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实:一名旅日历史学者的学思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49 次 更新时间:2015-08-06 11: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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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克实  

  

   编者按:他是现在日本国内唯一的担任日本近代史教育的外国人,又是篆刻、吟诗、品酒、滑雪的"品味人"。他经历过文革十年下乡当兵从工的知青岁月,却也惜时如金、寒窗苦读拿到了中国人在早稻田大学的第一个文科博士。他提倡方法、立场的越境,擅长史料阅读、考证,主张实事求是、不说空话。他更倡导国与国、民族间放眼未来,尘封过去的怨恨,让感情自然风化。爱思想学人小组有幸采访到日本冈山大学历史学教授姜克实老师,了解这位治学严肃和生活儒雅的学人背后,你知道和不知道的人生历程、真知灼见。

  

   受访嘉宾:姜克实,日本冈山大学日本近代史教授。

   采访者:川先生,爱思想网。

  

  

  

2012年59岁的姜老师夫妇在花甲纪念会(左一为姜克实老师)

  

   一、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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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1969年,您开始了下乡、当兵、从工的10年,这段时光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答:我们这一年初中毕业的学生(俗称"69届"),是受"文革"之害最深的一代人。1966年小学毕业,文革中没有上课,所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水平。还被称作什么"知青",16岁到黑龙江下乡改造思想,别提什么知识了,有的人甚至连家信还不会写。之后又当兵、当工人,这一折腾就是十年。所以77-78年考大学,即使幸运考上,也只是文科。我看同龄的学者们,大多是学党史出身,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一代人能上大学的人数比例很少,虽然也有进入官场而地位显赫的,但大多数混的并不怎样。吃惯了毛泽东时代的大锅饭,富有尽忠精神,少有个人闯劲,下乡回城后,能进国营工厂也就心安理得了。当然之后又受改革开放的冲击,停职下海,所以经济上成功的也不多。然而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经验比较丰富,忍辱负重,能吃苦耐劳,不求奢不图华,没有野心。有人称我们是"共和国的承重墙",我看说的不错,更直白点讲,就是给社会垫底的。若没有这些垫底的,社会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路总是一步步、一代代走过来的。赶上了这个时代,就是这种命运,不满不服也没用。至少坎坷丰富的人生经历能对自己人格的塑造产生不少有益的影响。为什么自己的前半生被愚弄,毛泽东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对运命和时代的疑问,应该可以说是我做学问的意识出发点。而不图浮华、喜欢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搞学问的秉性,也许正是人生阅历所赋予我的。

1974年,济南军区野战军595团特务连侦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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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文革结束后,您进入南开大学学习,当时学的是什么专业?您又是如何开始历史学研究生涯的?

   答:考大学,是人生之梦,特别是对命途多舛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本事(后门)的就走工农兵(选拔)之路,没本事的距离就遥远了,因为没有一点数理化知识。77年考试落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理科知识。但是历史、地理、政治这些科目的成绩不错,我也就没有灰心。同时我的母亲是日语的专家(大连日本高女毕业),她对我说,只要我跟她学半年,一定让能考上日语系!当时的国营工厂工人普遍偷懒怠工,一天实际的工作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所以我上班温课,早晚跟母亲学日语,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南开大学!成绩最好的还是历史,加之母亲也一再叮嘱我,日语绝不能当饭吃,只是工具。所以我在能跟上课之后,就开始自学日本经济。当时看来,日本国家的经济实力很强,学好日本经济这门肯定有用,甚至还有机会去日本!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后来入门后,我又接受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上课时站起来向老师提问:"百年前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与今日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弄的老师面红耳赤,被学生们鼓了倒掌,自己虽成了课堂上的"英雄",但也不得不付出"代价"--退出了日本经济这个领域。之后我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史。主要还是自学,读的不是课本,而是日文书(包括井上清的日本近代史译本)。这样可以多学点知识,少受政治观点影响。当时的论文,鲜有实证,开门见山总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经历了文革,我对此"八股"式论文有一种心理上的厌恶感。我非科班出身,因而没有受这种不良恶习影响,也许是一个幸运。我的学问基础不是在国内、而是到日本以后才确立的。

   大学时学习很有计划,刚进三年级我就决定、并准备报考日本史的研究生。文革十年的缘故,我们这期(1978级)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年轻的能比我小6、7岁。有基础、有能力的年轻人大多在大学追求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去挑交际舞、唱邓丽君的流行歌。而我深知上学不易,就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学习。命运比享受重要。跳完舞、唱完歌,分配工作时(当时的大学毕业要听从国家分配),命运还要被国家操纵。而考上研究生,将来就有很大的个人选择余地。被那个时代愚弄了十几年,总算有了个人选择人生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很珍贵,不愿放过一分一秒。我想这也许就是人生经历的一个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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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是什么样的一种机缘巧合让您去日本留学,并最终在日本开始了博士研究的生涯?

   答:当时国家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每年有1000名留学名额,通过统一研究生考试选拔,就能成为公派留学生。其中主要的是理科,去美欧,也有150名去日本的。去日本的其中亦有几个文科的名额,如文学、历史、考古、社会等。我就是通过考试而获得了其中日本史的名额。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是代招单位。出国者从合格的研究生中选拔,所以参加的是研究生统一考试,合格通知中就已明确这个名额是出国研究生。和同届研究生一起入学,在复旦学习的一年实际是做出国准备。在复旦,我学了一些专业历史,又培训过实用日语,同时寻找日本方面的接受大学等。经过一年准备,我于1983年10月赴日,属于"文革"后第二批教育部公派的研究生。只是能赴早大(编者注:早稻田大学),是一件很巧合的事。国家间的留学生是要安排到国立大学的,我一开始被安排的是京大(编者注:京都大学)。只是文部官僚在和担当教授联系时摆架子,说国费生要给予特殊照顾,免试入学并且尽量授予学位(给国家面子)。这种强压的态度激怒了担当教授,拒绝接受。所以我被临时转送到早大。早大是一所自由独立的私立大学,和文部省没有关系,只要按照学校的规则就来者不拒,因此对留学生也没有任何优遇。这当时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压力的。从历史上看,早大从清末就开始就接受过大量留学生,但一直没有中国人能拿到文科博士的学位。另一方面,早大这种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又给了我脱离留学生圈子、深入日本社会而发奋读书的新机会。结果我从硕士到博士苦学7年,这早大"中国人第一号"(编者注:文科博士)终于被我先拿到手。


1983年在复旦大学与吴杰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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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在您的求学中,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又或者受到过什么书、什么事件的影响?

答:刚才讲到,我的学问人生的出发点是对被时代愚弄的自己命运的疑问,所以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研究一下日本近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比较一下社会体制的问题,到底哪个好,各自的缺陷又是什么。并随从国内需要('五个'现代化),寻找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当然影响不都是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当时日本史研究有两个方法,即官史和野史。官史讲制度、政治、政策,也就是以国家为中心解释历史。这个学问的据点主要在东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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