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裘:时代的困惑与人的探求

——《约伯记》与《离骚》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 次 更新时间:2015-08-07 23: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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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裘  
其实,这正是人的精神新觉醒的表现。

   在《约伯记》中,人与神是对立的。约伯从怀疑神的公义,进而探求人的本质与地位,从而表现了人的精神困惑与新的追求。在《离骚》中,人与神互相往来,甚至还可以驱策日月风云之神,役使蛟龙鸾凤,屈原以渲染自己的想象中的“神性”来显示人的能量,突出自己的个性与不倦的追求。这正是表现了人的新的精神境界。约伯和屈原代表了东方两大民族那个时代的最高精神境界。

     三

   《约伯记》与《离骚》中的主人公结局大不一样。约伯寻求与上帝对话。果然上帝在旋风中说话了,纵论宇宙的广大无垠,造物的神奇不测。一连串的责问使约伯张口结舌。于是约伯确信神的不可言状的伟大。承认自己的“卑贱”、“渺小”并表示忏悔。人既然是那么渺小无能,那么上帝所谋求的崇高伟大目的的事业就不能以人类的准则去衡量。上帝的意志人永远无法把握。约伯所苦苦探索的“人为什么受苦”的问题也就无需解答了。渺小的人在神启诱导下在超验的天国中找到了饱含苦涩的慰籍。万有的创造者上帝震慑了约伯。他“找到了”价值的源头,人的本质与地位的问题,还求什么解答呢?超越性的上帝集中了世界上一切力量,人间实践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都须遵守上帝所定的法则。上帝鞭策人努力向上,神心圣爱的拯救情怀沐浴一切、洗涤一切。约伯最终心悦诚服的回归上帝的怀抱。这正反映出苦难的希伯来人为何渴望着宗教的力量和慰籍。

   《约伯记》把戏剧高潮安排在上帝声音的出现,而且有意渲染神秘的气氛。雷轰、闪电、暴雨使人心惊胆战。旋风中上帝的声音超越了人类的理智,指出开天辟地的神秘,把人置身于一个撼人心灵的神秘境界中。在这之前约伯是置身于一个悲剧的情境里。约伯以其悲惨的遭遇和抗争令人同情。本来应以悲剧结局的约伯命运突然改变,财产失而复得,心灵有了归宿。这个过程没有令人信服的人间经验可以证实;也不符合理性逻辑的推理。一切都依靠上帝的威力,神心之启示。这当然是神秘的。这种神秘性消解了剧本原有的悲剧性。这种神秘的渲染加强了对超验世界的信仰。这是宗教的需要。“宗教迷误之所以不为逻辑和实践所攻破,只是因为在生活中备受压抑和惊吓的人感到亟需把这种引为慰籍的迷误当作真理来加以信奉。”〔5〕当受苦受难的人们感到软弱无力时,就祈求比自己更伟大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上帝突然改变了约伯的命运,使约伯得到了慰籍。这也是整个民族所寻求的慰籍。因此,人们并不计较约伯命运的转变是否合乎生活逻辑。重量的是它表现了民族的文化心理。这种慰籍也是整个民族在苦难中寻求生存的需要。

   屈原遨游寰宇想超越人世,不断的碰钉子,又眷恋故国乡情,不得不回到现实,现实却仍是那么黑暗。天上人间竟无处可居留,心灵仍遭放逐,无所归依。于是绝望的呼喊:“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屈原的结局与彭咸关系密切,彭咸的出现却有一定的神秘性。《离骚》中二次提到彭咸:“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在屈原的其他著作中还出现过五次:“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孰能思而不隐兮?照彭咸之所闻!”“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悲?风》)在屈原的作品中称述古代圣贤的地方很多,提到彭咸的次数却超过了任何一个人。把他与儒家所尊崇的五帝三王并列,可见屈原对彭咸是十分崇敬的。凡提到彭咸时,都是在“心冤结而内伤”(《悲?风》)“孤子吟而抆泪”(《悲?风》)时,即最孤独、最失望、最伤心的时候。也是在申斥虚伪、发誓真诚守节的时候。(见《悲?风》)在恶劣的处境中仍始终坚信自己的“内美”“修能”,誓不同流合污。(见《离骚》)可见彭咸鼓励着他在最孤立无援的悲苦的境况中和污浊的环境抗争、坚守崇高的道德原则,最充分地肯定自我人格。

   那么,彭咸是谁?王逸认为是“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早年就有人指出,这可能是王逸因屈赋而附会的说法。〔6〕也有人说彭咸是水神,甚至说是一个巫师的祖先,其事实实无可考。“彭咸遗则”又是什么?张惠言在《赋钞》中说:“彭咸之遗则,谓其道也。”这“道”是道家之“道”,还是儒家之“道”?或者另有含义?古人常庄屈并称,显然屈并没有庄那么超脱,提到彭咸时的那种忧伤凄苦亦非庄子这类人的情怀。若说是儒家之道。屈原为什么不抬出儒家十分尊崇的文武周公之“遗则”来,偏偏抬出一个儒家经典中找不到的彭咸遗则来?彭咸并非儒家典型样板,当然也不是象约伯找到的超验的上帝式的神祗。“彭咸遗则”是屈原心目中的人生真理。它与屈原所坚守的道德原则、所追求的完美人格理想有密切联系。屈原是在反复申述滋兰树蕙并自誓芳洁之后,声明“愿依彭咸之遗则”的。可见它不同于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这在当时是新的追求。它显示着独特的人格尊严,也饱含着忧患意识,为世俗所不理解。屈原既坚守这么一种“遗则”,当然不会回到污浊的社会与小人握手言欢,又胶着于现实饱经忧患而不能忘怀乡国自我解脱;更没有一个超验的天国给他以慰籍,不可能有约伯式的超越。那么,最后只能以死来证实自己的清白与高洁了。终于出现了震撼人心的悲剧结局。

   屈原的结局与约伯的结局形成鲜明的对照。屈原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及其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在悲剧结局中闪出耀眼的光辉,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影响不可估量。约伯由怀疑“神的公义”追问“人是什么”而回归上帝的怀抱,转向超验的天国,从而培植了根深蒂固的宗教精神,同时宣示了一种拯救情怀,对希伯来人乃至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

   注释:

   〔1〕见《新旧约全书》第925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1982年,上海出版。以下《约伯记》引文均见该书,不另注。

   〔2〕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3〕鲁迅:《罗摩诗力说》

   〔4〕见班固:《离骚传序》引刘安语

   〔5〕克列维列夫:《宗教史》(上)第16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参阅俞樾:《俞楼杂篡•读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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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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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龙岩师专学报》199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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