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民法典应将保护人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5-08-07 08: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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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第十二届中国法学创新论坛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著名民法学家王利明教授主讲“民法典编纂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凤凰大学问(dxw.ifeng.com)独家网络报道。

   以下是演讲内容:

  

   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一部民法典

   1998年民法典已经正式开始启动,那年成立了起草小组。在2002年,法工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民法典草案第一稿,这个稿子经过常委会审议之后,当时感觉到民法典工程浩大,内容非常复杂,所以决定采用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民法典的模式。

   从2002年审议第一稿之后,就开始制订《物权法》,作为民法典制订非常重要的步骤。在2007年推出了《物权法》,之后在2009年制订《侵权责任法》,这些都是作为民法典编撰分阶段、分步骤的推进工作。

   在这些法律制订之后,还要不要一部民法典,我们一直感觉非常困惑。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确实存在不同的看法。主流声音还是认为中国确实需要一部民法典,因为民法典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法制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也是中国的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

   在四中全会已经正式的宣布要编撰民法典之后,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需要编撰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这是民法学者必须要认真回答、必须要严肃回答的重大问题。我个人觉得,我们需要制订的民法典,应当是一部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的21世纪民法典,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雄心壮志来推进民法典的编撰。

   首先民法典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积极的回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我们现在处于改革的时代中,改革的时代正是产生不朽的法典的时代,这些伟大的法典推进了社会深刻的变革。我们的民法典首先必须要积极的反映、全面的反映改革的需要,凝聚改革的共识,推进改革的发展。

   改革的措施对合同、法律行为、物权等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在法典里反映出来。今天的民法典应该是一部反映全面深化改革的法典,这样的法典才能真正的反映中国的现实需要。

   同时,这部法典必须要反映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给《民法》提出了很多新的挑战,像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我们的规模已经居于全球首位,网购居于全球首位。要真正的把网购这些内容写好,应该认真的总结中国的经验,因为中国的网购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有大量的经验。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研究的新的问题。

   我们的民法典应该尊重历史习惯,尊重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民法典制订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把多年流传下来的这些好的乡规民约进行认真的总结,将那些好的习惯尽可能的纳入到我们的法典里面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民法典必须要写在中国的大地上,作为民法典总则基本的原则,或者是作为基本的精神写进来。

   最近我到意大利开会,意大利著名的学者都跟我讲,萨维尼提出的理论,意大利人对罗马法是有绝对权威的,他们认为萨维尼错误的解释了罗马法,我不能说他们的结论是错误的。我在德国,一个著名的大学教授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物权行为理论人工雕琢的痕迹太深了,举一个例子,在课堂上讲到物权行为的时候,我要花十个欧元去买十个面包圈,要做多少个合同?希望用物权理论来回答,买之前要有一个合同,买十个面包圈要做十次交付,至少要订立十一个合同。

   如果你跟一个卖面包圈的人讲,我买你十个面包圈,要订立十一个合同,卖面包圈的人心里会说你脑子出了毛病,因为他脱离生活太远。我们怎么能把这些理论完全搬到中国来呢。

   通过多少年来我们总结的经验,完全可以来解释物权行为的这些问题,根本不需要借助于这样一个烦琐的、复杂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毫无必要。我们的民法典要真正的发挥出我们的后发优势,要真正的对世界法律文化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绝对不能把一百多年前的德国民法典照抄照搬,两百多年前的法国民法典照抄照搬。这是毫无出息的,而且也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

  

   民法典不仅仅体现私法自治,更要追求人文关怀的价值。

   第二点,我想特别强调,我们的民法典必须要体现时代精神。什么是时代精神?就是指和现代社会相符合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反映了特定社会群体、特定时期内的法制诉求。大家知道《民法》的精神,首先是私法自治,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民法》的规则大部分都可以在私法自治里找到根源。所以一位德国学者讲过私法自治是私法体系的恒心恒星,永放光芒。这句话,如果强调《民法》,这句话是正确的,正是有私法自治,民法才称之为私法。今天我们讲民法的精神,是不是只限于私法自治,这是民法学者今天应该认真思考、认真回答的重大问题。

   80年代末期的时候,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应该独立制订侵权法,这篇文章当时写完以后请教于一位著名教授,他不赞成我的讲法,他当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民法》是私法,《民法》的体系,包括整个法律的体系,要自始至终贯彻私法的精神,所以侵权责任法放在债务法里面真正体现了司法自治的精神,一旦把侵权责任法从债务法分离出来,变成了责任法,这就突出了强制性,这和私法自治精神是不符合的。

   如果这样的话,整个民法体系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不能把私法自治的精神自始至终的贯彻在整个体系当中,到了侵权这一块儿,私法自治就不能贯彻下去了,这个体系就是不完整的。这个观点,我花了十多年,甚至将近二十年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观点,后来慢慢想明白了,在今天,《民法》的价值,虽然仍然以私法自治作为首要的价值,但还有包括其他的价值,很重要的价值就是人文关怀的精神。

   我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以后,21世纪是走向权利的世纪,是弘扬人格尊严和价值的世纪,是尊重人、保障人权利的世纪,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尤其是随着高科技、互联网等等的发明和发展,对人民权利的侵害变得更加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也更进一步的要求把对人的保护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彰显人文关怀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所以人文关怀的精神应该体现在《民法》的的制度规范里,正是因为有人文关怀的精神,所以需要有新型责任法,在不幸的受害人遭受侵害之后,为他们提供全面的、充分的救济,这就是21世纪《民法》的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甚至,在人文关怀的价值和私法自治发生冲突、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民法应当优先保护人文关怀的价值,应该优先的尊重人的尊严,保护人的尊严,私法自治应当退于其后。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随着代孕技术的发展,产生的有关代孕的纠纷,现在越来越多。这些纠纷其实大体上都是因为代孕女性生下孩子以后不愿意把孩子给委托人,委托人到法院告。如果按照私法自治说,委托人和代孕之前事先就有明确的委托协议,他拿到了委托人的钱,但是事后他不愿意再把这个孩子给委托人,严格的履行合同,这个孩子必须要给委托人,但是各国的法律对这个类型的案件基本判决都是一致的,就是判决合同无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代孕关系把人当成了生育的机器,贬低了人的人格和尊严。

   所以要优先保护、维护人的尊严,就必须要宣告这个合同无效,让这个孩子跟着他的母亲。如果要优先实现私法自治,那就要执行合同。现在就是要优先的尊重人的尊严,保护人的尊严,这样的案例现在已经很多了,在《民法》里面,无论是合同侵权,还是物权侵权,都有体现很多人文关怀的例子。房客在冬天交不起房租,房东把房客赶出去,最后这个案子打到法院,法官判决禁止房东把房客赶出去,即便他交不起房租,也不能在大冬天把他撵到大街上,因为你剥夺了他基本的生存的权利。

   从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出,尊严的价值已经优先于私法自治,这就是今天我们说《民法》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第三,我们的民法典应当充分的反映时代的特征。首先是民法典必须要体现互联网高科技时代的特征。今天已经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这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根本没有遇到的。互联网对我们的法典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碰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权益的类型,比如说各类信息,比如说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意义,比如说像信息财产权等等,这些新型的权益应当在我们的法典里面得到体现。我们讨论到关于有价证券这个概念,最开始我们用有价证券的概念,必须是以有形的证券表现出来的形式,但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证券已经无纸化了,很多的证券已经无纸化了,我们的股票今天已经无纸化了,传统民法给我们留下来的关于有价证券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我们都要重新构造了。我们把有价证券,既包括了有形的,也包括了无纸化的证券,两者都在里面,这是要反映互联网时代的特性,无纸化证券同样也是一种证券类型。

  

   我国的民法典要敢于创新,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尤其是我们讨论到担保物权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到,过去之所以不能承认一些新型的担保物权,不能承认一些新型的担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公示方法,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跟进的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公示的方法。相应地,新的担保的方式应该承认,这些新的担保物权也应该承认,这就是互联网时代要求我们的法律必须变革。

   我们绝对不能说德国民法典没有规定,所以我们不能规定,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德国民法典根本就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能受那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呢?

   其次我们的民法典必须反映信息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特征,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大数据的时代,尤其是我们应当把个人信息权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重视。我一直呼吁,应该把个人信息权作为《物权法》里面一项基本的人格权,或者一项重要的人格权规定下来。大家知道,现在个人信息受到侵害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很多地方开始搞数据交易,数据市场。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开发的这个数据,究竟是谁的权利?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回答。

   我们几个人收集了很多的信息,我们就开发出一个数据,但是在这些信息里面,我们想过没有,很多是个人的信息权,我们并没有得到人家的许可,我们就进行了加工整理,现在还要进行交易,当我们要进行交易的时候,是不是要尊重对他个人信息享有权利的权利人?是不是应该征得他的同意?现在这些问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到现在,立法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我的统计,全世界有90多个国家制订了单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确实现在在法律上遇到一个难题,如果制订一个单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过度的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可能会妨碍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但是如果过度的强调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像现在完全不考虑保护的问题就进行交易,个人的信息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在个人信息的问题上,全世界的立法者都遇到一个两难的问题,保护和利用这两者之间,确实是处于两难的问题。但是我个人一直认为,无论是利用也好,保护也好,首先这个前提,在法律上必须确定信息作为独立个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确定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律保障。如果这个都没有,无论是保护还是利用,都是没有基础的,这就是信息化社会对我们提出的必然要求。

   人格权是非常重要的人身权利,应当独立编纂一部《人格权法》

三是民法典必须要适应高科技时代发展的需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美国一位著名的学者把高科技,人类社会现在发明的各种高科技全部罗列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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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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