田野考察,应该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普遍运用的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之一,经济学也不例外。遗憾的是,经济学在迅速发展它的逻辑分析工具和数学描述语言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优秀的传统。经济学仅仅依赖那些来自统计年鉴的总量数据,进行数理经济学的逻辑推理和计量建模,而忽视了研究者直接从真实世界获得鲜活的理论灵感和真实的数据,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学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声誉。现在,应该是经济学向社会学学习,从而实现真正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融合的时候了。

   事实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门主要社会科学之间的界线正在重新描绘,从而为全面研究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范式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来[4]。在农村金融学研究中,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农户的借贷行为及其社会行为等等,这些研究资料的获得,仅仅依赖官方统计数据和现有研究成果是不够的,研究者还应该尽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的调研。笔者在全国各地进行过多次调研,我的感受是,在农村研究中,如果没有那些感性的亲身参与式的实地考察,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设身处地地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当然,实地调查不仅是感性的认识的获得,还是获得第一手科学数据的重要方法,也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

  

   四、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

  

   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有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其中每一种方式都具备某些基本的元素或特定的语言,构成一项具体社会研究区别于其它社会研究的明显特征,同时,每一种方式可以独立地走完一项具体社会研究的全部过程。

调查研究的基本要素包括抽样、问卷、统计分析、相关关系等;实验研究的构成要素包括操纵与控制、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实验刺激、因果关系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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