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事实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始，日本背离其向世界尤其是向亚洲人民所做的“非战”承诺已越来越远。目前美国对日本绥靖的底线尚未出冷战框架，但已开始触动远东雅尔塔和平体制的底线。历史经验告诉美国，如果要想维护亚太和平，离开与中国和俄国的合作是不行的。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是总结回顾历史、规划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中国和联合国及有关国家都将举办相关纪念活动。此举表明中国坚定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捍卫世界和平的决心。世界和平不是飘浮在空中且随时可变的海市蜃楼，而是有长期法律效力的国际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作保证。理解战后雅尔塔体制，对于认识今年9月在我国举行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阅兵活动之于维护21世纪亚太和平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雅尔塔体制”的由来
所谓雅尔塔体制是指二战后期，美、英、苏、中等国对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维护战后和平，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以及由此确立的旨在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和法权体系。
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有了相当的调整，但总体说来，其旨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苏联解体之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确实是解体了，其标志是在雅尔塔体系中被分离的东西德统一，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及原属于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东欧转入西方阵营。俄罗斯失去苏联时期在欧洲地区的地缘利益，同时也失去对东欧的“保护”责任。但是，在远东地区，我们却不能说雅尔塔体制解体，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制度要素和大国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罗斯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制赋予苏联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制中被恢复并确认的对台湾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反之，如果我们假设这种由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权力结构已经解体，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就会失去法理基础；俄国占领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驻军就失去法理基础；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不能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制混为一体
二战结束初期，英、美、苏三大国在行使雅尔塔权力和战后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并由此很快导致冷战。双方与各自的盟友签订一个又一个条约并成立互相对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于是，在这些条约及保障这些条约的组织基础之上形成冷战体系。接踵而至的是世界政治中刚刚形成的表现为大国合作精神的雅尔塔体系，被蒙上表现为大国尖锐对立的“冷战”色彩：本来在雅尔塔体系中已解决的德国分治、中国的台湾主权及日本战后地位等议题，都在冷战体系中出了“问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达到高峰时，以往的敌人成了朋友，而以往的朋友成了敌人，这使人们将大国合作打败法西斯后的法律成果即雅尔塔体系搁置一边，而只记住了冷战体系。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东西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时有些学者便认为，这表明“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里需要问的是，作为冷战最重要的组织工具，在“北约”没有与“华约”对等自行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怎能说“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在东欧剧变而远东雅尔塔格局基本未变的条件下，怎能说已为世界提供近50年和平保障的“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事实上，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时间上又紧密重叠的事物。就产生时间而言，雅尔塔体系产生在先——其目标是制约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复活，冷战体系在后——苏美各自的目标则是争夺世界霸权；就结束时间而言，以德国统一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局部解体在先，范围只局限于欧洲；以苏美争霸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在后。现实告诉我们，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冷战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需要说明的是，美苏冷战，在历史上并不是特例。实际上，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后维也纳体系建立不久，就出现过从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间的从西欧、经克里米亚半岛，再到中亚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战。此间，除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国际性战争。鉴于德国崛起，1907年英俄间冷战通过《英俄协定》而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现以制约战败国为目标的凡尔赛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随着苏联的出现及崛起，西方与苏联之间再次出现冷战。为了消灭苏联工农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不惜以牺牲凡尔赛体系为代价，怂恿德国再次武装——这其实是19世纪英俄冷战的继续。结果在距上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1年即1939年，便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
与维也纳体系未稳便出现英国与俄国的冷战、凡尔赛体系未稳便发生西方与苏联的冷战情况类似，雅尔塔体系建立并且尚未稳定，美国与苏联之间便开始了冷战。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和平砥柱”为题的富尔敦演说，到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冷战时间持续长达近50年。美苏冷战，尽管规模巨大，但大体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框架。有趣的是，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为了推动对苏冷战，曾无知地“要求国会通过决议，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达成的秘密协定（指雅尔塔协定）”。结果遭到英国和西德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在2月6日政府和国会公布的决议案中“并未谴责雅尔塔协定本身”，即使这样，该决议案也未能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试图结束冷战：首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接着，在西方不同意对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件下，率先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在主动结束冷战的同时，也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利和义务：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从德国、东欧、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签署《日苏联合声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互有妥协”；同年8月至9月，苏联政府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放弃苏联享有的雅尔塔欧洲权利及其相应的义务，才有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的动摇乃至最终解体。另一方面，1999年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将西方力量插入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即巴尔干半岛，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同年加入北约，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正式结束。令戈尔巴乔夫意想不到的是，雅尔塔欧洲格局结束了，可他最想结束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极不对称的形式再现于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之中。
日本背离其“非战”承诺越来越远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会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剧首幕场景就是钓鱼岛，因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
我们打开地图就会看到，钓鱼岛是日本所谓“周边事态”所涉区域诸环节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从日本列岛与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就是因为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钓鱼岛。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事实上国家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日本是经济发达而资源奇缺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制造业和市场的相当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而日本却对从日本列岛到南中国海这条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线路无任何实际控制力。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寻求南向，尤其是军事南向扩张的冲动。日本前几年提出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带，这大体上也就是19世纪日本明治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朝对华侵略战争前后的地域范围。而“周边事态”所涉范围推展的逻辑结果，必然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其间，中国台湾位处核心地带，而钓鱼岛则被日本视为控制台湾的前沿基地。
一国要成为政治大国，是有条件的。什么是大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二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不仅对其战争罪行百般抵赖，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这说明日本有力量而无仁义，无仁，则不能成为大国。其次，大国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与其国力相应的并被国际法确认或世界主要国家默认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财富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接受，至少也应是某种程度的默认。在20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东亚大多数国家，并在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扶持傀儡政权。围绕日本本土，日本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外围安全空间。但这些地缘政治“成果”，在战后由美、苏、中三国力量构成的雅尔塔远东格局中已荡然无存——日本将在甲午战争后占据的台湾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朝鲜独立，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及确认这种变动的相关文件，形成保障亚太地区战后50多年和平的远东雅尔塔法权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美、苏、中三大国从北向南即从日本北方四岛、南方冲绳岛和中国台湾岛的层层钳制，断绝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
与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21世纪初，日本再次面临强大的生产力与狭小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大矛盾。新世纪的日本再次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愿做亚洲的“瑞士”，那就必须做亚洲的“不列颠”。目前看不出日本有前一种选择的可能，而对后一种选择却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苏联解体后，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现在，日本北向开始冲击“北方四岛”俄国的占领权，南向开始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深化与“台独”分子的高层联系，介入台湾地区事务。
苏联解体及随之而来的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美国外交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美苏争霸时期那种以冷战为主兼顾雅尔塔制度的政策，转而采取——开始是半推半就而后就是直截了当地——通过摆脱雅尔塔制度，尤其是其中监督日本的法律责任，并通过绥靖日本而强化遏制中国（和俄国）的冷战政策。这种政策已具有张伯伦式的外交赌博特征：张伯伦以牺牲凡尔赛制度为代价，不断绥靖德国向苏联发难，其结果是燃起的欧洲战火不仅烧毁德国也结束了大英帝国。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正在快速打开远东“潘多拉盒子”，这燃起日本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希望，并企图由此恢复它在雅尔塔协定下所丧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缘政治利益。实际上，从1999年“周边事态法案”到2005年接近完成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已大体做好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国内法律准备。下一步则是向雅尔塔制度对日本的限制提出挑战。而“周边事态法案”，否认远东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合法性及日本“入常”努力等，均是这种挑战的具体表现。
目前，日本在公开场合尚不承认其“军事大国”目标。2005年5月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俄罗斯媒体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贯坚定奉行的信念是：“只做经济大国，不做军事大国；只用和平手段解决任何问题，而不借助武力。”雅尔塔制度中对日本的条款就是为了防止日本再次成为军事大国而设定的。因此，对日本而言，“不做军事大国”，就应当遵守其在雅尔塔和平条约中的承诺。但上述大量事实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始，日本背离其向世界尤其是向亚洲人民所做的“非战”承诺已越来越远。
维护亚太和平中俄美一个都不能少
美国放纵日本的轻率政策，使雅尔塔和平制度及其体系出现终结于远东的趋势。现在我们尚不知道的是，美国将要把这个东亚“潘多拉盒子”的口开多大。目前美国对日本绥靖的底线尚未出冷战框架，但已开始触动远东雅尔塔和平体制的底线。
和平，应当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强制力量保障的稳定结构。如果同意这种见解，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实质上就是雅尔塔体系中的而不是其他体系中的和平。日本放弃战争权，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雅尔塔协定强力规定并为战败国日本所接受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训令日本：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同年8月10日，日本分别向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日本将上述意愿在1946年11月3日正式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中以国法形式得以确认。该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正是这些制约日本并为日本接受的条款构成雅尔塔制度中的远东和平体系的基石。只要远东雅尔塔制度不被破坏，只要日本没有通过遵守其和平承诺而为亚太国家和人民所接纳，它就很难重新成为正常大国。换言之，日本要想重新武装并成为政治大国，就必然要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制度。
雅尔塔制度中台湾主权归属中国，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造成今天台海分离现实的历史原因是冷战体系而不是雅尔塔体系。所以，在没有取得亚太国际社会共识的新的合作体系出现之前，美国、俄国和中国就有权力保证，而日本也有义务兑现其于1945年前后向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并维护现存于远东的雅尔塔和平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日本必须遵守其和平宪法，不能重新军国主义化，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更不能触动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地位。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正在选择张伯伦式的路线：不是继续兑现并谨守20世纪40年代在《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中向世界人民所做的和平承诺，与俄国、中国及亚太国家一道维护远东和平，而是单方面地绥靖日本并从不负责任的“埋葬雅尔塔遗产”表示中获得机会主义的利益。
在亚洲，如果没有19世纪末中国和俄国的衰落和内乱，就不会有日本明治霸业，日本就不能攫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最终非法夺取西太平洋。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崛起于东北亚。20世纪初占领朝鲜、中国东北，并在美国的绥靖下在30年代末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40年代日本进入南洋英美势力范围并在袭击珍珠港后发动太平洋战争。此后美国寻求中国帮助，在中美的联合中，日本战败并在雅尔塔体系中被迫大体退回明治时代的版图。太平洋战争的发生，美国负有相应的绥靖责任。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个月即1941年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还在讲，“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只是当日本人打了美国之后，罗斯福才转而死死地拉住曾被他当作“额外负担”的中国，让中国帮他消化日本造成的恶果。在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美国给了中国和苏联不少承诺，在此基础上，才形成太平洋战争胜利后雅尔塔体系下的远东格局。
20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表明：不管美国如何强大，要想稳定太平洋，它就必须实行与大国尤其是与中国和俄国合作的政策。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有那么大的实力可以长期单独包揽和支配世界，美国也不能例外。20世纪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苏冷战以及21世纪美国在中东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结果反复表明，美国并不能独立承担改造全球政治甚至地区政治的重任。在亚洲近现代史上，向美国正式宣战并打到美国的只有现在声称为其“盟友”的日本。而亚洲如不出现20世纪40年代那种于日本有利而于中国和苏联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日本就根本没有向美国发难的政治条件。相反，中美合作则是经过历史考验从而是相对稳定的战略层面的合作关系。历史经验告诉美国，如果要想维护亚太和平，离开与中国和俄国的合作是不行的。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中俄合作，目的不是要把美国逼出而是要将其挽留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内。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