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梦:孙中山与宋教仁的宪政观

——“五权”与“三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9 次 更新时间:2015-08-07 23: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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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梦  

  

【摘要】一个理论也好,一项制度也好,好坏优劣的标准其实相当简单,就是它能不能实践,实践之后的效果如何,能不能让社会相对公平,能不能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说给大多数人带来实惠。否则,说得再好也毫无作用。孙中山影响了中国一百年,或许还将会继续影响下去;而宋教仁则让中国人疼痛了一百年,或许还会继续疼痛下去。

   【关键词】五权宪法 三权分立  实践

  

   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史上,孙中山和宋教仁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孙中山就不用说了,凡中国人没有几个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国父”和“革命先行者”的。宋教仁则与孙中山有些不同,尽管在民国初期,宋的名声及影响并不在孙之下,但不幸遇害之后的六七十年时间里,宋教仁一直默默无闻,只是在控诉袁世凯罪状或嘲笑中国资产阶级的幼稚病时才提到他的名字。不过,至上世纪末以来,宋教仁的名字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起和提及了。由此看来,历史是无法长久沉默的。

   孙中山和宋教仁都是同盟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们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同一个战壕、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抱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对在中国实施宪政满怀信心并且有过具体的设想与初步的实践。不管他们的理想是否实现、实践是否成功,他们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思考与想象的空间。孙中山对中国的政治走向、政体建设和政权格局,产生了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影响和作用;宋教仁的宪政实践散发出催人奋进的激情,让黑暗的东方大地上迸射过美丽的光芒。

   然而,孙中山与宋教仁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点,包括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上皆有不少的分歧与对立,他们的不同之处,近百年来,或者被抹煞或者被贴上简单化的标签。本文通过剖析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主张和宋教仁的“三权分立”立场,对他们二人的宪政观和政治观进行初步比较,并试图找出他们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关联。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主张

   孙中山出道很早,一直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社会,他的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革命开始时,孙中山在国内外都没有什么名气,是因为1896年10月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绑架(一说为自动送上门去)而名声大振,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早期孙中山领导的历次起义应该是典型的民族革命,与中国历史上历次革命的性质没有根本区别,与宪政建设没有任何关系。已有的资料显示,早期的孙中山没有仔细考虑过宪政问题,尽管曾经在一些演讲和与他人通信中提及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但表达皆模糊不清。可能是长期置身海外的缘故吧,孙中山认识到了宪政的重要性或者说西方社会对宪政的推崇, 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对中国不能实行共和的论点给予了严厉批驳,他说:“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愚动物了。”「1」1905年秋天与汪精卫的谈话,曾经比较详细谈及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中国“不掌兵权,不能秉政权,不秉政权,不能伸民权。”革命之始必立军政府,接下来由军政府和地方政治势力共同执掌政权,然后“解兵权以授民权。”(也就所谓宪政三段论的邹形)他的理由是“使国民而背约法,则军政府可以强制;使军政府而背约法,则所得之地或相联合,不负当履行之义务,而不认军政府所有之权力。”如此,方能将愚钝之民众“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2」1906年秋冬,孙中山在其《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将同盟会政治纲领的顺序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为军法之治,军政府总摄地方行政,以3年为期限;第二期为约法之治,以6年为期,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军政府解除权柄,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召集国会。「3」这是孙中山对中国政治走向第一次提出明确的计划图。1906年11月15日,在同俄国社会革命党首领该鲁学尼的谈话中,孙中山初步提出了“五权宪法”的设想,谈到要建立“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4」同年12月2日,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对五权宪法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虽然英国宪法所隐含的三权分立原则,经过孟德斯鸠的详细阐发,再经过美国宪法的实践和修改,已经日臻完备,算是“最完美”的了,但是由于百余年来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一原则已经过时“不适用”了。因此,为了避免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他主张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权分立。在孙中山看来,提出五权分立是政治上的一种大胆探索,“这不但在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5」

   尔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孙中山再也没有论及中国宪政问题,或许是致力于暴力革命无暇顾及其他吧,革命和宪政毕竟是有些不同的。至到1910年2、3月间,才与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禹谈到“五权宪法”问题,孙中山在此次谈话中,称他提出的“五权宪法”“为中国所需要,故独有于中国。”并说,该宪法“不过增益中国数千年来所能,欧美所不能。”他对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和考试制度大加褒扬:“此乃数千年制度和为世界进化之先觉。”并寓言“五权”将风靡世界。「6」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统治之后,孙中山没有对宪政问题包括他的“五权宪法”作过认真阐述,只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前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在中国实行总统制的立场, 1911年12月26日, 刚刚回国的孙中山与同盟会骨干在自己寓所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时,孙中山与坚持内阁制的宋教仁发生了激烈争执,他态度生硬地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7」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及其他复杂的原因,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政体选择了总统制。不过孙中山并没有如愿地实施他的“五权宪法”,似乎也没有提及过这个问题,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当时的民国尽管只是初创,但临时参议院和社会各界对政府的监督还是相当严厉的,加上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也不过是南方各省为逼迫袁世凯就范和平衡内部权力斗争的权宜之计,又仅仅三个来月时间,没有机会施展他的抱负。

   1914年7月在由孙中山起草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他修改他他早期的宪政三段论思想,将宪政化历程重新分为三时期:军政时期,以武力扫除一切建立民国的障碍,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督率国民建立地方自治;宪政时期,国民选举代表、建立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8」这个时期三阶段论与1906年的三阶段论的不同是以训政时期代替约法之治。

   再一次较为系统地论及宪政和“五权宪法”是在其《建国方略》里,他在《能知必能行》一章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五权主张,其基本观点和过去一样,只是在解释为什么要提出“三阶段论”时,多了些理由(如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革命党人“不守革命之信誓,不从领袖之主张”,宋案发生后,革命党内“不敢先发制人,致遭失败”「9」)

   1920年11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修正、公布《中国国民党总章》,除了原有规定“本党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第一条)之外,还规定了“本党以创立五权宪法为目的”(第二条)。「10」1923年1月1日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亦将五权宪法作为与三民主义同等重要的两项目标。

   系统地阐述 “五权宪法”,是1921年3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他认为即使被认为最好的美国宪法“不完备的地方狠多,而且流弊亦不少。”于是,他萌生了“补救”欧美宪法缺点的思想,将三权中附在行政权部分的考试权和附在立法权部分弹劾权分立出来,形成“五权”。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最为公允”﹐可避免“盲从滥选”和“任用私人” 的弊端﹐有利于人才的发现和擢用﹔而中国已有的“独立”的监察制度和机构也是可资借鉴的﹐对廉政和效率大有裨益。「11」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逝世前一日与汪精卫谈话时,他“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12]

   孙中山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他为全体中国人设计的“三民”、“五权”的社会,他为此竭尽了全力。

  

   宋教仁的“三权”目标

   了解一点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宋教仁是出了名的“议会迷”,所谓“议会迷”则是对他毕生努力的否定表达,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他无疑是中国宪政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宋教仁是1904年年底赴日留学的,他先后进入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所学皆为法律。宋教仁在担任《民报》主笔、参与同盟会活动的同时,认真研读西方和日本法律典籍以及各国成文法,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法律著作,如《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各种文稿。通过系统的学习,他对当时的西方各个强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对西方宪政理论及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从认识到熟悉到认同,与此同时,他及时揭露了清政府的假立宪行为,在一系列文章中,宋教仁对《钦定宪法大纲》、官制厘订、资政院、皇族内阁都不留情面地予以揭露和批评,指出所谓“立宪”不过是用立宪之名而行专制之实,以巩固清廷的专制统治。在《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一文中,他表明了自己坚定的宪政立场,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清政府的假立宪:“天下岂有虚悬一宪法于此,政府不必遵守,徒使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其抄袭东邻岛国半专制之宪法条文而又谬己意增减之,处处卤莽灭裂,作外行语,已为诵人所不齿”。「13」宋教仁在学习西方宪政和批判清政府假立宪的行动逐渐成熟,他在心中开始了中国政治蓝图的绘制。

   1911年,国人对都察院的存废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对此,宋教仁在1911年8月2日至3日于《民立报》刊发的《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中,不仅认为应将都察院改为惩戒裁判所,而且发人所未发,提出了独立行政裁判思想。

在宋教仁看来,“立宪政体之国,必有议会为监督政府机关,而行决议、质问、弹劾等之权,此殆通例。若中国立宪之后仍有都察院,则其监察官吏、弹劾官方邪正之职,非与议会之监督权冲突乎?其受理京控、谳平重狱之职,非与裁判所之普通裁判权冲突乎?”但他同时也认为中国的都察院亦有其积极意义,可以“去其不合立宪原则者,厘正面而保存之”。于是他提出了独立行政裁判权的主张。他认为,行政裁判的设立是立宪国家应有之义。按照西方的宪政学说,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行政裁判的存在。何谓行政裁判,他也对其作了简单定义,即“人民对于违背法规损害权利之行政处分,得提出诉讼于特别机关,求其取消变更,特别机关乃裁判其处分与诉讼之孰为当否,而决定之,是之谓行政裁判。”在这里,宋教仁首先言明了何谓行政裁判,接着提出行政裁判应由特殊机关来处理,即行政裁判所。其次,对于行政裁判的范围,宋教仁认为“有列记法、概括法之二种,而要皆以违背法规损害人民权利之事项为限。”而设立独立的行政裁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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