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新民 （一名：琴台散仙）
我的二舅田士珩与他的亲人失去联系已经三十年了。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大数学家纳什先生因车祸遽然辞世，引起世界传媒一片哀叹，同时也勾起了我少时和二舅相处的点点回忆。
我的二舅与纳什，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是默默无闻的百姓，一个是享誉世界的大数学家；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缘何纳什先生的辞世引起我对二舅的联想呢？这是因为，二者之间也有二个小小的共同点。一者，我的二舅也是学数学的出身。二者，纳什先生也有过发疯的经历。但我的二舅却远没有纳什先生那么幸运，疯后还能得到他妻子的精心照料，还能让普林斯顿大学几十年养起来，乃至痊愈。我的二舅自从1964年那次严重的发疯并送往医院短暂治疗后，就再没有好起来过，日子长了，我们后辈，背后干脆称呼他为疯子舅舅。
我二舅的疯，与世上大多数疯子一样，并非与生俱来，他也曾有过头脑清醒的时候。他清醒时，也曾是我们这个家族，上至我的外祖父，下至我们晚辈，引以为傲的人物。
二舅1936年6月生于湖北武昌，乳名哈子【1】，却少小聪颖。6岁时在外祖父所办私立学校发蒙。1952-1955年在湖北天门高中就读，在校期间曾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天门高中是湖北省一所百年名校，上世纪50年代，在湖北享有盛名。二舅在高中时喜欢几何和代数，55年高考，本想报考天文学专业，后因听从外祖父劝告报考工科，发榜下来，鬼使神差，被当时的工科名校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桥隧专业录取。唐山铁道学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它建于光绪22年（1896年），有东方康乃尔之称。其历年校友中产生一大批近代科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如竺可桢、林同炎，贝祖贻、黄万里等等。而桥隧专业又因其知名校友茅以升，更是闻名遐迩。如能在该校该系深造，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的工程技术人才，指日可待。只可惜疯子舅舅那时年少疯狂，志不在此，读了半年，弃学而归，准备翌年再考他心仪的学校。
1956年二舅如愿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制六年，开始了他平凡而又起伏的人生。
1956年是中共历史上欣欣向荣的一年。当年元月，中共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4月，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九月，中共八大会议召开，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与此同时，1956级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群英毕至，济济一堂。跟我二舅同年考进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同班同学中就有杨乐，钟家庆，张广厚等等青年才俊，日后这批人都成果累累，成为中国数学界风云一时的领军人物。
在进北大数力系的头二、三年，二舅春风得意，先后担任系团支委和班支书。他是班上公认的学习尖子，是同学中少许在大学低年级阶段就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几名学生之一。
他读大学时，外祖父在中科院武汉分院工作，住在我们家。二舅暑假回汉，我就看到过他跟着外祖父补习英语。外祖父早年庚款留英，就读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连伦敦俚语也听得懂道得出的他，教授一个举国上下一片“哈得拉索”【3】语境中长大的孩子，绰绰有余。二舅在日记中曾说过，暑期，他“跟父亲补习英语，进步很大。”
每次回汉度假，他也不忘专业，那时我小，偶尔从门外探头看去，只见二舅一人端坐，总是在啃大部头的书。他摆在桌上的书，名字大多不记得，但有二本，书名至今不忘，一本是《对策论》【4】，一本是《黎曼非欧几何学》。
在北大数力系，学习之余，二舅在文娱体育方面表现也很抢眼。他拉得一手好二胡，也能吹箫，同时在体操方面获得过二级劳卫制证书【5】。
更让我们家里长辈人高兴的是，他在大学这个期间收获了他人生第一份朦胧的爱，女友是同班同学，名门之后。
那时，二舅的心情，恐怕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每学期，他总要选上几个周末，游览京城名胜，并留下了一些身影。我家里现在还保存有一张二舅在八达岭长城时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他身着灰白色学生装，头戴白框学生眼镜，上口袋上挂一支钢笔，胸佩北京大学校徽，斜挎书包，倚靠在垛口，背后是蜿蜒的长城和燕山。从他眼镜框中透出的目光，显得自信、内敛，还有几分儒雅和文静。
1957年反右运动，北大是全国的暴风眼，二舅却超然其外，埋头学业，走的是一条非红非白，不明不白的“白专”道路。
他始终不明白的是，这样一条路，对他而言，并非“金光大道。”
1958年，全国人民“大跃进”，“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一时，大江南北，三山五岳，“插红旗，拔白旗”，方兴未艾。知识界是这场“拔白旗”运动的重中之重。本来北大“拔白旗”的重点是在哲学系和中文系， “白旗”者，多指旧社会过来的名教授，与学生毫不相关，但在武汉大学数学系，当时全国“拔白旗”运动的一面旗帜【6】，来北大数学力学系传经送宝后，在老师，还有学生中间，也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二舅因学习成绩好，不谙政治，更不谙世事，被认为是学生中的一面“白旗”，正当其冲。尔后，他的系团支委班支书一干职务，相继被连根拔掉。再以后，更让其精神不堪一击的是，女友反目，弃他而去…到了1961年，他读大五时，心中块垒，愈积愈多，又从未宣泄，那年6月终于爆发，他第一次，真正地，疯了。
二舅的第一次发疯，属于“文疯”，只是神思恍惚，胡思乱想，偶尔疯癫而已。不知内情的人，乍一看去，与平常人并无二样。6月下旬，学校把他送回武汉，作短暂治疗。不到半个月光景，恢复正常。他7月上旬返校，继续学习，除完成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全部专业课程外，还对费尔马大定律【7】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想继续深造，研究这世界上几百年来还没有解决的数学难题。他真是疯了！
62年4月，外祖父去世，怕二舅受到刺激，母亲和大舅当时都没敢告诉他。7月，二舅北大毕业，学校鉴于他的精神状况，认为他不适宜从事研究工作，将他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这与他的理想不啻云泥，他拒绝到位，又一次地疯了，而且，仍然是“文疯”。
学校领导出于同情，没有硬性地要他去鞍钢，让他“休学”一年，再待分配。他因此回汉休养。我看到他时，也许是我年少，懵然不察，没有觉得此时的二舅，与从前在外祖父处补习英语的他，有什么不同。
那一年，我们家三人分别从大学、中学和小学毕业。二舅北大毕业，小舅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毕业，我从武昌大堤口小学毕业。
在武汉，他在他的小房里，出一些题目给我和小舅做。记得那时，他给我的题目是鸡兔问题，三人带帽问题等等一类。我的解答，令他满意，他要把我关在小房里继续做。这让母亲很担心，她借故把我叫出来。我如释重负，逃之夭夭。
他心情好时，对牛弹琴，给我讲费尔马大定律：
当n>2时，没有整数解。
他讲费尔马时激情四射，娓娓道来。他让他的思想插上翅膀，在思维世界里自由翱翔。毫不在意一旁聆听的我，眼睛睁得老大，一脸懵然。
不久，他又回到学校，一边休息，一边学习，等待来年重新分配。
他在北大待分配期间，与同是因病休学一年，由北大化学系转到数学力学系，也待分配的，我们称为李某李姨的李同学有了更多的接触。他们病情不同，却因病，相怜相恋。李姨出身医生世家，家庭环境优裕。她在和二舅恋爱时，很多人出来劝阻，说二舅得过精神病，家庭成分又高，劝她不要和二舅走到一起。外祖父出身士绅，在伦敦经济学院学的是经济，回国后，理论联系实际，又置了一些房产和土地。1962年那会，这样家庭背景的青年，放在社会，已经是路人避之不及了，谁还会去和他相爱？但那时的北大人，例如李姨，古风犹存，爱才，爱他那一点精神，忘记二舅还曾有过一点精神病！
不久，二舅给母亲来信，说他和李姨在北京结婚，我们也该喊她二舅妈了。那时结婚，真是简单，二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全部家当也就二个皮箱，还有一些专业书籍，母亲和大舅都没有通知到场，仅邀上几个同学庆贺一番，就结合在一起了。如此简单的婚礼，放在如今北上广深，一般80后90后，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结婚费用，无疑是天方夜谭。婚后，北大校方算是仁至义尽，将二舅分配到一机部电器研究院。可二舅仍然不满，他想去中科院数学所，但数学所怎么会接纳一个曾经的精神病患者呢？
1963年9月，在家人的劝告下，二舅十分不情愿地来到电器研究院去上班。翌年春天，二舅妈在医院产下一个男婴，起名春生。消息传到武汉，我们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以为二舅从此可以安定下来，不再让家里人担心了。但母亲大舅他们高兴得太早，春生生下来还不倒一个月，二舅因电器研究院的工作“用非所学”，他心里，还在惦念着他的费尔马大定律！他吵吵嚷嚷，要去数学所上班，当然不能如愿，他又一次地发病了，这一次，病得不轻。
二舅这次被单位送回武汉，他的隶属关系已经不再属于北大了。这期间，二舅与我以前看到的他，有些异样。他看见我时没有喊我，也没有眼神交流，他懒得看我一眼，更不要说像一、二年前那样，讲数学史上的故事给我听，或出些趣味数学题让我去做了。他也不跟母亲讲话，不跟任何人讲话，只是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偶尔，他会到屋后的小院子里，独自一人拉着二胡。那院子是大约三、四十平米的小院，由隔壁几家房屋的墙壁围绕而成。其中靠南的一面，是邻家二层楼的一面高墙，灰白夹杂，斑驳陆离。他挪来一把竹椅，靠那面墙坐下，边拉边唱，那是《苏武牧羊曲》，那时的情景，多少年过去，仍历历在目。他拉唱道，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他的声音很轻，带一点磁性，伴随着二胡幽吟的旋律，像是冰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扑面而来。它低沉，幽远，凄凉，如怨如诉，直叩你的心灵。二舅为何如此钟情苏武？这与费尔马定律有何干系？是茫茫草原上的冰天雪地才能寄托他的灵魂？还是远古异乡苏武的孤独精神引起他的共鸣？我不得而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苏武牧羊曲》，与1963年间，我在学校所听所唱的主旋律，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格格不入。
亲友们中，有人说二舅这不是疯，是鬼迷心窍，纷纷推荐民间偏方，说是可以让他的心窍通畅，让母亲煎给他吃。我见过他吃中药时的情景，那些药很苦，吃了想吐，很难吃。在偏方无效，病情趋重的情况下，家里人把他送到人民医院精神病科作短暂治疗。起先是哄着他去，第二次要他去时，我正好在场，二舅眼睛里流露出的那种恐惧、无奈、和乞求的目光，我一辈子铭记在心。以后，无论怎么哄骗，他再也不愿意去医院。事后，我曾听母亲和大舅说过，医院里注射的西药，还有电击治疗，对病人而言，其痛，其苦，均不堪言。而且，这种治疗，对病人的大脑伤害极大。这一点，二舅心知肚明，他拒绝治疗，他要保护他的脑子，以待来日。多少年后，我看电影《追捕》和《飞越疯人院》，看到电影中的类似情节，心中油然而起的那种刻骨铭心之痛，一般观众无法理解。
自从到医院治疗过以后，我感觉疯子舅舅的病情明显加剧。他不再囿于小屋，他开始上街了。街面上有些商业店铺，他会撞进去摔人家的东西，他开始有了一些破坏行为。他的背后常常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有小孩，也有成人，还有尾随其后沿途赔礼道歉的母亲。记得有一天，好像是九、十月间，天气已有些许凉意，路人都穿上秋装了。我放学回家，走到家门附近，发现大街上挤满了人群，人声嘈杂，朝着屋顶方向看着什么。我顺势望去，只见二舅一个人，光着上身，仅穿一条短裤，站在屋顶，嚷着什么，同时将屋顶上的黑色布瓦，一片一片地揭下来，向街上的人群掷去。他真正地疯了，而且是“武疯”。
事关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疯子舅舅在武汉再也呆不下去了。派出所来人，和家人一起将疯子舅舅押送到在小城京山，那是我大舅工作的地方。
第二年二舅妈给母亲和大舅来信，要求离婚。大舅和母亲都很开明，不愿意耽误李姨的前程，爽快答应。在此之前，她早已经将春生送给天津的一个老干部家庭，以后多年，我们家和这个孩子，一直都没有取得联系。李姨很晚才重新结婚，丈夫是留苏专家。她本人以后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80年代是中国首批赴美访问学者之一，这都是后话了。
65年初冬，李姨来京山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途径武汉，心情尚好，母亲要我陪她去武汉大学和东湖一游，以尽地主之谊。我们二人泛舟东湖，初冬的阳光，暖暖地洒在湖面，波光粼粼。拂面微风，一扫她一年多来心头的阴霾。那天，她跟我讲了许多话，讲的什么，我现在一句也记不得，我隐约可记的只是她当年的形象，那时她不到三十岁，娴静，端庄，白白的，也很美丽。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那是疯狂的年代，我们都自顾不暇，好几年没有听到疯子舅舅的消息。直到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下放到荆门，收到母亲转来的二舅给我的信，他来信报喜，说他已经证明出了费尔马大定律！据大舅后来对我说，他的证明手稿有厚厚一叠，但都没有留下来。这些证明，是疯狂年代的疯人呓语？还是其中或多或少有一些闪光的思路？只有天知道了。他只跟我一个人写信报喜，我那时在农村，修补地球，离ABCD，XYZ，很远很远。作为晚辈中，多年以来洗耳恭听他的阔论，虽然不懂，但听得津津有味且未见其烦的唯一听众，没有及时给他回信，予以鼓励，二舅一定非常失望。
十多年后，1981年暑期，我去京山大舅家，见到过疯子舅舅。那是晚餐时刻，我见到他时，不觉心头一紧。只见他目光呆滞，旁若无人，身子直直的，脚也不愿抬起，一步一步地挪动，走进房间，坐下来，一言不发，端起碗筷，埋头吃饭。吃罢，放下碗筷，站起，仍一言不发，一步一步地挪动，走出房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目送他出门，看着二舅，这位从小在我心中巍然耸立的数学偶像，连同他渐渐远去的身影，一起消失在夕阳西下的暮霭之中。
那年底，年富力强的大舅突然逝去。二舅一人在大舅妈家，饭来张口地继续生活了近三年，真难得大舅妈和几个表弟了。
84年春，疯子舅舅离家出走，他摆脱了“囚徒困境”，到化外去寻找他的“普林斯顿”，寻找他的费尔马之梦，从此，家人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注释：
【1】哈子：湖北方言，意即傻子。
【2】外祖父是当年（1929年）湖北省考取官费庚款留英的二名学生之一。留英期间，就读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该校是英国久负盛名的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以社会科学研究见长。
【3】“哈得拉索”：俄语，好的意思。那时全国上下学习“苏联老大哥”，从中学开始，俄语是首选外语。
【4】对策论，即博弈论。由大数学家冯.诺伊曼创立。
【5】劳卫制：是建国之初，全面学习苏联期间，在学校中制定而实行的一种《体育锻炼标准》。依次分为少年级、一级和二级。其中，二级是其最高级别，由国家体委颁发证书和证章，以示庄重。过了二级则是专业运动员标准。
【6】1958年武汉大学“拔白旗”运动全国闻名。其中教授、副教授391人作为白旗，被批判。被批判的学生305人，占当时在校生9%。武汉大学数学系党总支书记齐民友教授，被作为全校最大的白旗被拔掉。
【7】费尔马大定律，历经300多年，最终在1995年由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所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