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亮:《离骚》的象喻范式与文化内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 次 更新时间:2015-08-07 23: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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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永亮  
关键在于这首“实则其间是非得失未易决”(17)的诗中,隐然存在着与夫妇、君臣相关合的多元义项(18)。换言之,它既有可能出自妇人之手,写其为夫所弃的遭遇;也可能属于孤臣之作,述其见嫉于群小的境况;还有可能是作者本即具有明确的象喻意图,借弃妇事以隐曲地表现孤臣情怀。表面看来,这种多向度阐释使理解的准确度降低了,但从深层看,诗的意义空间却得到了扩大和提升,其既可通于夫妇,又可通于君臣的意义指向,已借助于文化学和接受学的不断积淀而渐趋稳固。

   既然如上所述,在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男女君臣间的紧密对应,并在文学创作或传受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认知和诠释传统,那么,屈原在承接前人的基础上,以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体悟和更为切身的一己遭遇,将男女君臣之喻予以新的整合和变化,并借助篇幅远为阔大、特色更为鲜明的骚体逐臣诗,把它发挥到一个空前完满的境地,便是不难理解的事了。细读《离骚》文本,屈原对传统的承接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屈原以“美人”自喻,以“众女”喻众臣,是从传统的阴阳观念出发,对男女君臣间对应关系的一个艺术转换和落实。王逸在将“众女”释为“众臣”之后指出:“女,阴也,无专擅之义,犹君动而臣随也,故以喻臣。”(19)这就是说,诗人之所以将众臣比作“众女”,根本原因即在于其属性为“阴”,在于臣与女二者均“无专擅之义”,而需听命于属性为“阳”的君主或夫婿。倘若此一解说可以成立,那么就可看到,屈原同样以女性特别是女性中的“美人”自喻,便不仅是以女喻臣手法的自然延续,而且是通过象喻手法对自我品质和地位的提升,是为他遭众女所妒、被弃被逐之悲剧命运进行铺垫,预做张本。在《史记》中,司马迁不止一次地提到同一话语:“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20)将“女”与“士”、“入宫”与“入朝”并列作比,深刻地道出了二者内在的相似性,而“见妒”、“见嫉”更是准确地揭示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21)的规律。从现实政治看,屈原既为“楚之同姓”,又“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以至“王甚任之”。当此之际,不能不引起与之同列的上官大夫之流“争宠而心害其能”(22),并想方设法以谗毁之。从《离骚》文本看,“美人”内美外美集于一身,高洁不群,得到“灵修”与之“成言”的待遇,因而也不能不引起“众女”嫉其“蛾眉”,并纷纷“谣诼”谓其“善淫”。这里,现实与艺术间的对应关系是明显的,它不仅存在于屈原与“美人”、楚王与“灵修”、党人群小与“众女”之间,而且表现在臣与女或被“王甚任之”或与灵修“成言”的知遇经历上,表现在二者或忠而被谤或美而见弃的悲剧命运上,表现在逐臣与弃妇对自我命运均“无专擅之义”、难得自主的弱势身份上。由于身处弱势,又不肯对强势的一方屈意迎合,不肯与同列之“众女”混同合流,自然招致其嫉妒谗毁,进而招致偏听偏信之强势一方的弃逐。在“众女嫉余之蛾眉”二句下,王逸注谓:“言众女嫉妒蛾眉美好之人,谮而毁之,谓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犹众臣嫉妒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23)。据此而言,屈原关注和表现的重心,已不只是“众女”与群小、“美人”与贤臣间的简单对应,而是美而被妒与忠而被谤这种悲剧命运之深层关合。作为这种关合的基础,则无疑缘于前述阴阳、男女、君臣观念所内含的尊卑意识,缘于这种意识在现实中的反映及其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屈原身为逐臣,对自己类同弃妇的身份和命运有着远超他人的体验,对男女、夫妇与君臣间的相似性关联有着更为深入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离骚》中男女君臣之喻手法的自觉使用。如前所述,在以阴阳为内核的中国文化序列中,夫妇、父子、君臣三对关系虽异体同构,可以互通互换,但细加辨析,又有明显区别。具体来说,父子关系是前定的,不可改易的;而夫妇、君臣关系则是后定的,是可以更改的(24)。由于前者具有血缘关系的紧密联结,因而,即使子被父弃,父对子的亲情仍在;而后者由于缺乏血缘纽带,故被弃后夫对妇、君对臣往往恩断义绝。进一步看,子的属性和地位是可以变化的,亦即由阴而阳,由弱而强,由最初的子成长为后期的夫、父甚至君;而妇、臣的属性和地位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二者始终处于弱势一方,即使夫、君亡故,妇、臣也难以改变其依附的身份和属阴的性质。就此而言,夫妇与君臣、弃妇与逐臣间便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其异体同构的特征也更为突出。《易•坤卦•文言》释“坤”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25)即是将妻道与臣道相提并论,而统归之于“坤”。孔颖达《正义》申言:“欲明坤道处卑,待唱乃和。故历言此三事,皆卑应于尊,下顺于上也。”(26)王夫之《诗广传》更进一解:“臣之于君委身焉,妇之于夫委身焉,一委而勿容自已,荣辱自彼而生死与俱。”(27)细审这里对妇与臣“应于尊”、“委身”特点的一再强调,说明二者间的关联及其要因已被古人清晰认知。而这样一种认知,在身遭弃逐如同弃妇的屈原这里则得到了文学创作层面的落实。因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诗人在《离骚》中径直以夫妇关系象喻君臣关系,将君王对其信任喻为夫妇好合之初的“成言”,将君臣间的聚合离弃喻为“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才可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朱熹注“黄昏”二句谓:“黄昏者,古人亲迎之期,仪礼所谓‘初昏’也。……中道而改路,则女将行而见弃,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复离之比也。”(28)这一解说,准确地揭示了诗人以夫妇喻君臣的创作意图,并从文化学层面印证了夫妇与君臣间的异体同构。如果说,论者所谓“家之有弃妇,国之有逐臣,事异而情同”(29)云云,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界说,那么,屈原在《离骚》中反映的男女与君臣、弃妇与逐臣间的关联,便通过象喻手法予以了创作层面清晰而圆满的展现。换言之,自《离骚》始,“家之弃妇”与“国之逐臣”间的结合由隐微转向了明朗,由浮泛转向了真切,由局部转向了整体,由随意转向了自觉,从而具有了典型的范式意义。

   三 “求女”内蕴及其象喻特点

   贯穿《离骚》后半部的“求女”情节,既是男女君臣之喻的一个自然延续,也是中国文化中阴阳观念的一种逻辑展现,由此构成这首骚体逐臣诗象喻系统的另一个关键。

   关于“求女”之内容,前人论述甚夥,有谓求贤君者,有谓求贤臣者,有谓为楚王求贤妃以取代郑袖者(30)。这些看法中,求贤妃说与《史记》等文献所载楚怀王受宠妃郑袖蛊惑而疏远、放逐屈原事颇有关合,也可以使“求女”内容从现实政治层面获得较为合理的解释,但由于缺乏《离骚》文本之内证,故一般不为论者所取。至于求贤君说,自朱熹等人力倡此说以来多为论者所接受,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最突出:其一,从现实层面看,楚国的君王早已确定,不是由人臣可以随意“求”得的。作为逐臣的屈原,只能求遇合于君,而不可能别求新君。在《离骚》的“求女”环节中,诗人辗转于天上人间到处求女,所求之女的身份各不相同,倘若皆视之为君,则君之数目何其多也!从《离骚》描写看,紧接求女之后,灵氛曾劝诫诗人:“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据此而言,诗人此前的全部注意力仍放在楚国。既然寻求的范围是在楚国,而楚国只有一君,则诗人四方“求女”,无论是指别求新君还是求遇合于君,其于理、于义均相悖逆。其二,从文化层面看,在前述之阴阳统系中,女、妇与臣、子同列,都属“阴”之部类,而男、夫与君、父同列,同属“阳”之部类。在《离骚》前半,屈原不断以“美人”、美女、弃妇自喻,以“妇悦夫之名”的“灵修”称君,并以男女、夫妇关系象喻君臣关系,说明他对臣、女、妇与君、男、夫这种文化统系有着清晰的体认;既然如此,何以到了后半,会自乱统系,反以“女”指君呢?退一步讲,假设他有意自乱统系,改由女喻君,那么身为臣子的自己必然也要由前半的女性变身为男性,才能与男女相悦之实相符;可是,通读《离骚》,其中并无抒情主人公变身为男性的描写(31),直到最后,诗人仍然宣称兹佩可贵,芳菲难亏,其服饰、喜好与早期呈现的女性特点一无变异。既然如此,那么,诗人便只能是以女性的身份来“求女”了,而这种以女求女,所求之女又喻指君的情况,无论在文化层面、逻辑层面还是象喻层面,都是凿枘难合的。

   由此二点,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离骚》后半“求女”的内容,绝非指求贤君,而是指求贤臣。这类贤臣,在阴阳统系中与诗人相同,都属“阴”的部类;在政治层面则与诗人志同道合,由其媒介可以达到遇合于君的目的。王逸注“哀高丘之无女”句曰:“女,以喻臣”,“无女,喻无与己同心也”;注“相下女之可诒”句曰:“言己既修行仁义,冀得同志,愿及年德盛时,颜貌未老,视天下贤人,将持玉帛而聘遗之,与俱事君也。”其意大体是准确的。如此看来,“求女”的直接目标是臣,而其间接目标是君;或者说,求臣是其第一阶段的目的,求君则是其第二阶段之目的亦即终极目的。此一情形及其因果关系,若结合屈原的现实遭遇和《离骚》中的描述,会看得更为清晰:在现实政治中,屈原经历了一个从“王甚任之”到“王怒而疏”并“放流”之的过程,史学家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谗人间之”和君之信谗“不悟”;在《离骚》文本中,诗人总结自己由早期与灵修“成言”到后来“离别”造成的弃妇命运,关键亦在于“众女”之“谣诼”和“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据此而言,现实政治与文学描述,史学家的认知和诗人的反省,是完全一致的,亦即“谗”与“信谗”是导致臣与妇被逐被弃的要因。既然如此,那么,逐臣要重新获得君主的信任,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打通中间环节,寻找真正了解自己并可以向君主关说的贤臣,以揭露群小,杜绝谗言,使君主明了真相以解惑开悟。与之同理,文学文本中的弃妇要想令舍弃自己的夫君回心转意,重归旧好,也必须先去寻找有异于“众女”且可与己互通情款、又能向灵修传媒导言之贤“女”,才能达成目的。倘若不这样做,而欲越过中间环节以求知遇,则谗人阻隔,天听难达,君门九重,暗蔽如故,其结果如何便不言自明了。

   当然,在《离骚》的后半段,诗人并非没有直接求君之举。从女媭“申申其詈予”以后,诗人便“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希望到古之圣君虞舜那里讨得一个公正的说法。随着“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诗人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遂上游天庭,令“帝阍”为之开关,却受到守门人“倚阊阖而望予”的冷遇。这里的“帝”、“阊阖”,王逸释为“天帝”、“天门”,固然无误,但从象喻层面讲,又何尝没有隐指楚王和楚宫的用意?(32)洪兴祖认为:“屈原亦以阊阖喻君门也。”(33)夏大霖指出:“言君眷无常,朝端杂乱,君门关隔,党人间阻也。”王夫之更明谓:“帝阍,喻君门。”(34)便都从与现实相关的角度指出了其象喻特点。倘若此一解说可取,那么就会发现,诗人在此是借帝阍拒入表明其求君无果的,他虽有见君陈述委曲的强烈愿望,却连宫门都未进入,因而从根本上断绝了面君的可能。既然君不可见,不得已转觅可作中介之贤臣,迂回以求知遇,便成了诗人惟一可以采用的方法。于是他朝济白水,阆风绁马,于“哀高丘之无女”后,开始了在人世间“求女”的途程。然而,其结果是求宓妃而遇其“无礼”,求有娥之佚女遇鸩鸟作祟,求有虞之二姚又理弱媒拙,当此之际,诗人只得无奈而悲凉地感叹:“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其先言“闺中邃远”,已见“女”之难觅;继言“哲王不寤”,更明指“君”之难合。其间一女一男,一臣一君,既是象喻,又是实指,将弃妇与逐臣两条线索绾合为一,而其借求女以喻求贤臣,借求贤臣以达到遇合于君而终不能遇合的境况,已是非常清晰了。

需要指出的是,诗人在直接求女和间接求君的过程中,都是借助了“媒”、“理”这样的中介的。所不同处在于,求女所用“媒”、“理”是明确说出的,是借助“鸩”、“鸠”等鸟类来象喻的;而求君所用“媒”、“理”则是隐而未彰的,是欲通过所求之“女”来表征和实现的。游国恩《离骚纂义》一再强调诗人所求之“女”即为通君侧之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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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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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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