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一民、汤晓燕:当今中国学界法国史研究的热点与进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2 次 更新时间:2015-08-07 17:14:58

进入专题: 法国大革命   法国史  

吕一民   汤晓燕  

  

   【作者简介】吕一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汤晓燕,浙江大学历史系

  

   中国与法国虽然分处东亚、西欧,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之间的交往与相互影响由来已久。鉴于法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都起过重要作用,加之法国因在诸多方面与中国有惊人相似之处而被称为“欧洲的中国”,不少中国的有识之士很早就开始对它投以关注的目光。例如,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曾分别编著过《法国革命记》、《罗兰夫人传》,而革命派的冯自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汪东(寄生)、孙中山等等,亦曾利用法国大革命史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辩护。此后,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均有不少出自中国有识之士之手的相关论著问世。上述编著、论著给人留下的一个强烈印象,就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由于空前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解的特定背景下,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和其他国别史研究,乃至整个世界史研究一样,“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国人寻求国家强盛的曲折经历和中国知识分子报国报民的拳拳之心”①。

   1989年,中国法国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张芝联先生曾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如此概括中国的法国大革命研究现状:起步晚(几乎在大革命发生100年之后才开始对此有研究),“拿来主义”(从他国借鉴的成分比较多),以及政治实用主义(总是希望从中找到对现实政治有意义的内容)。②事实上,这三点也适用于评价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概而言之,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曾经历过“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阶段。由于“起步晚、底子薄、遗产少、基础差”(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前会长陈崇武教授语),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多因袭欧美,而在1949年之后的较长时间里则又提倡一边倒学习苏联。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仅我国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法国史研究缺乏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而且,史学工作者的思考和写作,往往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特别是经常会受到“左”的路线的严重干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法国史研究的发展与提高。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一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一样,法国史研究更是沦为直接为政治需要甚至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其形象或声誉也因此大受影响。令人欣慰的是,始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中国的法国史研究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热点纷呈,佳作迭出。凡此种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嬗变。

   本文着重考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法国史研究的热点与进展。因篇幅所限,将从下述几个方面择要撰述。

  

   一、法国大革命研究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举世公认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大革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甚至将其与同时期发生的工业革命视为“双元革命”,并称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自然受到各国史学界的普遍青睐。更由于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曾对清朝末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在中国的法国史研究领域中,大革命研究一直是最受瞩目的方向。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人认识法国大革命的起点。改良派的先驱王韬曾两度游历法国,于1871年编成《法国志略》。该书有八节内容介绍1789年革命。这是中国人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此后,法国革命在中国思想界和政界都成了一个热点问题。20世纪40年代,国内的法国革命史学开始步入专业化的阶段。1941年,沈炼之教授出版了《法国革命史讲话》。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的革命史论著。1945年,杨人楩教授出版了《圣鞠斯特》。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等经典之作。改革开放后,国内对法国革命史的译介和研究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高潮,而这与学界反思过去数十年曲折历程是分不开的。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法兰西风格: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等论著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时下,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关键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法国大革命再度成为热点问题。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几度脱销,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在中国具有的经久不衰的影响力。毋庸讳言,在现代化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中,中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很有必要参照别国的发展进程,其中,法国大革命所呈现的经验与教训,当是值得国人高度重视的重要参照。

   王养冲、王令愉合著的《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③的出版,意味着中国法国史研究领域也有了出自本国学者之手的大革命通史的力作。该书作为上卷,虽然时间跨度不长,但内容极其丰富,并不局限于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还包括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中,关于宗教斗争、女性运动、公民教育等以往被忽视的领域的研究,更是可圈可点。

   鉴于中国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且法国大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高毅近些年来较为关注中国革命中的暴力色彩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他在2013年再版其《法兰西风格: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④时特意增加了两篇相关论文作为附录。在第一篇论文《中法文化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历史性互动》中,作者首先论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法国大革命中两个基本观念——“平等”与“自由”观念形成的影响;接着论述了20世纪初,在中国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开展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作者在文中指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盛行不衰的革命崇拜基本上就是在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培育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作者还在论文结尾发人深省地提出如下问题:如何“民主地结束革命”?中国是否应该再次向法国学习“走出革命文化和革命崇拜的历史经验”?

   第二篇论文题为《法国式革命暴力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如果说前一篇论文着眼点在于革命观念的形成,那么此文则是对革命暴力的思考。作者认为,法国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众暴力实际上与革命本身的任务以及这一任务所面对的巨大阻力相关,换言之,在法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贵族传统的国家,想要建立一个政治民主化的统一国家并非易事。作者指出,当他把目光转向中国近现代史,发现中国革命者对于法国革命中的“嗜血性”尤为推崇。在此文的最后部分,作者力求对文中提出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强调道:“法国式革命暴力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再要它下来往往就很不容易。结束这种革命暴力实际上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政治文化改造工程……当今中国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历史阶段,所以很显然,正像在上个世纪初一样,今天的中国仍然特别需要借鉴法国的历史经验。”

   把法国人由臣民变为公民是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刘大明从大革命时期“民族再生”问题着手,对此研究颇多。他在《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⑤一书中,全面回溯了大革命时期关于公民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并且结合历史背景,详细分析了在当时的环境下,革命者意欲塑造什么样的新时代公民,以及当时现实中关于公民身份的讨论。除此以外,他还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戏剧、国民自卫军以及女权运动等课题做了颇有深度的研究。⑥他认为,与公民教育相同,革命戏剧也是实现“民族再生”理想的政治工具。革命戏剧反映了政治派别的政治理念和大革命的进程,对大革命乃至后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大革命的恐怖统治,这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必须要面对同时又颇难评判的问题。张弛在《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降临:1792年6月—9月》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意大利法哲学家阿甘本提出的“例外状态”理论的启发下,力求将法国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起源、本质以及影响等等,纳入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解释。在仔细梳理革命向激进和暴烈阶段转化的过程及其动因,并对恐怖的起源和性质做了深入讨论后,他颇有新意地指出,8月10日革命是主权的革命,是人民主权明确的自觉的表示,既侵蚀了“宪制权”,同时也导致了合法性的转移。在主权开启的例外状态中,恐怖统治开始了。由此,他认为,恐怖是一种全面例外状态下的绝对的决断,是对一类人不加区分的任意的且无任何罪责区分的惩处,是对一切被抽离于秩序之外的纯粹的生命的归置。⑦

   概而言之,关于法国大革命,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者主要关注和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大革命的分期、热月政变的性质以及对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等人的评价的话,那么在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涉猎的领域和问题不断拓展和增加,例如,目前有多位中国学者在分别关注反革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以及旺代地区的“叛乱”等话题。⑧随着中国学者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原始资料,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学界在法国大革命方向的研究水平提升得非常快。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少年轻学者在研究取向上已力求“去意识形态化”,并在增强历史主义意识的同时,高度重视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读。例如,张弛在前述论文中从全新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恐怖的机件与基调,分析未宣誓教士法令、流亡者法令、全面治安措施、爱国公民证书、监控疑犯、革命法庭、专员体制以及屠杀等恐怖统治的基本构建,既绕开了恐怖研究的“环境论”,又规避了“意识形态论”。作者希冀通过上述努力,力求使恐怖研究真正还原到历史自身。

  

   二、启蒙与反启蒙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启民智”是不少有识之士为之不懈努力的目标与任务。与此相应,启蒙也一直是社会各界人士热衷谈论的议题。由此,与大革命专题相似,关于法国启蒙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也是中国法国史学界关注较多、成果颇丰的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理论取向和研究视野都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启蒙运动中的分歧、法国启蒙运动与他国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反启蒙运动成为研究的热点。

   如有学者提出,在强调启蒙运动作为整体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即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差异性。同样,在重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同时,也要联系同时代其他国家地区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如苏格兰启蒙运动、荷兰启蒙运动、意大利启蒙运动,甚至包括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运动,将这些启蒙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和研究。⑨还有学者则不仅关注启蒙思想与旧制度末年公共舆论中关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关系,同时还着力研究“反启蒙”的问题。⑩反启蒙运动并不如过去认为的那样,是启蒙运动截然对立的阴暗面,实际上,它早已超出“旧制度”的范畴,并与启蒙运动一道,成为现代社会种种思想和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学者在较早即极为重视对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研究,亦对更为年轻且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以及卢梭,特别是后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最近这10来年的法国史研究中,卢梭依然是备受关注的一位历史人物,相关研究进展颇大。例如,已有中国学者开始对卢梭在中国的接受史做系统梳理,反思在对卢梭思想的接受过程中存在的误读。(11)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年轻学者徐前进另辟蹊径,选择卢梭的病痛作为研究卢梭思想的切入点。他在发表于《历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中指出,卢梭的思想由启蒙向浪漫风格的转变,以及他去世后多变的历史形象与其身心病痛有关。与此同时,徐前进还撰文分析了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指出卢梭的思想有多样解读的可能性。(12)他的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学术界在“借用”卢梭的思想联系中国现实问题的同时,卢梭研究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法国大革命   法国史  

本文责编:lijie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115.html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