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2 次 更新时间:2005-12-02 2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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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了和谐社会,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十个基本条件。提出,我国的发展既有机会又有风险,因此在当前,要特别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并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要协调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学会化解新生社会矛盾、解决新生社会问题,还指出了社会结构调整的长期任务。

  关键词:和谐社会条件;利益群体关系;社会学视角

  

  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个提法很好,既符合我们民族长期的文化传统,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追求和建设和谐社会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长期主题。虽然在用词上,以往的社会学并没有频繁采用和谐社会的说法,但是,社会学所说的社会功能、社会整合、社会协调发展等,在价值取向上与和谐社会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笔者以为,社会学对于和谐社会的探讨历来有两种基本的视角,一种是正向的视角,即探讨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基本内容、基本目标以及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另一种是负向的视角,即探讨社会不和谐的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冲突的视角”,即探讨不和谐或冲突的原因、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表现以及缓和或解决社会冲突的途径等等。本文的前两部分主要是从正向的视角讨论,第三部分主要是从负向的视角讨论。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想阐述什么是和谐社会,特别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够实现和谐社会,换言之,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讲话里提出了六条标准: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条标准,体现出新一代领导人对于理想社会的描述。从共和国的历史上看,几代领导人都对于理想社会有过他们的表述。毛泽东主席比较强调的是“所有制”,所以,解放后,他比较强调农村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平均分配,后来他又在农村里推动创建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在城市里,通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建成了以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城市里的单位体制。后来,到了晚年,毛泽东的实验偏重于“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模式,他的实验并没有成功。邓小平同志非常讲究实际,他对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主要使用的是经济指标,他提出在20世纪末,中国达到小康社会的经济水平,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应该说,改革26年来中国社会确实在按照邓小平描述的模式在发展。和谐社会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以后,比较强调社会建设的方面、社会关系的方面。

  如果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看,社会学是如何理解和谐社会的呢?和谐社会的提法,与社会学的社会整合思想、结构功能思想、社会秩序思想比较接近。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所构成的统一体,每一部分都为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功能。例如,经济系统的功能是将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提供给社会,而教育系统的功能是将知识、技术提供给社会成员。社会的稳步发展有赖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正常发挥。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传统上,社会学曾经提出过和谐社会的十个基本条件[1].这些条件是:

  第一,社会与物质环境相适应。这一点看起来简单,实际上,也相当复杂。这是讲社会的支撑体系,要想实现社会的和谐,首先要有相当水平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的支撑,如果由于物质产品的稀少,社会成员的生计都难以保障,那当然谈不上和谐。我国改革以前,经济不发展,物质产品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社会就不和谐。当然,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社会与物质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那就是过度地攫取资源,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所以,这里讲的是社会与物质环境两者的相适应,既不能经济滞后使社会成员出现生存危机,也不能因经济的过度发展破坏了自然环境。

  第二,适当的社会人口再生产。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体会最为深刻,我们现在的人口达到13亿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对于我们这样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是超载了,所以,我们才于80年代初,采取人口急刹车的作法,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虽然采取了独生子女的政策,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要到2035至2040年期间,才会达到中国人口的峰值,按中方案估计人口峰值为15.4亿人,此后人口总数才会下降。按照宋健先生的估计,中国的“适度人口”人口是7亿人[2],那么,在峰值期,15.4亿人就超过了8.4亿人,人均资源当然就显得十分紧张。此外,由于人口急刹车,造成的人口老化的到来就会比较迅速。据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到了204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6.52%,2050年为28.76%.所以未来又会出现人口老化比较严重的局面。所以,教训惨痛,先是人口的放任政策,导致人口急剧膨胀,后来又人口急刹车,导致老化严重。人口过多和过少都会产生不和谐的问题。

  第三,基本社会群体和社会角色的适当安排。从结构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群体结构、职业结构、社会角色结构是要比例适当的,比例不适当就会不和谐。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曾片面突出重工业,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全民都大炼钢铁,结果产业严重失调,社会出现灾难。社会的劳动者之间也是有一定比例的,比如人们常常计算,多少个劳动者中有一个干部,如果干部比例太高,就好比人的脑袋太大,身子太小,比例不适当,社会就会出问题。同样,近年来,一方面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劳工短缺的现象,很多企业雇不到操作型工人,特别是技术操作型工人,而奇怪的是另一方面,很多失业下岗工人又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个不匹配的原因就是,从国有企业失业、下岗的工人在职业结构、社会角色结构和区域结构上都不能与就业需求结构相适应。所以,和谐的社会需要实现就业方面社会需求结构与社会群体结构之间的互相匹配。

  第四,社会成员之间信息等的沟通。这一点对于我们国家尤其重要,我国是个大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信息之间的沟通并不容易。自秦以后,我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统一国家,这有利于地区之间的协调。但是,由于国家大,上下之间的层级体制重重叠叠,层级越多上下之间的信息沟通就越困难。所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上下之间的信息怎样能够畅达。我国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下面的信息往往不能够顺利地传达到上层决策者。地方管理者比较容易报喜不报忧,上级来检查工作,往往是事先安排好了,表现的是比较好的一面,其结果是上面比较难于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传统上,上层管理者也曾尝试一些手段了解民情。比如,皇帝、高官微服私访,但是,即使是再英明的个人,仅仅凭借自己个人的观察,所了解的情况必然十分有限。所以,在我国要实现信息的沟通,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下层向上层顺畅传达信息的体制,比如,我国近来在加强信访制度的建设等。其实,自古以来,我们就尝试过各种下情上达的制度,比如古代就有“击鼓鸣冤”的作法,政府设立“鸣冤鼓”,有冤屈的老百姓可以将信息直接传达给上层。今天,信息沟通的手段比古代多多了,可以创建更多的信息沟通渠道。

  第五,对社会基本事物之涵义有一致的认识。如果人们对于基本事物的涵义都产生分歧,社会群体必然分裂,社会无法稳定。历史上,东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诸侯纷争,人们对于社会基本事物涵义的认识有重大分歧,秦开始将列国统一起来,并试图建立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体系。秦始皇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到秦二世很快就亡国了。这就证明,一套完整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体系的建立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倘若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对社会基本事物之涵义一致的认识,如果人们在基本事物的认识上严重分歧,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到了西汉,为了实现社会稳定,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如何建立一套政治法律与思想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体系。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最终选中了儒家的思想体系。西汉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曾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3]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标准的基础。当然,今天,我们也遇到了难题。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26年了,改革本身就是改变了很多社会事物的基本含义。比如,改革以前,“倒买倒卖”被认为是违法行为,所谓“倒买倒卖”就是先用比较低的价格买入,再用比较高的价格卖出。我们知道,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低价买高价卖”以获得利润。改革以前,之所以将“倒买倒卖”被认为违法行为,是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所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26年来中国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事件。而改革本身就是对于改革以前的社会事物定义的修正。而社会基本事物定义的修正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从负面的影响看,它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学有个概念叫做“社会失范”,是指社会失去了规范,而如果社会真的失去规范,那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所以,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一方面我们必须推进体制改革,因为理顺体制确实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推进改革,必然带来对于社会事物基本涵义的修正,必然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这样,社会当然难以和谐。所以,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矛盾、冲突等都是因为人们的基本观点不一致而引发的。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甚至导致违规、犯罪行为的增长。所以,我们今天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逐步建立一套政治法律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思想体系。

  第六,社会群体奋斗目标的基本一致。这一点与上面一点是有联系的,上面一点强调社会基本事物的定义,或者说文化认同。这一点强调更宏观的、高层次的目标。这里讲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制约下,一个社会所产生的社会目标,它与政府的政策有关,但也不完全是政府可以控制的。该目标一旦形成,就会制约着普通百姓的行为,社会学家帕森斯称之为:目标实现(goal attainment )。比如,改革以前中国社会是政治主题的社会,社会所规定的主要是政治目标。当时,追求富裕不是社会目标。人们积极地表现,希望能够政治进步,人们追求能够入党、入团,并以此为荣。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宗族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强调的是家庭伦理目标,人们追求的最高荣誉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再比如,一些重视宗教的社会追求的是宗教目标等等。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目标变得异常重要。社会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以追求富裕为目标。据报载,新近的一次青年人的网络投票显示,青年人将追求“更多的钱”排在了第一位,占投票者的72.68%.[4]当然,老百姓追求发财这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转型太快,从过去的政治目标,一下子就转到致富目标,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得上的,人群中很容易产生分歧,甚至出现社会群体奋斗目标严重分歧的情况,这就会产生冲突和争论。另一方面,财富的目标如果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发生冲突,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与混乱。此外,设立了社会目标,还必须解决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目标,这是第七点所要谈的。

  第七,建立了社会规范以限制追求上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对于行为的限制,与第六点讲的目标是联系的。当一个社会设定了社会目标以后,还必须规定和提供实现该目标的手段。实现社会目标可以有多种手段,社会必须规定人们只能够采取那些合法的、合理的、公平的、正义的手段去实现目标,而不能够采取不合法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不正义的手段。比如,改革以后,我们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口号,如上所述,追求财富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目标。那么,用什么样的手段追求财富呢?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对于实现目标的手段有严格的限制。目前,社会上一些人为达目标不择手段,甚至采取违法的、违规的手段追求财富,这样,社会当然就不会和谐。此外,由于社会转型、由于社会变迁迅速,社会规范本身就不清楚、不清晰,比如,河北省的孙大午事件,抓的时候说是有罪,判刑几年,放的时候又说没罪。一时间,社会上争论得沸沸扬扬,到底是否犯罪也说不清楚。一个社会如果连犯罪不犯罪的标准都产生分析、出现含混的话,社会规范就出了大问题。

  要注意,和谐的社会,目标和手段必须协调。社会学认为,目标和手段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调整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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