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韩雪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3 次 更新时间:2015-08-04 22:06:54

进入专题: 国际关系理论   全球中国   中华文明   中国梦  

王义桅 (进入专栏)   韩雪晴  

   一 引言

   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繁荣”,在随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各门学科交相融合,大小学派接踵而至,主流论战高潮迭起。西方学者曾骄傲地指出,“毫无疑问,西方学界率先将国际关系理论内化为具有自觉意识的学术原则,并将世界政治的发展动力理论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找到了理解国际关系的正确路径”。①然而,近年来,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迅速繁殖,但其增长却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渐进式量的积累,而并非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范式革命般的质变。②换言之,西方理论的知识体系虽在不断膨胀,但其范式革新已几近停滞。非但如此,在最近的十年中,西方既有理论亦未能有效地指引西方走出自身发展的重重危机,面临着知识与实践脱节的危险,面对后西方世界的来临其解释力亦趋下降。目前,西方理论自身也正经历着严肃的反思,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亦开始质疑理论界定的西方标准。人们开始预言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正如冷战结束后初期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指出的,“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一样。③

   “西学东渐”的渐进尾声尚未导致西方理论的痛定思痛之后的“再复兴”,却为“东学西渐”提供了舞台。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理论学界纷纷将聚光灯定焦于非西方世界,④中外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纷纷将突破西方理论范式的希望寄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⑤那么如今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能否做到自成一家呢?对此,我们可以从理论自信与自觉的角度予以考察。当年费孝通先生讲文化自觉,特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所具特色与未来趋向有充分的认识”。⑥然而,在全球化的历史新阶段,在西方危机重重、人类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我们的理解当超越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指。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源于以中国文化为人类的发展模式提供另一种选择,源于中国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与自我创建。⑦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不仅仅是要为世界提供一种描述方式与解释路径,更是要进入自我、本我层次,达到真正的理论自信与自觉,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一种思想图腾和理念支撑,实现国际关系理论西化到全球化的转变。当然,按照这一标准来讲,目前中国尚不存在系统、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究其原因,学者们多以人之长——西方(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参照系来探究我之短——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国际关系理论的缺位究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相异所造成的必然悲剧,抑或是中国超越西方架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的希望?本文试图超越中西方理论对比的视角,从社会文化根源这一更宏大的视角来探讨中式思维超越西方理论的十大表现,从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缺位的自我反思出发,来探寻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梦的思想源头。

   二 为什么没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中国学派”的呼唤几乎从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即开启,从未停息,尽管其名称在“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等之间徘徊。但是,中国至今没有出现系统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千年古国,中华文明曾一度盛行于东亚,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呢?本文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提出十大假设,试图为这一问题提供解析。

   第一,国际关系理论秉持“普世”性理念,但中国的世俗文化本质上是反“普世”主义的。

   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情结源于基督教的一元神论。在西方世界,“普世”主义根深蒂固,可以概括为双重内涵:一是认为西方文明优于非西方文化的优越论;二是将自身文明装扮成全人类利益化身的“天定命运论”,即认为其自身负有推广传播的使命,而其他民族则具有欣然接受的义务。⑧受“普世”主义精神之习染,“理论”在牛津字典等西方权威字典中,被定义为“正统的学说”、“系统化的原则”或“不言自明的观点”。⑨其隐含意义是理论具有“普世性”内涵。在此基础上,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家们不免怀有将复杂国际事务最大限度抽象化的冲动。这一冲动感染了众多国际关系理论家,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他将世界解构为无数个无差别的同类“单元”,并视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为亘古不变、永久存在的系统。⑩只要西方文明的“普世”情结犹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终难逃脱范式化的窠臼。

   相比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的,多神论与无神论并存,本质上是反“普世”主义的。中国上古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女娲”,后接受“佛祖”、“观音”,但这些都是我们神化的祖先或膜拜的图腾,中国并没有据此形成内源性宗教。在中国,神由人造,而非人由神造。诸神皆为现实英雄之化身,且必须服务于世俗目的,否则将失去存在与供养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又是无神论的。中国历代君王多信奉“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11)即认为,所谓“神道”,不过是礼化万民的一种手段,而并非肯定神的真实存在。儒家对于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12)可见,受反“普世”主义文化传统影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更加凸显世俗色彩与人文主义关怀。《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3)很明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不存在“国”与“际”的概念,遑论“国际性”了。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科在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创立时,多数中国人依然笃信‘半部论语治天下’”。(14)

   第二,中华文化如此多元,以至于没能为理论留下余地。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一语道破中华文化与理论的关系。他指出,中华文化如此强大,以至于没能为宗教留下余地。据此,笔者认为,中华文化如此多元,以至于没能为理论留下余地。

   西方世界惯于使用“文明”的概念,这一概念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相对于“野蛮状态”而提出的。(15)据此,文明成为一个具有排他指向性的概念,也成为一个价值判断标准:文明的是好的,反之不文明的就是落后的。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P. G. Guizot)指出,“在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伟大事实中,似乎包含着两个要素,即其存在必须依赖的两个条件:社会的进步,个体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善,人类智力和能力的扩展”。(16)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将世界上的高级文化的历史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17)并断言西方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因此,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18)据此,西方理论体系逐渐形成。

   而中国则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一词。中国古籍《易经》中有:“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9)以人类所造参天地之造化。中国传统哲学“人文”思想流派纷呈,曾一度出现百家争鸣之势。儒家一直在中国文化派系中占据主导,一些西方学者误称其为“儒教”,其实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以文化道德与政治伦理来倡导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实现对人们行为和思想的软约束,造成了宗教的幻象。道家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流派,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0)认为“道”是世间万物的本源性力量,拥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与内在法则,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是无以言表的,因为我们无法用功能化了的理念去解释世界本身。此外,中国文化传统亦极大地受佛教的影响,佛家强调“宽恕”的美德,认为“若有执著,即非正见”,(21)执著于一时、一事、一域往往无法得览全局,太想拥有理论反而会陷入无理论的尴尬。总之,在中国,多元的文化思想取代了抽象的理论。

   第三,中国的学习型文化有悖国际关系理论的“传教士情结”。

   理论意味着创造性思维为问题的解决提供系统化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思维创造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适量的“传教士情结”。

   西方理论界,尤其是美国,怀有强烈的“天定命运”感,将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其文化价值观视做其不容推卸的责任,这种思维不仅局限于外交界,也广泛流行于民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十分推崇将精神世界与世俗事务合二为一的“入世的禁欲主义”,并形象地指出:“起初脱离现世而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已经掌控了这个先前被它挡在修道院和教会之外的世界。但总体而言,它保留了日常生活中天然的自发特性。现在基督教禁欲主义砰地关上了身后修道院的大门,大步迈入生活的集市,开始着手将自己的秩序渗透进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为现世中的一种生活。”(22)

   相较而言,中国的文化属于学习型文化,强调“博采众长”和“厚积薄发”而非“广泛传播”和“极力推进”,这些都与西方的传教士精神尤其是美国的天定命运观相违。中国历史上只经历了“西天取经”、“丝绸之路”和“百邦朝圣”,但这些都是文化的学习、交流与示范,丝毫无传教之意。即使郑和七下西洋,也只是宣示皇室威严,丝毫无文化输出之意。《论语》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3)中国人惯于从“他者”处学习而非为“他者”提供模范。而今,孔子学院虽走出了国门,但其根本任务是继承“万世师表”衣钵在教授汉语。中华文化的本质是内敛的学习型文化,与西方的传教士精神截然不同,这构成中国学派产生的一个主要障碍。

   第四,中国的国家身份处于多元变动中,在“传统中国(traditional China)”与“现代中国(modern China)”间徘徊,“全球中国(global China)”身份不明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缺乏稳固的身份基础。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三重身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24)以此对应,今日崛起之中国,其内涵同样有三个: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

   (1)传统中国:即传统农耕文化、内陆文明孕育之文化中国,基于传统儒学之上,形成于历时数千年的封建农耕时代。

   (2)现代中国:即深受革命经历影响之政治中国,以“天下”观破灭后,中国被迫融入西方国际体系而塑造的“民族国家”身份为标志。

   (3)全球中国:即全球化新趋势下之经济中国,受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既坚持传统文化又包容共同价值,属于全新的国家身份。

   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史,传统中国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因此,传统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缺乏对“他者”的有效关注,与理论的“普世”精神相悖。19世纪中期后,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纳入到西方国际关系之中。突然遭遇到西方的霸权,使中国顿悟到自身的落后,并从器物和制度层面打破了中式传统,在痛定思痛中迫切要求同西方接轨。及至21世纪,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新阶段。伴随“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国亦在寻求自身的身份定位。如今,农耕时代和殖民时代已成为过去,但中国身份仍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间徘徊,尚未升级为“全球中国”。简而言之,中国正体验着国家身份转型的各种不适应性,这破坏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身份基础。

   第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特征,存在理论创新惰性。

路径依赖原本是经济学理论,旨在证明在规定条件下,随机变量的累积可以带来收益递增,而这种机制具有自我实现的惯性,一旦形成,便可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下去,要么进入良性循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义桅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际关系理论   全球中国   中华文明   中国梦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023.html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13年8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